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炎:特朗普的政治遗产——道德帝国的崩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04 次 更新时间:2021-01-11 16:5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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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炎  

  

   依稀记得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美国尚处在电视时代,互联网还不普及,特朗普在电视屏幕上做节目,金黄的头发上下抖动,活灵活现地讲段子。已想不起他说的是什么了,只依稀记得当时的感觉,这个人很特别,一见难忘。身边一位美国白人指点说:他是美国未来的总统。我当时并不知道特朗普是谁,他告诉我说是大西洋赌场的老板。赌场老板一般黑白两道,怎能当总统呢?太不靠谱了。他辩解说:这是大众偶像,人人都想做唐纳德·特朗普。后来便很少听过对此人的正面评价,政界没这一号,精英根本不屑提他。二〇一六年,特朗普真成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我惊住了。保守白人也不都妄言痴语,满脑子阴谋论。这算不算“沉渣”泛起,让你领略一个不一样的美国?

   其实,美国本来就是多面的,族群和阶级之间相互很难交流,缺乏共识。我一直也没拿“红脖子”(Redneck——粗俗、没见识的美国乡下人)当盘菜,认为充其量不过是给美国人口充数,文化与精神生活与他们不沾边。对全世界来说,美利坚乃自由女神的化身,代表进步、向上、创新和活力,满满的正能量;美国影视表现的底层“阴暗面”,不过是艺术创作或类型故事,好莱坞最具批判精神,这是美国文化的独到之处,愤世嫉俗、自曝家丑。但作为一个整体,美国是世界灯塔。

   一

   然而,美国也有特朗普的一面,不过长期不入外部世界的法眼罢了。查阅资料偶尔发现八十年代对特朗普的报道。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七日美国《人物周刊》封面的大标题:《大亨唐纳德?特朗普证明你可以富得离谱》(Tycoon Donald Trump Proves You Can Be Too Darn Rich)。年轻英俊的特朗普在封面的大照片,题图文字为:“四十一岁的亿万富翁,有四个赌场、好多私人飞机、豪车和别墅——还有一个要吞下整个曼哈顿的ego。特朗普说太忙了,没时间竞选白宫,但已经花钱买下人类可能拥有的一切。”(Michael Ryan, “Too Darn Rich.” People Weekly. Cover story, December 7, 1987)文章从特朗普走出特朗普大厦的电梯说起,围观的群众争先恐后挤到他身后,只想用指尖碰一下他蓝色羊绒大衣的袖子,据说碰一下特朗普会带来好运。然后文章追溯“大亨”(tycoon)的词源,它源于中国或日本,这个头衔封给特朗普,与形容东方王子一样恰如其分(同上文)。八十年代,特朗普是美国普通大众最狂迷的偶像。报道还说民主与共和两党争相求见特朗普,为了拿政治献金。记者采访特朗普:你为什么如此受人爱戴?他露出那经典的“我知道但不告诉你”的神秘微笑回答:“我爱人民,人民也爱我。”美国的大众神话和英雄,这位亿万富翁其实是为媒体和大众量身订制的偶像。

   这是自由女神像阴影下另一幅美国图景,如果早年间被译介到中国,特朗普这副德行,可作资本主义腐朽没落的反面教材;如今在消费文化大潮里,他便是大众偶像。但全世界看重的仍是精英化和理想化的美国,花花公子式的人物只配花边新闻。

   二

   从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参战起,总统威尔逊便将列强瓜分世界的不义之战阐释为:“战胜自利与专制的列强、以实现人民自由与自治的战争,打一场战争来结束所有战争。”威尔逊也的确践行其进步主义理想,虽然搞不定巴黎和会上的列强,也左右不了国内舆论和众参两院,但威尔逊的世界图景与国联方案,却激发了第三世界被压迫民族对未来世界公理的无限憧憬,也为美国将来抛弃老欧洲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主张自由贸易、共同安全、以美国价值打造国际秩序,奠定了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打垮欧洲法西斯、战胜日本军国主义、组建联合国、设立国际组织,让世界告别十九世纪的旧秩序,迎来进步与意识形态对抗的新秩序。美国遂成为一新兴的无形帝国,不以征服和占领为己任,而以自由经济、军事威慑和民主价值影响世界。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美国形象。

   其实,美国一直在孤立主义与干预主义之间摇摆不定,只因“二战”重创了老牌帝国主义的元气,美国才一枝独秀,一夜蹿升为拯救世界的英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影响力扩及亚、欧、南美各大洲。战后美国社会的主旋律是国际扩张,有一系列大动作:签署联合国宪章、杜鲁门主义、柏林紧急空运、马歇尔复兴欧洲计划,美国顺理成章地当上“自由世界”的领袖。著名记者、作家戈弗雷?霍奇森(Godfrey Hodgson)曾评论说:“也许美国的主观愿望不是这样,但实际已成为一个新型帝国;它不久前还实行孤立主义,如今却开始国际干预了。”(Godfrey Hodgson, America in Our Time, Garden City, N. Y. : Doubleday, 1976, P. 17)

   五十年代,美国介入地缘政治的核心地带中东的博弈。一九五六年七月,埃及总统纳赛尔收回苏伊士运河,英、法老牌帝国主义翻脸了,联合以色列进攻埃及。在苏伊士危机中,美国率先在联合国提案,要求英、法撤军。之后,艾森豪维尔政府对英国实施严厉制裁以实现停火。美媒纷纷发表反殖民的檄文,痛斥英、法帝国主义的大棒政策。国务卿约翰·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表态说:“英、法的所作所为,属于各种过时的殖民主义之中最赤裸裸的那一种。”(Donald Neff, Warriors at Suez: Eisenhower Takes America into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1, P. 391)在今天来看不可思议,英、美一贯沆瀣一气,亦步亦趋的,胜似蜜月恋人,怎会在中东问题上成了死对头?“二战”后,美国一度奉行同情第三世界独立、反对殖民主义的政策,就像威尔逊刻意与老欧洲切割,图谋以新面孔取而代之。美国左翼史学家威廉姆斯(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嘲讽道:“以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Melani McAlister, Epic Encounters: Culture, Media, and U.S. Interests in the Middle East, 1945-200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P. 197)右翼政客则给艾森豪维尔的政策冠以“仁慈霸权”(Benevolent Supremacy)的雅号(同上书)。但仁慈霸权并不容易,对外要支持阿拉伯反抗欧洲殖民主义,对内则要从文化和舆论上同情第三世界解放。这对以白人为中心的美国文化来说,很难消受。当年威尔逊没能做到这一点,如今美国要升格为世界霸权,就必须赢得第三世界新独立国家的认同,此为后殖民帝国的核心利益所在(同上书)。

   三

   美国是个新教传统至上、文化保守的国度,第三世界价值也难深入人心。但艾森豪威尔能调动一个极具动员力的外部威胁,消弭国内分歧,凝聚社会向心力,那就是苏联与共产主义。艾森豪威尔是个保守军人,为顺应大众心理需求,必须找到“冷战”宣传的热点——痛斥斯大林主义与无神论,这立即引来宗教团体的回应。教会意识到这是千载难逢之机,可待复兴日渐颓势的基督教。一时间,美国宗教话语盛行,去教堂的人数激增。电视直播总统夫妇周日教堂礼拜,国会一九五五年通过法案,在美元(纸币和硬币)上一律加印“In God We Trust”(我们相信上帝),沿用至今。一九五六年再次立法,把“我们相信上帝”立为美国格言(The U.S. Motto),不顾宪法不立国教的表述。

   五六十年代,好莱坞进入史诗片时代。摄影广角镜头和超大宽银幕广泛使用,给电影带来了新希望,或可抵御电视普及所造成的票房冲击:以超大影像奇观把观众从小屏幕拉回到电影院。大量的史诗电影中,宗教题材占了相当的比例,其他古装片也都与古代帝国有关。影响深远的有《十诫》《暴君焚城录》《圣徒妖姬》《埃及艳后》和《宾虚传》等。要么《圣经》题材,要么是以古埃及、古罗马帝国为背景。皇帝荒淫、腐败和暴政,迫害臣民让人人自危,黑暗的统治使人看不到希望。《宾虚传》(《新约》题材)里朱迪亚(Judea,古巴勒斯坦南)人民在犹太英雄宾虚的领导下,勇敢抗暴,迎接基督的到来,在黑暗中给人民带来“新文明”的曙光,见证了罗马帝国的衰落。

   《十诫》(《旧约》题材)中摩西带领古以色列人出埃及,他正直、勇敢、无畏,意志坚定、魅力四射,上帝赋予他拯救人类的使命。这是位有美国自由精神和个人主义的古希伯来英雄,他既是上帝新选民美国人的化身,也代表着新兴帝国战胜古老帝国的历史必然性。影片将宗教信仰政治化与美国化,观众在不知不觉间,把犹太复国主义与反殖民运动视为同等的革命,还把古埃及三千年前的排外暴政等同斯大林专制。所以,美国必将领导“自由世界”战胜邪恶帝国,将自由价值推行到世界各地。这种非历史的通俗演绎,符合美国大众的历史想象与政治认同。无论新、旧约影片,情节配方大都是:正义的人民——包括犹太人、基督徒和阿拉伯人,起来反抗腐败的帝国——影射衰落的英、法老帝国,迎来基督的降临——象征先进的美国新文明。在旧欧洲殖民主义腐朽与衰败的过程中,美国异军突起,建立起世界新秩序(同上书,P. 199)。这已不是电影传奇,而是战后第一个十年美国自我定位调整的历程,是其从一个区域性国家,跃升为世界霸主的真实写照。

   美国在五十年代还进行着另一场宣传“圣战”,即轰轰烈烈的反共口水仗,苏联被描绘成不信神而集权的邪恶帝国,是反基督的力量。共产主义成了“无神的物质主义”(godless materialism),它重利轻德,其国民是铁腕下的奴役工具。教会乃共产主义的受害者,又是与之斗争的有力武器(Thomas Aiello. “Constructing ‘Godless Communism’: Religion, Politics, and Popular Culture, 1954-1960.” Americana: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Popular Culture [1900-present], Volume 4, Issue 1, Spring 2005)。美国是“后帝国”时代硕果仅存的仁慈霸权,为世人仰慕的自由国度,也是“二战”的解放者。好莱坞隆重推出的神话版本是:道德帝国以悲天悯人的情怀拯救整个世界。

   四

   在炙热的反共浪潮中,一件丑闻让华丽的道德外衣下露出虱子,美国全社会感受到彻骨的寒惧。一九五〇年六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媒反共喧嚣已登峰造极。麦卡锡不失时机地鼓吹阴谋论:共产主义分子已渗透进美国政府。公众的目光转向麦卡锡,情绪由愤怒转而恐惧。连设计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务卿艾奇逊,也被指为“国务院的红色主教”:制定“马歇尔计划”的马歇尔将军被污名为骗子。美国人失去了对政府的信任,朋友和邻里间相互猜忌,社会诚信受到前所未有的侵蚀。

   威斯康星州参议员麦卡锡是个传奇人,曾是乡下农场的养鸡娃,十九岁因鸡瘟而破产,搬到威斯康星州小镇马纳瓦(Manawa)当杂货店员。后来一路考上法学院,成为律师,仅三十岁便荣升威州最年轻的巡回法官。野心膨胀让他在仕途上不择手段。一九四六年当选参议员,他来到政治漩涡的中心华盛顿。因名不见经传,媒体曝光率很低,他不惜上演大跌眼镜的政治闹剧来吸引眼球。一九五〇年二月在一次共和党的妇女团体集会上,他声称艾奇逊明知政府机构内有二百零五名共产党员,却姑息养奸。参议院只好成立调查委员会进行排查,发现指控子虚乌有。但闹剧并未就此收场。

一九五二年麦卡锡当选政府工作委员会主席和永久调查委员会主席,开始利用报刊、电视来提高知名度,用粗俗、下流的语言攻击政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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