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异凡:《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诞生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76 次 更新时间:2021-01-09 17:4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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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异凡  

  

   斯大林重视意识形态,不过这意识形态是为他本人树碑立传的意识形态,是制造对他个人崇拜的意识形态,是为树他个人而不惜篡改历史的意识形态。为做到这一切,必须要一本按照他本人的意图、指示编写的史书来统一联共党史,统一苏联历史,甚至统一世界历史。1938年出笼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下简称《简明教程》)就是这样一本书。

  

   为编写这样一部历史教科书,斯大林花了20 来年的时间,一步一步地为编写这部书做好人事组织、理论修正、历史篡改的先期工作,最后才水到渠成地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编写出《简明教程》。


打倒党内的理论家

  

   十月革命后斯大林在党内并不以理论家著称,他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理论著作。那时的党内理论家有列宁、布哈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等。

  

   列宁自不必说,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经济学等领域都有著作问世。

  

   布哈林在十月革命前就著有批判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经济著作,对国家问题、帝国主义问题都有专门研究。十月革命后他是党内少数能够同第二国际领袖如考茨基论战的理论家,列宁逝世后,他写作了大量有关列宁和列宁思想的著作,如《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到社会主义之路和工农联盟》、《列宁的政治遗嘱》等等。布哈林是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对经济学、哲学、文学艺术以至绘画都有很高的造诣。1937-38年他被关在“自己的”监狱里还撰写了三本书:《社会主义及其文化》、《辩证法概论》和小说《时代》。如果有布哈林的《辩证法概论》,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难以站住脚。

  

   托洛茨基早在十月革命之前就在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著名的杂志《新时代》发表文章,敢同列宁展开争论,十月革命后,也是他敢对第二国际的大理论家考茨基等展开批判,写作了如《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帝国主义与革命之间(以格鲁吉亚为例谈革命的基本问题)》、《东方与西方》等。列宁逝世后他最早发表回忆录性质的文章,纪念列宁,阐发列宁思想。他最早对斯大林的“单独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发起挑战,进行驳斥,他为论证自己的观点而使用的列宁引文大大超过斯大林所引用的。20年代开始出版多卷本的《托洛茨基文集》,这是除列宁外党内第一人。托洛茨基在文学艺术方面也颇有修养,他的《文学与革命》甚至影响到中国的左翼普罗文艺。被驱逐出境后,托洛茨基很快就写出一部相当翔实的《俄国革命史》,当然在这部史书里是没有斯大林的什么位置的。

  

   季诺维也夫,十月革命前有一段时间曾经同列宁在一起,两人合出了一本《反潮流》文集,这在党内是绝无仅有的。1917年七月事变后,是他和列宁一起在芬兰湾避难。十月革命后他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领导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1926年出版《俄国共产党(布)历史》,这是最早的很有权威的党史著作。他还写作并出版了《列宁主义。列宁主义研究导论》。比较起来,季诺维也夫的这一著作至少有两个问题是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所忽略的:新经济政策、列宁的哲学思想。季诺维也夫对列宁主义所下的定义也比斯大林的要符合实际一些:“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战争时代和在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家里直接开始的世界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确实是在一个农民占人口多数的国家闹革命的,农民问题是列宁所面对并且必须解决的问题。从1923年起,开始出版18卷《季诺维也夫文集》,是当时第三位能够出·文集的人。

  

   每遇到重大的国际国内和党内问题,往往都委托他们三人中的某一人来起草决议草案,撰写文章进行解释、宣传或反驳。

  

   这是政治局委员一级的人物,在他们下面还有一批专家,例如文学艺术领域的卢那察尔斯基,历史学领域的波克罗夫斯基、雅罗斯拉夫斯基,哲学领域的德波林,经济学领域的恰亚诺夫和康德拉季耶夫,等等。

  

   可以这么说,有这些专家学者在,在这些领域就没有斯大林的地位。看看十三卷《斯大林全集》(应当是《斯大林文集》),就可以看出,他没有什么有分量的理论著作可以与那些大专家PK的。他的唯一称得上专著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还是在布哈林的帮助下完成的,由于他不懂外语,许多外语资料是布哈林帮他搜集和翻译的。他的《论列宁主义基础》当时只被当做一般的通俗小册子。1929年斯大林申请科学院院士的称号,因缺乏有分量的理论著作而没有通过。这一年布哈林在政治上失意,却毫无悬念地当选为科学院院士!

  

   在党内斗争和争论中斯大林必须借助外力。同托洛茨基争论时,借助于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同“托季联盟”争论时则借助于布哈林,在同布哈林争论时斯大林在理论领域已经找不到可以同布哈林对抗的人物,只好干脆撇开理论问题而在“右倾”上做文章。通过这几场争论,斯大林击败了他的主要对手,在党内赢得唯我独尊的地位,这是1929年的事。这一年年底斯大林50大寿成为他赢得党内统治地位的标志,《真理报》连续几天发表文章连篇累牍为斯大林祝寿,盛况空前。人们记得,1920年人们庆祝列宁50大寿时,列宁避席拒听那些歌功颂德的贺词。

  

   反右倾击败布哈林只是政治上的胜利,为夺取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权,斯大林还需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了一场大批判运动。


从“批判的武器”到“武器的批判”

  

   斯大林登上意识形态舞台,开始发号施令了。

  

   1929年12月27日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代表会议上发表演说《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批判“平衡”论、社会主义建设“自流论”和小农经济“稳固”论,等等,指名和不指名地批判布哈林、恰亚诺夫、格罗曼等人。斯大林很放心,这时候已经没有人敢出头同他争论了。

  

   1930年斯大林做了一个关于哲学领域开展大批判的内部谈话。他参加了红色教授学院党支部委员会的会议并做了发言,要求对所有社会科学开刀,他说:“要挖出和摊开哲学和自然科学积攒的粪便。德波林集团所写的一切——摧毁。斯腾、卡列夫可以撵走……我觉得德波林是无可救药的人,但是应当把他留在编辑部,以便有打击对象。”

  

   有人问:”是否应当把理论上的斗争同政治倾向联系起来?”他回答说:“不仅可以,而且必须这样做。”“学院在哲学领域应当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何处?”斯大林回答说:”主要的问题就是打击。应当全方位打击,打击没有打击过的地方。黑格尔是德波林分子的圣像。普列汉诺夫应当揭露,他总是傲视列宁。连恩格斯也不全是正确的。他关于爱尔福特纲领的意见中有的地方存在长入社会主义的东西。布哈林曾企图利用这一点。如果在自己著作的什么地方触及恩格斯,那也不是坏事。”[1]“不要忘记梁赞诺夫。总的讲,马恩研究院是脱离我们的。”[2]这样,在“全方位打击中”,从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到德波林就都成为“打击”的对象。斯大林不敢碰的只剩下两人——马克思和列宁了。

  

   30年代的“打击”,大批判是全方位的,涉及哲学、政治经济学、文学艺术、历史学,以至一系列的自然科学,如生物学等等。

  

   斯大林对历史学抓得很紧。

  

   20年代苏联学术研究相对要自由一些,出了不少党史著作,除了季诺维也夫写的党史以外,早在1920年就出版了布勃诺夫的《俄国共产党发展的基本阶段》,1926年出版了涅夫斯基著作的《联共(布)历史。简明教程》和波波夫著的《俄国共产党简史》。1928-1930年出版了由雅罗斯拉夫斯基主编的四卷本《联共(布)历史》,这是当时最有影响的党史著作。党史作者还有巴图林、贝斯特里安斯基等等,没有人垄断党史的写作。布勃诺夫还给30年代初出版的第一版《苏联大百科全书》写了“联共(布)”条文。苏共20大后,《简明教程》不用了,又没有新的可代替的教材,我的老师就曾推荐我去看布勃诺夫写的这一长篇条文。当然,这时候出版的党史著作不会突出斯大林,如实写的话,斯大林的名声盖不住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人。

  

   20年代以及30年代初出版的党史著作严重影响斯大林绝对权威的树立,斯大林要确立自己的绝对统治,必须改写党史。

  

   1931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6期发表斯大林的一封信《论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中的几个问题》,攻击联共(布)党史中的“托洛茨基主义私贩”,其中也涉及雅罗斯拉夫斯基,斯大林断定,他也没有能摆脱“许多原则性的和历史性的错误”。此文引发对历史学家的新的镇压浪潮,他们中的许多人被解除工作和开除出党,一些人被驱逐出莫斯科,流放外省。

  

   30年代初出现了编写得到联共中央批准的官方党史教科书的想法。1932年1月7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编写“联共(布)历史”》的决定,成立了编委会,其成员有斯大林、卡岗诺维奇、波斯蒂舍夫以及莫洛托夫、皮亚特尼茨基、斯捷茨基、阿多拉茨基等。教科书的编写者为历史学家克诺林、波波夫、雅罗斯拉夫斯基和贝斯特林斯基,还有俄罗斯和乌克兰教育人民委员布勃诺夫和斯克雷普尼克。托夫斯图哈任出版秘书。开始了工作,但进展很慢,到1934年底连个大致轮廓也没有确定。此外还计划出版多卷本的大型党史教科书。

  

   1934年底基洛夫遇刺,形势开始发生急剧变化,使得认真编写多卷本联共(布)党史教科书成为不可能的事。雅罗斯拉夫斯基的两卷本的《联共(布)历史》,其第1版于1933年、第2版于1935年出版。1936年底政治书籍出版社开始准备出第3版,然而1937年2月出版社仅出版了雅罗斯拉夫斯基教科书的第1卷就停下来了。与此同时,各种各样伪造事实和歌功颂德的党史文章和著作大量出现,最有代表性的是1935年出版的贝利亚的关于外高加索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充满伪造的著作,1936年出版的法国共产党员作家巴比斯撰写的大力吹捧斯大林的政治传记。

  

批判的武器换变为武器的批判。1935—1938年全国举行了好几次秘密的和“公开的”审判,原先的各种反对派成员几乎被杀绝,他们的名字在书报中一律禁止正面提及,其中包括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叶夫多基莫夫、斯米尔诺夫、皮达可夫、拉狄克、叶努基泽、索柯里尼柯夫、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拉柯夫斯基、梁赞诺夫、克列斯廷斯基等等,并且随着镇压范围和规模的扩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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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上海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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