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建文:从训诫臣民到劝导君主——《资世通训》与明代祖训诠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7 次 更新时间:2021-01-12 15:25:35

进入专题: 朱元璋   资世通训   祖训   君道   臣用  

苏建文  

   摘    要:

   《资世通训》是朱元璋于洪武八年颁布的训诫天下臣民的重要文书,目的是使天下臣民感君恩,为君用。《资世通训》在洪武一朝得到官方的刊刻与大力推行。洪武以后,朝廷主导的颁行沉寂,民间刊刻、传抄兴起,臣民由被动的听众和接受者,变成了积极的参与者、推动者。其间,士人在极力赞颂明太祖及其祖训的同时,按儒家圣王标准对明太祖形象和其祖训进行了重新塑造与诠释。这个过程中,《资世通训》由君主训诫臣民的工具变成了臣民劝导君主的凭借。《资世通训》之传播与诠释的变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明代政治文化变迁的典型案例。

   关键词:朱元璋; 《资世通训》; 祖训; 君道; 臣用;

  

   洪武八年二月丙午,太祖朱元璋为训诫臣民,颁行《资世通训》于天下。1该书有君道、臣用、民用前、民用后、士用、农用、工用、商用、僧道、愚痴、教子、造言、民祸、民福等共十四章,六千余字。篇幅虽不长,但充分阐述了朱元璋对君、臣、民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以及对士、农、工、商、僧道等社会各阶层各职能的定位、见解与期待。洪武年间,《资世通训》得到国家大力刊行,其所表达的思想也得到贯彻。洪武以后,朝廷主导的刊行活动虽归于沉寂,士大夫和民间对它的兴趣却开始大增。对于这样一部文书,目前学界只是在分析朱元璋相关思想时才有所涉及,2专门研究则付之阙如。另一方面,明代祖制的创立及其在后代的影响是一个重要的话题。其中,明太祖留下的祖训如何在洪武以后为各朝君臣所用,也得到学者诸多关注,但相关研究多从整体上对“祖制”进行探究并对其意义进行评论,3对其中反映的明代政治文化的变迁措意较少。本文探究《资世通训》的颁布、刊行及其在有明一代的流传与诠释,重点关注有关君主与臣民关系的话语如何在《资世通训》中得到表达,如何在洪武一朝得到推行与落实;明代中后期士大夫对《资世通训》的推崇和诠释中,这一话语又如何被后人修正。

   一 《资世通训》的成书与推行

   关于《资世通训》的成书时间,朱元璋在该书序言中记为洪武八年正月,而《明太祖实录》4和翰林国史院编修赵埙为该书所作的后序均记为洪武八年二月。黄佐《翰林记》称:“《皇明祖训》、《大诰三编》、《大诰武臣》、《资世通训》、御制诗文、《御注洪范》、《御注尚书》、《御注道德经》皆出宸衷,而令本院儒臣商确之。”5可见朱元璋应于洪武八年正月完成《资世通训》并作序,然后交由翰林院儒臣进行商讨润色,最后在次月的丙子日定稿并由翰林国史院编修赵埙在后作序,随即刊行。

   1.《资世通训》的内容

   明朝开国之初,北元仍在,所辖区域内又起义不断;尤其当时士人多以不仕相高,甚至对元朝念念不忘,6明太祖承受着论证自身合法性和建立新的统治秩序的迫切压力。《资世通训》便是对这一压力的回应。正如他在序中所言:

   凡君天下者代天理物,统寰宇之大,负教臣民之重,上古哲王道与天同,今朕匪才薄德,却乃握乾符而统寰宇,德将安在?于是宵昼弗敢自宁,但见世人性愚而见浅,古有圣经贤传立意深长,为先儒注以繁辞,评论不一,愈愚后学者。朕特以一己之见,总先贤之确论,托谒者评之,直述其意,以利今后人。7

   这里他首先指出,“君天下者代天理物”,君主的天职是治理天下和教化臣民。由于世人“性愚而见浅”,先儒、后学也都不能把握古人“圣经贤传”的深长“立意”,因此他必须亲自阐发哲王之道,矫正臣民的错误认识,统一思想。

   《资世通训》的核心在于对君、臣、民及其相互关系的定位。其要点如下:

   首先,君主“君天下为生民主”,要行“君道”,即尧舜这样的“圣人之道”。具体而言,为“俭、素、勤、敬、祀、戎、亲、内、外、孝、慈、信、仁、智、勇、严、爱、以时”十八事。8“君备知十八事而亿兆安”。

   为人臣者,当“竭己以奉君”。君主为了治理天下,“设百官助理之”,因此有君才有臣,君对臣有养育和知遇双重恩德。臣必须感恩报恩,要落实“三报一祀”,即报君、报父母、报报民和祀鬼神,于非仁、非忠、非知三报一祀、假公营私、代报、非孝、非亲亲、欺、诳、侮、瞒、虚、诈和自高“有一为者,必不得其死”。9

   为民则要知报君恩。因为有君主在,“王纲振而强暴息”,百姓的性命和家资才得以保全。百姓报君恩,既要遵从君主教化,又要听从官府调遣:孝敬父母、教训子孙、和睦邻里,父子、夫妇、兄弟相互劝励做良民、志人。

   在朱元璋的叙述中,只有君是“道”的拥有者,是践行君道的主体,臣为君主实现君道的工具;行君道是君主对臣民的恩德,为君用是臣民报君恩的责任和义务,在权利和义务上君和臣民是不对等的;强调臣“多始而无终”“不得其死”,民“多贫而不富,多罪而不宁”都是臣民自己的责任,是他们不知报君恩、不听君主教化导致的报应和惩罚。可见,朱元璋虽然使用儒家“尧舜之道”等概念,实际上构建的是皇权主义的君主臣民观。在对君、臣、民关系提纲挈领的论述后,他又以此为要领分别对士、农、工、商、僧道等各阶层各类群予以训诫。

   在《士用章》里,他指出“坐视市村,自矜其能”,“是古非今,迂愚终日”,“不能措诸事务”的所谓名士均为无用之士。而像诸葛亮那样“有志于为造”且“格物之至精,虑人事之过熟”,即积极求为君主所用且拥有为君主所需能力的士人才是真正的有用之士。若对君主无用,则“安得擅食民膏焉”。在《僧道章》中,朱元璋强调佛道二教“益王纲而利良善”,“若蒸民乐从,世道昌,王仁矣”,因此“王臣无憎爱”。可见,朱元璋对佛道与士人的定位虽然不同,但以是否为君所用来衡量其意义的价值标准则颇为一致。

   总之,在《资世通训》中,朱元璋将自己塑造成了洞明古先哲王深意,通过治理和教化来养育臣民的真命天子。更值得注意的是,《资世通训》通篇借谒者与自己对话的形式展开,为士人树立了积极求为君用的榜样。文中借谒者之口告诫士人:“古今士习王政,必欲为帝王师”,现在真主已出,怎能“不俯伏天阍”,“以陈平生之所学”;10借谒者与自己的唱和,朱元璋还证明自己的“一己之见”得到真儒之认可,是“先贤之确论”,不仅于当世有益,也将功在千秋。对此,儒臣赵埙在后序中附和道:“古先哲王之治天下也,克尽君师之道、政教兼备,所以风俗厚而治化隆。后之为君,能善其政者固有之矣,其兼师道而善政者犹或阙焉。”唯有朱元璋“信乎克尽君师之道而善教备矣”。

   2.《资世通训》在洪武朝的推行

   洪武一朝,朱元璋颁发了大量御制文书,利用各级政府和学校,以及乡里组织和社学等机构在全国范围内加以推行实施。11具有训诫天下臣民这一目的的《资世通训》当在其中。

   据《南雍志》载,南京国子监其时存有《资世通训》一卷。12周弘祖《古今书刻》也提到,南京国子监曾刊刻过《资世通训》。13国子监作为明初朝廷重要的刻书机构刊刻《资世通训》,可见朝廷对此事的落实。另外,《长兴县志》中收录洪武长兴知县萧洵所作《重修县学记》,提到“堂后藏书基地仍创楼四间,扁曰青云,藏洵所刊《资世通训》板。 14萧洵此文作于“洪武九年二月丙辰”,则在朝廷刊布《资世通训》不到一年,湖州府长兴县就刊刻了《资世通训》,可见朝廷推行这一“臣民万世之宝”的努力以及地方衙门的配合。

   《资世通训》除了文本的刊发,其主题和内容在之后其他的御制文书中也得到不断重申,并在司法实践中得到落实。洪武十八年到二十年,朱元璋接连颁布《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三部法律文件,训诫臣民。比较三编《大诰》和《资世通训》,可以看到《大诰》15对《资世通训》有关君主与臣民关系的再次强调。比如三编《大诰》不断强调君主养民:“所以养民者,在申古先哲王之旧章,明五刑以弼五教,使民知五常之义,强不得凌弱,众不敢暴寡;聚兵积粮,守在四夷;民能从化,天下大安,此人君养民之道也。”16 相应地,《大诰》也累篇重申百姓需要报答君恩:“为君之民,君一有令,其趋事赴功,一应差税,无不应当”,17“闲中起居饮食,不时举手加额,乃曰:税粮供矣,夫差役矣,今得安闲,上奉父母于堂,下抚妻子于室”。18

   《大诰》中,臣民因各种失错而为朱元璋诛杀的案例比比皆是。如在“秀才剁指”条目中,朱元璋教训宁愿剁指自残也不愿为他征召的夏伯启叔侄道:“尔所以不忧凌暴,家财不患人将,所以有所怙恃者,君也。今去指不为朕用,是异其教而非朕所化之民,尔宜枭令,籍没其家,以绝狂夫愚夫仿效之风。”19同样,在“苏州人材”条目中则进一步强调“寰中士夫不为君用,是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20如果说《资世通训》是朱元璋对臣民有言在先的警告,那么三编《大诰》则反映了他对这一警告的落实。

   可以看到,《资世通训》在洪武八年刊行之后,得到皇帝和朝廷的大力推行,不仅文本本身得到广泛刊行,更重要的是,其中有关君、臣、民三者之间关系,臣民本分的主题与话语得到不断的强调与落实。

   二 洪武之后《资世通训》的刊行与流传

   洪武以后,《资世通训》的刊行由朝廷主导逐渐变为民间自行流通。一方面,朝廷主导的刊刻和颁降活动明显趋于沉寂。除了孝宗朝还有朝廷颁降《资世通训》的间接记载,21其余均不见相关记录。22另一方面,在民间商业出版以及私人传抄中,《资世通训》则呈现更为活跃的状态。据《建阳县志》的记载,建阳县书坊中已有《资世通训》的书版;23除了刊刻之外,《资世通训》也通过手抄的形式得到流传。24另外,《资世通训》在明代许多私人藏书家如祁承、高儒、黄虞稷、朱睦等人所撰目录类书籍中都有记载,可见其收藏亦较广泛。25

   《资世通训》在商业出版和民间传抄中的活跃状态当与其进入科举考试密切相关。早在成化年间的科举考试中,便可看到关于《资世通训》的问答。如成化十六年应天府乡试策问中便问道:

   ……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奉天明命,肇造寰宇,圣神文武,冠绝百王……复于万几之暇条成《大诰》三编、《资世通训》十四篇以训饬臣民……万世圣子神孙守圣祖之成法,九州四海万世无虞,万世臣民钦服圣祖之训辞,亦永享太平之福,此有志于世用者不可不知也。诸士子生长帝畿,父祖老长必有能诵圣祖创业之惟艰,闻之稔矣,尚敬述于篇以观平日究心当代之学。26

   可见在出题人看来,圣祖祖训这样的当代之学是士子平日即当究心的。对此,训练有素的考生自能熟练作答。27

   可以说,科举不仅仅是选拔人才的机制,也是进行国家意识形态的宣扬与操练的阵地。而作为承载国家意识形态的“经典”,太祖祖训自然不容忽视。如孝宗朝,丘濬所上《访求遗书疏》中,进一步建议将《资世通训》等太祖所作之文书“颁之天下,传之将来……俾学校用以教人,科举用以取士,朝廷用以资治。则圣祖之圣德神功,与六经而并行,同天地而长久矣”。孝宗采纳了丘濬的建议。28

   倪岳为乡试所出策问,就《资世通训》的具体内容提出问题,其中提到“论士而独举伊尹而下六臣者为士之善”,其中的六臣,就是《士用章》里提到的伊尹、傅说、望来、宁戚、百里奚、诸葛亮。显然,士人需要熟悉《资世通训》,才能回答相关考题。另外,倪岳在该策问中指出“诸士子祗服圣训有年,其知所以为士之道审矣”,可见在他看来,诸士子对《资世通训》的熟读理解是理所当然的。

   除了考官出题时会涉及《资世通训》,考生在应答时也会主动援引《资世通训》的内容。比如董玘在弘治十八年(1505)廷试策中赞颂道:

我太祖高皇帝定天下之初,正己以建极,稽古以垂宪,致治之道,辅治之法,真可谓一洗汉唐宋之陋而上继乎唐虞三代之盛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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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林. 20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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