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人类学经历了百年发展，这百年也是学者们倡导和追求人类学本土化的过程，从经验形态、理论形态及学科形态方面都取得了丰厚的研究成果。本文回顾百年人类学本土化历程，从点到线到面的研究范式改变，从民族交流到文明互动的研究思路拓展，尤其对边疆、走廊、道路的研究，是中国人类学本土化过程中三次承前继后的重要实践，是中人类学在不同阶段介入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关怀——救国、富国和强国，并推进了中华民族文化自立、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进程，最终坚定自己的传统走向世界。
关键词：边疆；走廊；道路；人类学本土化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四川藏区内迁移民生活现状调查研究”（13CMZ042）
人类学始于西方，所以长时间以来人类学尤其受着欧洲和美国人类学的影响，并一定程度上视为人类学之真理。但现在已经时过境迁，在特定时空条件下得出的欧美经验面临挑战，正如英国著名人类学学家迈克·罗兰所说：“在欧洲，你无法把人类学与殖民主义和殖民历史分离开来；在美国，我认为与获得更多美洲原住民的合作有关。这在许多其他白人为主的社会里一样，比方说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等，在哪里人类学的观点基本上是由对原住民的迫害的历史遗存所控制和主导的。”[1]中国历史完全不同于西方历史，中国的现实发展也完全有别于西方的发展经验，所以中国人类学从开始一直进行本土化的努力，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尤其在二十一世纪全球“互联互通、文化共享”[2]的新世纪里，中国人类学本土化、中国经验、中国声音如期走向世界。而本土化的过程最突出的是反映人类学在中国的实际应用及其应用范式的研究。本文将从人类学三种形态（学科、经验、理论）的发展中梳理其本土化历程，并探析本土化过程中三次非常重要的实践模式，对掌握中国人类学当前的发展动态以及把握其未来发展方向有着重要意义。
一、文化自立：人类学与边疆研究
边疆问题和边疆研究在中国是一个古老的课题，从秦汉时期属国、土酋到元明清之土司建制，历朝历代都是作为兴国安邦的重大问题而受到重视。近代的边疆研究出现了两次热潮，即“19世纪中叶和20世纪20-40年代，分别以‘西北史地学’和‘边政学’为代表”[3]。尤其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内忧外患、边疆不稳，所以“筹边之计，首当度力……因势利导、稳边以安中国”成为当时中国的重要任务之一。[4]47中国人类学兴起也正是边疆研究再次成为热潮之时、必要之际。
发轫于西方的人类学一定程度上与殖民主义和殖民历史分不开，并以研究对原住民的统治为主导，被“认为主要是研究各民族的文化，尤其是原始民族和初民社会的文化”[5]的学科。但同时人类学对异族文化社会的研究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这些研究经验和成果正顺应了相关方面了解边民生活生计、风俗人情、文化风貌等“治边”之需，所以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从开始就和边疆研究建立了亲密关系。正如吴文藻先生认为：“人类学是研究边疆民族及文化的中心科学，而从事边政的人就必须具有关于边疆民族及文化的充分知识……我们急需熟悉边疆语言，本此功能眼光来考察边疆民族接触及文化交流的过程，尤其需研究边疆民族接触及文化交流过程，尤其需要研究边疆文化及边缘人在开发边疆事业上的地位。”[6]
二十世纪初在国外受过人类学训练的一批学者被称为中国人类学的第一代奠基人，比如吴文藻、杨堃、孙本文、凌纯声等，费尽心血建设中国人类学的学科，不仅讨论“人类学”概念范畴，还翻译了一批国外人类学理论学说、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著作，包括当时西方流行的进化学派、传播学派、历史学派、法国社会学年鉴学派、功能学派的理论等。经过前辈学者们近半个世纪的研究讨论和实践，中国人类学在二十世纪前半世纪确立起来，并致力于人类学的应用研究和本土化发展，“中国边疆史研究也出现了始于二十年代末的边疆史地研究新的发展高潮”，[7]而这正是人类学中国化的一次重要实践，并取得了重要收获。在爱国救亡运动中出现了一批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的著作，除了宏观的中国边疆研究外，还包括对西藏、新疆、蒙古、广西、云南和四川边地等局部问题研究；诞生了与边疆研究密切相关的学术团体，如中国史地学会、禹贡学会、中国边疆学会等，并创办了一批研究边疆、边政的刊物，如1910年创刊的《地理杂志》、1919年创办《史地学报》、1948年创刊的《中国边疆》等近20多种期刊，为研究边疆问题开拓了重要的学术平台；在一些高校专门开设相关专业，培养专门人才，比如在中央大学和西北大学先后建立了边政学系，培养熟悉少数民族文化历史情况，并掌握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专门人才，同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基本队伍也有北京等少数大城市逐步遍及各地，抗战时期一批学者以云南大学等高校为基地，开展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尤其对西南边疆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
边疆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认同问题，即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而这两种认同间的不平衡会导致国家边疆的危险，因为“受民族的历史、文化、宗教、民族意识、发展程度、族体规模、区位特点等多种因素以及国际因素影响，边疆各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状况也不尽相同，相互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有的民族的国家认同是根深蒂固的，而有的民族的国家认同却常常出现问题”[8]，所以边疆研究成为中国人类学的重要研究方向。通过研究边疆历史沿革、边疆勘界、经济发展以及各边疆民族群体发展状况等，将中国边疆作为一个完整的研究客体纳入人类学、边政学的研究范畴，同时推动了中华民族整体性研究，并增强了对中华民族的国家认同，尤其增强了五千年来一脉相承的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加强了民族文化与国民文化或中华文化的整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多元一体”的国家认同奠定了基础。
二、文化自觉：人类学与走廊研究
二十世纪前半期，学术界的仁人志士将一腔爱国热情和学术研究融为一体，人类学经过半个世纪的建设，在理论形态、经验形态和学科形态都取得了重要成绩。二十世纪后半期的人类学发展的方向，逐步从建构简单的国家认同到“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从维护文化自立的责任到促进文化自觉意识普遍形成，研究领域从边疆研究到民族走廊研究，成为人类学本土化的另一个重要实践，为中国人类学走向世界，并介入到“一带一路”的世界关怀铺垫了基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需求，人类学学科受国家重视，地位日渐稳固，对其本土化或中国化的需求更加紧急，不仅研究解放前如何对抗内忧外患的政策方略、探索对少数民族的有效管理的路径等，重点转向关注新中国成立后如何认识边疆研究的整体性、完整性的重大意义，以及多民族国家内部相互认知的必要性等议题。这一时期的研究思想和研究成果比起之前的研究，更加宏观、自觉和开放，不但清醒地认识到帝国主义的侵华历史，而且自觉关注国内各民族社会发展状况。由国家倡导支持下的学术研究、民族调查和民族识别等学术活动积极开展开来，1956年确定了我国51个少数民族（后来增加到55个），对各民族的社会历史、经济发展、文化习俗等展开调查，集各种力量完成了各民族简史、简志编写，各类民族历史资料汇编、民族视频资料摄制等，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类学学科发展，进一步推动“多元一体格局”广泛认同和自觉。
新中国成立初期，外患没有完全消除，国家百废待兴，由于研究条件尚未成熟，边疆研究未能形成一个整体宏观的全局性研究课题，直到改革开放，全面解放思想，曾经简单化、绝对化、形而上的思想和方法被重新思考和批判，简单的进化论理论受到质疑，人类学研究范围不断扩大，跨学科、多层次、多界面、多纬度的研究蓬勃发展，边疆民族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民族间的互动关系、各民族社会文化变迁等方面的研究得到极大重视。在这样的背景下，费孝通、李绍明等老一辈学者带头把人类学研究的视野，从以民族为研究对象或单位跨越了时空，超越了民族识别的范围局限，将关注的中心转移到区域、民族关系、文化变迁等层面上，并提出了影响重大的民族走廊学说。
费孝通先生从1978年提出“以康定为中心向东、向南大体上划出一条走廊…这条走廊正处在彝藏之间……这一条夹在藏彝之间的走廊、其南段一直绕到察隅和珞瑜”[9]，之后的几年内在学界不断地讨论，鼓励大家脚踏实地地去考察调研，并向政府不断呼吁研究支持，自己也不断地深入研究，到1982年费先生在武汉社会学研究班和中南民族学院部分少数民族同志座谈会上，深入地阐述了“一子相连，全盘皆活”的民族走廊学说，即“一条西北走廊、一条藏彝走廊、一条南岭走廊，还有一个地区包括东北几省”[10]。除了上述的藏彝走廊，所谓的西北走廊是大约是指古丝绸之路的河西走廊段，南岭走廊是因南岭山脉中有数条横贯东西、南北的通道，也是自古至今各民族流动的重要走廊。费先生认为这两横一纵的三条民族走廊把中华民族串联起来，就像一个完整的棋盘，子子相连，形成一体，并鼓励人类学者们只有对走廊展开文献研究、实地考察，才能看到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历史，也更能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有更生动的认识。后来李绍明先生在费先生思想的理解之上对“民族走廊”给出界定：“民族走廊指一定的民族或族群长期沿着一定的自然环境如河流或山脉向外迁徙或流动的路线，在这条走廊中必然保留着该民族或族群的历史与文化的沉淀”。[11]另外有李星星先生继续丰富，补充了一横一纵，即古氐羌走廊：西起岷山北麓洮河、渭河上游及白龙江流域、汉水上游地区，亦即甘肃临夏、甘南和陇西地区，略在甘肃岷县、陇西一线；东迄秦岭、大巴山东端，略在陕西商南至湖北武当、房县一线；其北界沿渭河一线；其南界在大巴山脉南侧一线。“古氐羌走廊”西端与“藏彝走廊”北端大体衔接，并部分重合，因而亦为藏缅语尤其古氐羌族群所取的东进路线。其西端延伸部分接青海河湟地区及河西走廊，并由此遥接“阿尔泰走廊”西段。其东南端则与“土家—苗瑶走廊”衔接。土家—苗瑶走廊：北起巫山、长江一线；南抵乌江、沅江上游湘、黔、桂交界地区；南端接珠江上游北盘江、南盘江地区，即与“壮侗走廊”接触或交汇。其东界在武陵山、雪峰山西北端一侧，大体在鄂西长阳、湘西慈利、隆回至桂北越城岭一线；其西界沿长江与乌江，大体在渝东南石柱、彭水至黔东北务川、思南，以至黄平、都匀一线。[12]后又有学者们以此为契机提出了更加细致的各种文化带、文化区等，民族走廊学说的概念界定、框架结构等基本构建起来，这是人类学依据本土经验知识逐步形成的“文化自觉”。
费先生认为的“文化自觉”是指认识和处理文化关系的一种思想方法，它追求的境界是文化之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和而不同”[13]。文化自觉是中国成为民族国家后不断进步的结果，是人类学本土化过程中一个重要实践，也正是人类学担当的一个历史使命。走廊研究以中国有别于欧美国家的历史空间为研究维度，从中国整体出发，认识中国民族格局的特殊性，即历史以来中华各民族文化的流动、交流、同化等特性，并反映了与农业文明发展相关的历史发展结果。
走廊研究是依赖中国民族和历史的特殊性，以及人类学的本土经验，跨越单个民族的研究进入中国历史地理大空间，其意义不仅生动体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它同时反映了中国在世界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每条走廊上的文化流动不仅在中国的历史空间中，还跨越国界走向更远更广的区域，瓜熟蒂落，人类学自然迎来了另一个历史使命：传播世界人类学中的中国经验和中国声音，反映中国人类学的世界关怀。
三、文化自信：人类学与“一带一路”
二十世纪的中国人类学从服务边疆建设到建构“中华多民族一体”格局，建设学科的同时承担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现实责任。进入二十一世纪，全球化与地方性在一种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互推中前行，中国经过百年“察外省内”的发展历程，认识各民族文化自身的由来、发展历程、内在特征、现实状况以及未来发展走向等，明确了中华各民族“你来我往”的亲密关系史，并反思“夷夏之分”“华夏中心”的固有意识，跳出了“作茧自缚”的一种保护心态，以更开放、更自信的态度面对世界，发出了中国铿锵有力的两个声音——“文化自信”和“一带一路”倡议，这是中华民族更高层次的文化自觉，将眼光投向世界文化流动的大空间，超越了民族国家，关注人类创造文化的足迹和时空特征，也将超越边疆、走廊研究，将从现代道路研究到世界范围内的“一带一路”学说构建，成为人类学本土化的更高目标。
道路是人类社会演进中的一个重要要素，道路研究一直是一个古老的课题，人类学对道路的关注也不缺乏，比如马林诺夫斯基的西太平洋航海者之路，涂尔干、布迪厄、吉登斯等对社会空间的研究，我国人类学界早有费孝通、石硕、李绍明、李星星等对“民族走廊”的研究。但是，道路如此快速的发展，路和人的关系变得如此复杂却是近代的事情，比如路与空间、速度、流动、网络、现代性、资本主义等现代词汇，并与政治、生态、民族国家等话语体系紧密联系在一起。新时代正在赋予各条横亘纵贯的古道新的内涵和意义，不仅在时间轴上将其贯通，从空间的共时性和复杂性方面全面连接，从文化之间的对话构建文明之间的共享，这为人类学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视野和研究空间。正如赵旭东提出：“人类学不应该是一种面对文明而表现冷漠的学问，人类学的核心就是要去关注文明互动并促进文明互动，这可谓是它的一种新使命”[14]。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人类学关注的主题突破了民族历史、族群关系、民族文化等方面的研究，一些与时俱进的新议题，如空间的生产、文化的共享、道路的国家化、文明的多元理解、古道沿线的村落社区、民族志等备受关注，视角更加多元，研究方法也更加开放和灵活，体现了人类学对人类和社会的现实关怀，构建“一带一路”学说，正在成为继“边疆学”和“民族走廊”学说后人类学本土化的又一次重大实践。
近几年来一批人类学领域的学者（赵旭东、周大鸣、周永明、周恩宇等）继在“民族走廊学说”的基础上，结合当前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新一轮世界对话，既进行人类学本土化反思，又进行国际化思考，其中有两种影响较大的思想：一为道路研究和路学的建构；二为人类学与一带一路的思考。
道路的研究是“民族走廊”研究后更加具体化的研究，比如学者们在“藏彝走廊”“唐蕃古道”“川藏公路”“滇藏公路”等研究基础上提出了“茶马古道”，认为“食盐和茶叶的加入，使之前的古道网络得以彻底的改变，使原本区域性的古道网络变成了今天覆盖全整个中国西南地区及其周围省区的庞大贸易与交通网络”[15]。今天随着茶马古道的拓展和延伸，它贯通横断山脉和青藏高原，北连丝绸之路，南通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将滇缅、缅印、滇藏、川藏、藏印打通为一个围绕喜马拉雅山脉的环形国际商贸圈，使滇川藏间的商贸发展为滇、川、藏、缅、印跨国贸易的一部分，并依附于与东南亚、南亚的地缘区际贸易，间接地与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茶马古道已经进入了一个更广阔的空间，已经拓展到滇、川、藏、缅、印大区域国际合作的状态，值得我们今天借鉴。学者们提出茶马古道应该是整体综合的宏观研究，包括路网体系、发展历史、文化传播、中外交流、族际认同、民族融合等（周智生），也结合人类学民族志方法的特长，既对古道沿线的社区变迁做微观研究，也通过“多点民族志”(1)1“线索民族志”(2)2等新的范式做跨时空的大空间研究。并从人类学的视角提出了“路学”的建构，结合文化地理、社会空间、现代性等理论，以汉藏公路为研究对象，描述和剖析了其时间性、社会性、开放性和移动性等特征，以及道路的各种功能，探讨道路的现代内涵。[16]路学也正在成为人类学关注和研究现实问题的一个重要背景，比如路学视域中研究社区、生态、民族关系、城乡结构、文化变迁等等。
人类学关注的另一个现实问题：如何介入“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是一个国家层面、世界范围内的倡议，比道路研究或路学更加宏观，影响将更加深远。它从“文化”的解释转到“文明”的理解，从纵向历史研究转向空间区域关注，从民族国家走向世界性场域，是一条世界范围内的走廊。正如赵旭东等学者提出：从民族的“藏彝走廊”到世界的“一带一路”是中国走廊学的发凡，介入“一带一路”是中国人类学世界性关怀。[17]
这是中国人类学继边疆学、民族走廊学说后本土化的重要契机，也是中国人类学和世界人类学一起书写人类文明的关键时刻。从中国社会百年的发展的历程来看清晰可见人类学的重要性，目前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成为引领全球发展的重要力量，并努力让世界文明共通共享，人类学中国化的道路仍然重要而且必要，继续学科规范化和本土化探索，既要注重中国人类学独有的一面，构建自己的观点、方法和内容，也要在国际化的应用中过程中不断的进行修正，构建有国际认可并适合中国的“一带一路”研究体系或学说。笔者认为有两点不可忽视：
一是回归真正的文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人类学研究习惯关注人的社会层面及其意识形态，对物质文化研究或物质人类学的关注相对较少；对文明的理解与历史进化论紧密相关，历史进化论有其时代性，一定程度上对文明的关注更多聚焦文明的冲突方面。但是，今天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超越了历史线性进化的观念，超越了“聚族兴邦”的目标，[18]关注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文明的共享，顺应如今“互联互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时代特征。人类学对“一带一路”的研究或者一种学说的构建，不仅要延伸走廊学本来关注的民族流动空间、民族关系的构建等主题，也应超越民族国家研究的范畴和社会层面、意识形态等研究内容，关注作为承载人们日常生活以及人类文明的物质文化，包括“物”生产制造、技术创造、存在和使用的环境、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性质、社会制度等，以及“物”的流动所形成的文明轨迹。比如茶叶、丝绸、香料、酒、瓷器等物质的生产制作、技术和思想、流动和使用，以及形成的文化体系和文明交流走廊。所以，“一带一路”是世界之“物”流动的重要轨迹，也呈现出物质文化分布的区域特征。这是人类学介入“一带一路”的一个重要方向，关注物质人类学和物质文化研究，通过研究“物”来解读文明，如迈克.罗兰所说：我们通过物质实体来看文明的时候，会减少历史进化论的偏见，只有不在为了政治目的而发生冲突的时候，文明才会回归到它自身。[1]
二是“文化自信”和人类学的底层研究作用。中国人类学的百年历程，从没有离开过中国发展道路的探索，无论是边疆安全、民族建立还是民族发展，在不同的阶段都始终以第一代人类学前辈们提出的本土化为目标，从经验积累、学科建设和理论发展方面不断探索，形成了边疆学、民族走廊学说、多元一体格局等重大成果，对民族文化自立自强、文化自觉等意识的形成起到了重大作用。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发展更加复杂化，中国经验和东方文化成为引领人类发展的重要力量，所以中国人类学发展也将面临新一轮的机会，肩负新的责任。
习近平同志提出：“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一带一路”倡议以中国声音重新唤起人类文明的辉煌，但这个声音的强大是来自中华民族的自信，如果它像一棵大树，中华民族就是树根、是大树惠及四方的活水源头，所以扎好根基永远是我们最根本的任务。“一带一路”不仅是带状的，它更是网状的，由根部无数条古道、廊带组成，包括藏羌彝走廊、南岭走廊、西北走廊、苗疆走廊、辽西走廊、茶马古道、环喜马拉雅走廊、南丝绸之路等等，这些古道走廊沟通了中国文明、印度文明、中亚文明、阿拉伯文明、西亚文明、欧洲文明乃至非洲文明，直接促进了人类不同文明的交流、融通和发展。
中华文明的成就是中华各民族自信的根基，人类学的基本任务不仅要理解人们的小生活，而且要指向国家的大意识，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到人类学本土化，近百年的“边疆治理实践经验直接推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19]未来中国人类学关注点转向人类文明、投向“一带一路”的同时，还需研究在“道路”和“流动”影响极其巨大的时代背景下，人们的日常生活如何变化，文化如何变迁，价值观念如何形成和传播等，从最底层、最日常的层面一如既往的发挥人类学的作用，理解文化自信的源头，研究文化自信的内容和日常表达，构建文化自信的理论体系，寻找如何在中国经验中理解人类的文明，从而沟通世界，为人类的文明贡献出中国的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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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人类学家马库斯提出，是指以问题的追踪或发展为前提，抓住调查中的敏感点和变化强度大的问题，通过逐渐增加田野点寻求问题的解答，尽可能全面的诚信啊特定时空中的社会文化特征。详见乔治.马库斯：《十五年后的多点民族志研究》，载于《西北民族研究》，2011年第3期。
2.赵旭东提出的线索民族志，是倡导从固定的场所民族志，转向以动态线索追踪人或物的移动轨迹产生的社会文化现象，实现一种在“点”之上的“线”和“面”的整体/宏观理解。详见赵旭东：《线索民族志：民族志叙述的新范式》，载于《民族研究》，2015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