汪洪亮 :“问题”与“主义”之变奏:近代以来中国边疆学构筑的回顾与前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0 次 更新时间:2021-01-15 21:4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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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洪亮  
研究其本质和功用、演化及变迁。他认为,“以边疆教育学为根据的边疆教育才是一种合乎理想的教育政策或文化政策,然而边疆教育学的本身却仅是科学的而不是政策的”,“不仅是一门科学,而且是一门比较的与综合的大科学”。他认识到边疆教育学建设非短期可以成功,“需要先有一种大规模的边疆民族的调查作为研究的张本,其次还需要集合全国人类学者与其他诸专家编制一种方案,每组以一二边疆民族作为研究的对象”。这种研究是“精深的与局内法的研究”,研究者要有人类学训练,对于所研究的民族要有深切认识,熟知各种有关文献,要能说听民族语言,“深入其境”参与经历其社会生活。在这样的“专门研究与专门报告”积累到相当程度后才有完成“边疆人类学”或“边疆民族学”的可能,在此基础上才可能建立“边疆教育学”。20这篇文章虽然论述了边疆教育学的重要与必要,奠定了理论基础,但对其学科体系并没有展开论述,其后杨堃也没有对此进一步研究。

   吴文藻在稍后也指出,边疆教育是“发展国内民族文化的基本工作”,“边疆教育的对象,系中国边地各种浅化民族,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弱小民族”。他特别强调中国边疆的特殊性,“对中央不是殖民地的关系,不是藩属的关系,亦不是如欧美人或日本人所说保护国和宗主权的关系,而是整个中华民族或一个中华民国地方与中央的关系”,所以中国政府所倡行的边疆教育是“中国文化与土著文化双方并重同时并行的边地义务教育”,与奴化教育(殖民地教育)有着本质区别。他还指出边疆教育是一种特殊教育:“必须先建设一套边疆教育学的理论作为科学研究的张本。然后在应用一方面,始能根据确定一种或多种比较适当的边疆教育政策。”21尽管那时学界已有不少学人,包括李安宅、张廷休、徐益棠、曹树勋、梁瓯第等均对边疆教育有专门论述,但都缺乏学科构筑的立场,可见那时对边疆教育学的建构具有自觉的人仍是凤毛麟角。22

   3.杨成志的“边疆学”

   杨成志在1941年发表《边政研究导论》前,也曾提出“边疆学”学科建设的规划。1939年3月至6月,杨成志拟定《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边疆学系组织计划纲要》,建议在中国高校设置边疆学系,希望把边疆学建成一个学科,宗旨是“养成边疆各项建设专门人材之干部,并本科学研究精神,从事开发西南边疆自然与人文之学术宝藏”。他认为边疆工作“根本之图”,“莫如本教育为经,立研究为纬,使教育学术与国家建设,打成一片”。他列出了“急待研究之三大问题暨九节目”,包括开发边民问题(分文化、教育、社会三节)、改进边政问题(分政府、经济、资源三节)、巩固边圉(分史地、外交、国界三节)等问题。这段表述在两年后发表的《边政研究导论》中再次得到强调。这可能是在中国高校设置边疆学专业或学科最早的倡议,但未获准。杨成志还曾提出要在西部地区建立一所“国立西南边疆学院”或“国立西南民族学院”或“国立西南国族学院”的建议,对其在教育、学术、政治、军事、国防上的“希望结果”甚为乐观,但未获准。23尽管杨成志对设置边疆大学、边疆学系的名称与宗旨、筹备步骤、人员与经费等实务层面有周全系统的思考,但恰对“边疆学”的理论和方法等学科层面存而不论。或因此弊,两年后他在《边政研究导论》中对此问题做了非常系统的论述。

   4.吴文藻的“边政学”和杨成志的“边政研究”

   民国时期有关边疆研究的学科论证最成体系的是“边政学”,有两位学者专文论述其学科意义、性质、内容及建构。一般学者将吴文藻1942年1月发表在《边政公论》第1卷第5—6期的《边政学发凡》视为该学科的奠基之作。其实1941年9月杨成志即在《广东政治》创刊号上发表了《边政研究导论:十个应先认识的基本名词与意义》,比吴文发表早4个月。该文以“名词解释”的形式,对边政研究的对象、内容、理论与方法等各个层面进行了深入论析,开篇即言该文“是一种发凡性质的论述,把边疆研究的各项部门,一一略加解释,俾望国内一般人士得明瞭边政研究为如何的事业”。吴文指出,国内学者尚未对边政研究能否成为一门独立学问进行讨论。“本篇之作,亦属初步尝试性质,只能先给边政学划出一个轮廓。”吴文藻此言不算谦虚,他在北平燕大时期专注于社会学中国化,即使是在云南大学工作期间,对边疆研究也没有积极参与,“更遗憾的是,虽身处多民族的地区,却没有把握良机亲身参加实地调查”。他1941年到重庆担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职责是对边疆的民族、宗教和教育问题进行研究和提出处理意见,同时,还兼任了蒙藏委员会顾问和边政学会的常务理事”,24此时才具体从事边疆研究,《边政学发凡》就是在这个时段写出的。

   两文均自称属“发凡性质”或“初步尝试”,均对边政研究若干“关键词”进行了阐释,并对边政研究的内容与方法及所涉学科进行了分析。两文均指出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具有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两种趋势,但在“抗战建国”的关键时期应用研究更为重要。两文均强调“边疆”除了地理概念之外,更多具有政治和文化意义;并指出边疆民族及文化是解决边疆问题的关键和边政研究的核心议题。两文均强调边政研究要以民族学为基础和核心,也要有相关学科的广泛参与。不过,吴文藻在肯定人类学的基础上,还提出政治学为副。杨成志没有明确列举边政研究相关学科,但在论述边疆调查和边疆干部培养问题时,表达了类似观点。两文发表时间相近,尽管具体论述有些差异,但基本关怀和学科构想较为一致,呈现了南北人类学者的许多共识,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堪为“边政学”建立的理论宣言。25考虑到《边政公论》是蒙藏委员会下辖中国边政学会机关刊物,持续时间达8年,发表当时政学两界人士各类论著200多篇,在边疆学界具有重要影响,再因吴文藻在蒙藏委员会及中国边政学会均有较高地位,《边政学发凡》一文之传播应较广泛。发表在《广东政治》这一地方性刊物的《边政研究导论》或许在当时读者会少些。需要说明的是,杨成志在文章中并没使用“边政学”这个专有名词。不仅如此,据笔者目力所及,除了吴文藻,民国时期其他学者在论著中并未明确提出“边政学”这个概念,而是以“边疆研究”或“边疆社会研究”来表明其研究领域。这表明那时学人虽热心边疆问题研究,但对边疆学科建构问题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尚缺乏共识,故没有积极回应“边政学”的学科概念。

   5.李安宅的“边疆社会工作学”

   与前面几种仅通过一篇论文来阐述学科构想不同,李安宅以一部专著的规模对边疆社会工作学做了较为系统的阐述。《边疆社会工作》(中华书局1944年版)集中表述了李安宅的边疆观念及其边政主张,实际上构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学科体系。时人窦季良认为,这本书是李安宅“十余年人类学修养和三年藏民区实地研究的结晶”,是“量少而质高的一种作品”,对“边疆社会工作或应用人类学”有许多“特殊贡献”。26李安宅对边疆社会工作的论述涉及边疆工作的实施原则与步骤、机构设置与人员安排等方面。该书共有七章,标题分别为“何谓边疆”、“何谓社会工作”、“何谓边疆社会工作”、“边疆社会工作所有之困难”、“边疆工作所需要之条件”、“边疆工作如何做法”、“边疆工作之展望”。这样的章节安排,层层递进,是一个学科导论的框架,只是没有明确标注为该学科之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从学科立场来看,李安宅的主张是一种人类学的主张,是基于文化的理解和互惠,是一种社会建设先导的体系。他指出,边疆社会工作也可以说是应用人类学,“边疆的特点乃是实地研究的乐园,尤其是应用人类学(边疆社会工作)的正式对象”。他认为边疆工作就是要“不但根据实地经验,亦且依照‘应用人类学’的通则”,接下来,他明确表态:“应用人类学就是边疆社会工作学,只因舆论不够开明,所以热心边疆的人与机关尚多彷徨歧途,而不知有所取法。”这番话虽说得坚决,但学科意识却不够强烈。如果书名确定为《边疆社会工作学》,显然更能表明其学科关怀。该书论述的落脚点在于消除边疆的“边疆性”,让“边疆”仅仅是个地理的名词而失去文化的意义。这番表述,与胡耐安的观念若合符节。胡认为边疆工作者应认识到,“国土是一块整土”、“国族是一个整体”,“除了地理上的边疆名词以外,不再有移用边疆名词于其他任何部门的权宜办法”。27边疆工作成为无差别的社会工作,也就是边疆居民与内地居民都成为现代的国民,边疆社会工作的归宿即在此。28作为国民政府社会部研究室编的“社会行政丛书”中的一本,其“最大特色,在于不是为边疆而讲边疆,乃是从整个国家去看边疆,将边疆工作与整个国家的要求联系起来”。29后来有学者在边疆工作思想链条上为李安宅定位,认为边政学突破了有些学者主张的失之粗略的同化战略,在吴文藻提出边政学的理论目标和参照体系后,在李安宅这里形成了“以西方为榜样的比较成熟的边疆工作模式”。30

   李安宅有着建构立足应用的边疆学科的雄心,但从学科角度而言,“边疆社会工作”即使是一个学科,也只是“二级学科”,不如“边疆学”或“边政学”内涵丰富,而且“应用人类学”和“边疆社会工作学”内涵也未尽一致。尽管如此,这个学科设想仍然反映了抗战建国时局中一个学者对于多种潜在的学术话语困境的突围。31

   20世纪30年代已出版不少基于实地考察的边疆研究论著,但很少有专门讨论边疆研究理论和方法的作品。40年代,许多学者撰写文章讨论边疆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表明边疆研究在方法论上趋于规范化和科学化。32如柯象峰的《中国边疆研究计划与方法之商榷》(《边政公论》1941年第1期)、林耀华的《边疆研究的途径》(《边政公论》1942年第1—2期)、卫惠林的《中国边疆研究的几个问题》(《边疆研究通讯》1942年第1期)等文,基本都对边疆研究所涉及的相关概念与论域、理论和方法、组织与步骤及参与学科等问题做了较为深入的研讨。

   综合上述,相对而言,民国时期后半段,“主义”纷呈,但大多昙花一现。有些学人立足于解决问题,但没亮出“主义”的旗帜。上述五种“主义”的学科理念传播及影响,需要谨慎评估。顾颉刚的边疆学主张,在当时没有及时发表,后来虽然组织了中国边疆学会,又很快因三个学会同名而合并。杨成志的边疆学系设置及边疆学院设置构想,虽然公开发表,但并未真正落地。他转而提倡“边政研究”,与稍后吴文藻提出的“边政学”,可以看作边政学的学科建构宣言。因为有了中国边政学会和《边政公论》刊物,边政学研究具有较好的载体,中央大学和西北大学1944年都成立了边政学系,也使边政学的人才培养具有根基。但是仅从理论建树而言,那时高举边政学旗帜的并不多,至少公开呼应杨成志和吴文藻的论著并没有看到。20世纪40年代出现了很多有关讨论边疆研究理论与方法、组织与程序的论文,但是并没有明确提出边政研究,多以“边疆研究”为题目,比如柯象峰、林耀华等从事社会学、民族学研究的学者也都是讨论“边疆研究”而不提“边政学”,其中有何玄机,值得思考。杨堃的边疆教育学,虽有学科建构的理想,但没有延续和深入下去。至于李安宅的边疆社会工作学,旗帜不够鲜明,理想隐约其中。总体而言,这些“主义”在当时留下痕迹不多。提出了学科构建构想的人,对其系统阐述也比较有限。即使是较为系统的阐述者,在当时就受到支持和拥护,得到传播和推广的仍然很少。

   (三)20世纪80年代以后

   这一时期,也即所谓第三次边疆研究高潮。学界对中国边疆学科构筑的热情很高,提出了很多学科构想。1992年,邢玉林发表《中国边疆学及其研究的若干问题》,初步提出了“中国边疆学”的概念,对其定义、功能及研究内容做了初步讨论。33此后马大正对中国边疆学的构建做出了持续的思考与努力,将“创立一门以探求中国边疆历史和现实发展规律为目的的新兴边缘学科——中国边疆学”视为边疆研究者的“历史使命”。34他关于中国边疆学的系列论述,大多结集于《中国边疆学构筑札记》(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及其编著的《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9)》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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