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藏语保护法规的出台、岳飞的民族英雄称号及其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45 次 更新时间:2003-01-02 1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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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寒秋  

  

  据国内媒体报道,西藏地方政府在2002年6月已经通过了一项关于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的地方法规。其关键性的内容是——在西藏自治区范围内,藏语将受到特殊保护和优待。今后在西藏地区,不管那个民族,都要尽可能地学习和使用藏语,以保护藏语和藏语文化不被淘汰和灭绝。这项决定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值得每一个致力祖国复兴和消弭民族矛盾的仁人志士们深入思考。

  

  这个政策的出台,意味着中央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摈弃了绝对的中央集权和单方面民族同化即汉化的大传统。中国历代的汉民族政权,一直坚持汉族中心主义的文化政治本位,不仅在少数民族地区强制推广汉语、汉语文化和汉族的生活方式,而且常常针对少数民族采取移民实边的人海战术进行同化。而少数民族中的有识之士,也历来推崇和积极模仿汉民族的一切文化成就,提倡与汉族人民杂居和通婚。这种双向交流的传统在中国历史上曾经起过重大的作用。使得以汉民族文化为主体的中国文化在东亚地区长期保持了文化上的强势和连续性。这对于中国长期保持了一个统一的多民族政治共同体的国家框架,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这种做法很多时候趋于强硬、简单和粗暴,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摩擦和误会。

  

  一九四九年以后,与某些敌对势力的诬蔑造谣相反,新中国在坚持文化多元主义方面,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首屈一指的。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帮助中国境内很多没有形成本民族文字的少数民族,创建了自己的文字。这样的做法与古今中外历史上的强势民族千方百计地消灭弱势民族文化的霸道作风有天壤之别。这种尽力保持预言文化多样性的民族政策现在也一直在执行中。这次藏语保护法规的出台,就是一个新的阶段性的标志。承认文化的本质和世界的本质是多元的,如实地反映,自觉地履行。这近乎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了。

  

  对于强势者来说,帮助弱者的最为可取的方式就是促使他们能够自立自强,自觉自愿压抑优势的展现和炫耀,最终以平等和富有尊严的方式相处。新中国长期以来规定,凡是父母有一方是少数民族的,子女一般选择少数民族身份。这种倾向和扶助弱者的政策,更能够体现汉民族博大的胸怀。任何一个强大和自信的民族都敢于吸纳和接受一切新鲜血液。但是,却只有一个慷慨和仁慈的民族才愿意扶弱制强,自我损抑,以尽人事,以合天道。胜人者力,自胜者强。强大居下,柔弱居上。永远拒绝那种颐指气使,飞扬跋扈的单边主义霸权的诱惑,这才是强大的最高境界。施予他人的真正恩惠,就是愿意促使他人真正的自立与强大,因此自觉自愿地抑制自己的野心和冲动,从而使自己能与他人真正平等与和平地相处。以柔克刚,以情动人,这种宽容博大的作风,绝不是那些貌似强大,内心懦弱的封闭的民族所能坚持的。有容乃大,无欲则刚。厚往薄来,克己复礼,这是任何一个民族走向兴旺发达,赢得其他民族拥戴的必由之路。

  

  不管在历史上,汉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存在过多少恩恩怨怨,历史已经永久的逝去了。中国先哲云,弱者道之用,反者道之动。圣经上说,上帝总是选择弱者。因此现在处于强大的一方,自我损抑,维护弱者的自尊心,提供弱者的安全感,将有助于消弭他们的仇恨和反抗的心理,这样就不会导致极端局面的出现。尤其是可以防止敌对势力恶意利用民族情感,挑起民族冲突。当藏族人民和藏语文化无论是在人数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处于弱势的时候,由国家政权出面,对藏族与藏语文化进行特殊的,倾向性的保护是绝对有必要的。同时我们也有理由希望这种明智与现实的政策能够在新疆、蒙古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大规模聚居地区普遍使用。

  

  也许在西藏的有些汉族群众甚至包括内地的某些崇尚国家文化统一的人们不大能理解这种法规的良苦用心。觉得说藏语不大习惯或者是认为汉族人说藏语没有必要。实际上,从维护藏族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的角度来说,在西藏地区的汉族群众也许光学会说藏语也许还不够,最好是也模仿藏族的风俗,穿着藏族的服饰。以达到难分彼此,浑然一体,物我两忘的境界。史书上记载,大禹周游天下,入乡问俗,随遇而安。至裸人国,则也跟他们一样脱去衣裳,在离开的时候,才穿上衣服。外在的习俗、服饰和语言,无非就都是广义上的一件衣服罢了。中国古人并不太重视这些东西。在中国各民族中,只有汉族没有特色鲜明的民族服饰。这种把外在的语言和习俗当作外在的衣服来穿的的明智、通达与现实的态度,是中华民族最可贵的精神遗产。圣人不滞于物,与世推移。在人类的历史上,只有真正的英雄和伟大人物,才会具有宽广的胸怀和远大的志向;才能与时俱进,以德治国,推行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伟大政策。而这些政策最终将赢得各民族人民的普遍支持。

  

  兴灭国,继绝世。继往圣,致太平。我们伟大的祖国通过种种政策和措施,给那些已经衰落的古老民族注入新的活力,恢复他们的古老的文化和维护他们的自尊心。使那些在历史上创造了辉煌文明的民族,能够永远记住他们的辉煌历史;使那些英雄的传奇、动人的传说和壮丽的史诗都能够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无限丰富我们伟大祖国的文化宝库;并最终使得我们伟大祖国境内的各民族真正以平等、自愿和富有尊严的方式联合起来。这才是真正的大仁大义,这必将成为垂于万世的尧典洪范。

  

  另据媒体报道,中国教育部在新版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中作了如下规定——由于岳飞和文天祥当时所反抗的女真族和蒙古族入侵势力已经长期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今后不宜再称岳飞与文天祥为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而以较为模糊的爱国英雄来称呼。针对此事,专家学者以及普通网友在各类新闻媒体中爆发了广泛而激烈的争论。这两件事情虽然在媒体中受到的关注程度迥然有异,但是它们之间是有极为深刻的内在联系的。

  

  这个民族英雄称号事件的关键在于,我们应不应该纠缠在民族英雄的称号中不能自拔。不管是把岳飞和文天祥定义为汉民族的英雄还是中华民族的英雄,都不能确切地道出他们英雄行为的本质。民族主义的观念来源于近代欧洲民族国家本位竞争基础上的特殊历史格局。用那种格局孕育出来的民族主义观念来解释中国历史上的各民族势力和各政治集团争天下的政治格局,可谓是南辕北辙,离题万里。中国的近现代民族主义是在东西方殖民主义强盗的野蛮进攻和残酷剥削压迫以及长期落后的危机感中产生的一种防御性、自卫性和追赶性的机制,不能再无限向古代推延。

  

  以岳飞与文天祥之所以值得后人们缅怀与歌颂,在于他们的那种“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在于他们那种以弱抗强,保卫家园的和平主义信念;在于他们那种以天下的安危和人民的疾苦为己任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于他们那种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巨大勇气。他们不计成败立钝,不计个人安危,在祖国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精忠报国。“道之所在,心之所安,虽千万人拒之,吾往矣。”几千年来,正是依靠了以岳飞和文天祥为典型代表的无数英雄人物的奋斗,才使得中华民族和中国文明避免了其他古老民族和文明古国身死国灭和文明停滞的悲惨命运。也只有这种的慷慨赴难,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才能够超越时代与民族,被古往今来的全人类所共同接受。

  

  不管后人是怎么评价岳飞,认为是封建愚忠还是精忠报国,岳飞都是一个悲剧性的英雄。在那个皇帝是国家的象征,甚至是国家的唯一内容,忠君才是爱国的年代里,他不可能超越这种规范和限制。伟大的学者陈寅恪先生有言,“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任何一个英雄豪杰,在这种观念的制约下,只能以死报君王,而不能犯上作乱,取而代之。何况赵构并非那种亡国之君,好歹也算半个中兴之主。

  

  我国著名的学者和战略家何新先生则发人之未发,非常深刻地指出,“政治本身是一权力制衡和平衡之艺术,赵构诚亦难得之政治奇才也”。为了保住赵姓江山,他“处危亡之境而行平衡之术”,“以宋将制金人,而又借金人之势牵制诸大将。再以诸节度使并列,竟成犬牙交错之势以相牵制,终削弱之。又以文官宰相无兵权者总制之。”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运筹帷幄,纵横捭阖。既从野蛮军事霸权民族的手中保住了汉民族的半壁江山,也避免了安史之乱以来形成的武人拥兵自重,藩镇割据,长期内战的格局。而南宋的财富总量和生活水平丝毫不亚于北宋的全盛时代。这一段支离破碎与悲喜交加的历史,今天的人们也未必能够把它分析得一清二楚,面面俱到,在情感、信念和理智上毫无粘连与纠葛。

  

  如果能够放宽历史的视野,不仅仅从汉民族的文化政治本位来看待历史问题。那么当时在辽金宋三国对峙和宋金战争的年代里,金国的领袖人物完颜阿骨打、粘罕、斡离不和兀术等人,站在女真族的立场上来看,又何尝不是英雄?一个弱小的民族,奋起于白山黑水之间,能够接连战胜亚洲甚至是全世界第一强国辽帝国和第一富国宋帝国,缔造了一个同样辽阔与强大的帝国,这种辉煌与壮丽的场景在古往今来的人类历史舞台上也是屈指可数的。就把那些异族的英雄人物也吸纳进中华民族的先贤祠与万神殿中来吧!只有以恢弘的气度与博大的胸怀来对待历史恩怨,才能使中华民族获得空前的和解与友爱。

  

  汉民族是中华民族的主体,但绝对不是中华民族的唯一组成部分。中国历史上的汉族政权,在汉民族处于扩张的强势的时候,就提倡华夷一家,以消弭民族矛盾和异族的反抗心理;在汉族处于防御的弱势的时候,就提倡华夷有别,以鼓舞汉族人民抵抗异族侵略士气。这其间其实并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唯一一以贯之的就是尽可能地使更多的人生存下来的人本思想和振兴古老中国文化的意志。我国著名历史学家葛健雄先生指出,中国农耕文明区的统一是农业民族,但是只有游牧民族的侵入,才使得农耕文明区与游牧文明区得到空前的统一。在一个统一的政治共同体中,进行长期的文化经济交流与共同生活,使各族人民都认识到了国家的统一与民族间和平的可贵。因此从辛亥革命的五族共和,到五十六个民族大团结的新中国,各民族之间友好相处一直是主流。

  

  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一部各民族不断融合和创新的历史。中华民族的正统,不在于汉民族居于统治地位还是少数民族居于统治地位,而在于哪个政权能使国家获得大一统和人民获得整体意义上的自由、幸福与尊严。至少是坚持了这条理想,给予人民以希望。因此,无论是哪个民族和那个政治集团,只要承认这一条的最高权威,才能获得历史的承认和后人的仿效。在历史上我们牺牲了无数人的生命,那种暴行无论是异族统治者还是汉族统治者施加的,都应该永远受到谴责。但是人死不能复生,不管我们经历了什么灾难,我们现在还是活了下来。这就是我们还能够对历史进行反思和总结的现实基础,因此我们的一切政策都应该首先考虑如何使现在的国家与现在的人民更好地生存与延续下去。

  

  长期以来的正统思想只讲阶级仇,不讲民族恨。但是在对待中国历史上形形色色的民族英雄的时候,态度还算是公正的。还是肯定了他们的历史功绩以及指出了他们的历史局限性,甚少有求全责备的地方。在改革开放和中华民族走向全面复兴的年代里,我们不应该去苛责古人,更不应该继续纠缠在历史仇恨中,更应该风物长宜放眼量。何况古代中国人不管是汉民族政权还是少数民族政权都并不像某些心怀恶意,充满着无知和偏见的人认为的那样浅陋和狭隘。元朝统治者在修官方史书的时候,将辽史、金史与宋史并列为正史。在元朝末年,对岳飞的祭祀已经由国家正式主办。在女真祖直系后裔的满清统治者入主中国后,更是慷慨地接纳和承认了岳飞、文天祥以及朱元璋等反抗异族入侵的汉民族英雄人物。

  

  我们伟大的祖国母亲,以她宽广的胸怀和无穷的物产养育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无数儿女。既养育了征服者的后代,也养育了被征服者的后代。征服者的后代和被征服者的后代长期共同生活在一起的结果,最终使两者的血统与文化混合在一起了。因此,现在征服者的后代和被征服者的后代能够和平地生活在一起,共叙兄弟情谊。度劫余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我们那些吐蕃族、女真族和蒙古族等少数民族血统的兄弟们,与我们同在一个祖国的怀抱中。这一切更使得我们珍惜现在的民族大团结的局面,而不是重提旧日的仇恨使它们变得更加新鲜刺激人。往日的敌人已经消失在历史的洪流中,剩下的都是我们的兄弟民族。对比某些国家内的长达数百年数千年的种族、民族和宗教仇杀,我们的祖国是幸运的。

  

  伟大的学者陈寅恪先生有一句名诗,“绝艳似怜前度意,繁花犹待后来人。”此中的寓意极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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