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铭 钟辉勇:正在“欧洲化”的中国经济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51 次 更新时间:2021-01-09 12:2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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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铭 (进入专栏)   钟辉勇  

  

  

人们常常担心中国经济会“拉美化”,比如出现收入差距持续恶化和社会不稳定,直至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但实际上,是否“拉美化”或者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个结果。在我们看来,中国真正应该担心的却是另一个潜在的危险,那就是“欧洲化”。

  

1.   欧洲正经历大考

   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后,希腊等“欧猪五国”债务危机爆发。这场危机愈演愈烈,直到2015年,希腊最终成为第一个主权债务出现违约的发达国家。这时,欧洲(事实上主要是德国和法国等西欧大国)面临艰难的选择:救希腊,还是让其退出欧元区?欧洲的蓝图是先在贸易上一体化,然后走向统一货币,进而走向政治统一,实现“放弃过时的国家主权观念”这个宏伟梦想。欧元区的诞生是欧洲一体化的重要环节,但这一环节却正在经历自欧元诞生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欧元区的富国们难免会问,为什么要伸手去救另一个在政治上独立的国家?但问题在于,如果希腊真的退出欧元区,下一个是不是该轮到西班牙了?再往后,这又会是谁?如果每个国家都不从全局考虑问题,而只是考虑本国利益,那么,一个统一的欧洲将渐行渐远,注定不可能成为像美国那样强大的联邦。

   欧元区是怎样走向当前困境的?很多人认为,欧债危机的产生是因为那些南欧的“边缘国家”有大量的社会保障支出,需要借债融资。如果只这样想,不能说错,但却不够深入。如果从经济逻辑出发,欧元区债务危机的产生其实是有根源的。这根源是两大因素:一是市场分割,二是统一货币。先来说市场分割。即使在欧元区内部没有人口流动的制度障碍,但因为欧元区国家多,语言、文字不一样,宗教、文化、饮食也存在很多差异,这就使得欧元区内部的人口流动事实上是不充分、不自由的。经济学最基本的道理告诉我们,如果有人口的自由流动,地区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会趋同,否则人口就会持续流动。而由于上述原因,欧元区国家间的人口流动很难做到完全自由,结果就形成了国家间人均GDP的差异。从数据来看,法国、德国的人均GDP大约是希腊的两倍。

   在这样一个存在市场分割,同时又是货币统一的区域,各个成员国就失去了自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换句话来说,如果在希腊出现经济衰退,那么,它就无法单方面地通过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或者本币贬值来刺激经济。这就又和汇率的决定理论联系在了一起。

   从根本上来说,一个国家的汇率由其劳动生产率决定。如果一个国家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但汇率不变的话,这个国家出口的货物就越来越便宜,于是就会产生本币升值的压力,以此来达到贸易平衡。但欧元区只有一个汇率,当各个国家的工资无法灵活地适应劳动生产率时,对欧元汇率起决定作用的是欧洲各个国家的平均劳动生产率,结果一定是这个汇率对劳动生产率最高的德国、法国是偏低的,而对希腊这样的国家是偏高的,希腊会因为汇率偏高而难以刺激出口。于是相对发达的西欧不断增加其贸易盈余,而边缘的南欧国家则不断累积起贸易赤字,这种状况可以说自欧元诞生以来就愈演愈烈。在出口受限的情况下,边缘国家经济发展受到制约,而人口又没有充分流动起来,国家却要为自己的国民提供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直接途径就是借债。

   在本轮全球经济危机之前,欧元区货币政策偏松。在融资成本较低的情况下,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德国借机扩张生产,而像希腊这样的“弱国”,宽松的信贷导致危机之前经济过热,债务大规模增长。当全球经济危机来临,虚假繁荣的经济显得异常脆弱,政府偿债能力立即受到市场的怀疑。这时,如果希腊是一个有自己独立货币的国家,出现债务危机的时候就应该贬值,刺激出口,使经济增长,税收增加,还债能力就会提高。而在欧元区,各国丧失了独立的货币政策,希腊不能单独让欧元贬值来刺激经济。这是欧洲债务危机产生的深刻的经济学道理。

   有读者会说,汇率有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之分,如果一个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低,其工资也低,那么,这个国家的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会受影响啊。可是,工资是有刚性的,更确切地说,与劳动相关的支出(包括社会保障)往往都是有刚性的,向上调整容易,向下调整难。对此,只要看看电视新闻里希腊人如何上街抗议削减福利开支,就明白了。在经济的上行周期,劳动生产率高,工资上升不难。但是在经济下行时期,劳动生产率增长慢(甚至可能下降),工资却难以灵活调整,这时,如果本币贬值就可以刺激出口,帮助其摆脱困境,而如果本币不能贬值,工资又不能灵活做出调整,那就可能出现政府财政赤字增加,政府偿债能力不足这些问题。

   当“边缘国家”出现国际收支逆差,要解决危机,就必须彻底克服财政赤字问题。西欧发达国家的主张是希腊应该自己做出结构调整,特别是削减政府财政开支,同时,也使希腊自己能够在结构调整中提升竞争力,在根本上杜绝债务增长的根源。在经济已经深陷危机的背景下,如果削减财政支出,在短期内可能会使经济更为恶化。而对债务负担更为严重的边缘国家来说,民众也不愿意,因为这会危及他们的实际利益。从长远来看,整个欧元区特别是边缘国家削减政府支出可能是对的,可是民众又不是像茶座读者这般理性的经济学家,普通民众只管自己的利益,而且是短期的利益。就算有一部分精英明白其中的道理,赞成结构调整方案,在一人一票的决策制度下,结构调整的方案也不会被通过。

   欧债危机触及到了欧元区的深层次矛盾:当结成欧元区的国家存在巨大的发展差距时,统一货币的麻烦在欧债危机中尽显无遗。当各个国家经济形势相异时,欧元区统一的货币政策就无法做出迅速反应。但是,有远见的政治家却明白,统一的货币进而统一的政治却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最终实现一个“大国”的规模经济。在国际经贸体系里,人们总是愿意持有大国的货币,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相对比较稳定,而且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贸易量也大。持有大国的货币,既可以带来国际贸易结算的方便,又可以防止经济和币值波动太大所带来的风险。而这对拥有国际储备货币的欧元区来说,这意味着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以及对持有欧元的国家征收了铸币税。

   要么救希腊,维持欧元区的统一,要么让希腊出局,欧元区萎缩。这就是欧元区的尴尬。随着西欧强国和希腊就危机的解决方案达成一致,欧元区解体的尴尬似乎暂时远去了,但其中的经济学道理却就在身边。让我们用这样一句话来总结:在货币一体化的区域(或者国家),人口自由流动是必须的,否则,地区之间的劳动生产率趋同就难以实现。在欠发达地区劳动生产率较低,但如果人没有流动起来,社会福利、公共服务的支出却是刚性的,工资调整又面临障碍(如果真让工资与劳动生产率完全对应则引起地区间收入差距),想通过货币政策来促进经济增长也不行。于是,靠举债来弥补收入与支出之间的差额就难以避免。 

   2.   中国正在成为另一个的欧洲?

   对于欧元区来说的国家间问题,放在中国实际上就是省和省之间的问题。与欧洲相比,面积差不多的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原本就拥有统一的货币和共同市场,本应更好地发挥大国的规模经济优势。但是,中国的市场分割却非常严重,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的流动仍然存在非常多的障碍。由于当下的户籍制度,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和定居的制度障碍甚至比欧盟国家间的障碍还大,这也就造成了地区间巨大的劳动生产率差异。如果未来中国不大力推进市场整合,那么,中国在经济上将面临“欧洲化”的危险。这对于中国提升自己的国际竞争力而言,将是非常令人担忧的。

   在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过程中,中国实施了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在低利率的背景下,各地的政府纷纷举债,即使仅根据审计署公布的数据,截至2013年6月底,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就有10.9万亿元,而同年的地方财政收入(本级)仅6.9万亿元,远远低于地方政府的债务存量。再加上随着中国经济的紧缩,卖地收入也在下降,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正在受到严峻挑战。而这个潜在的危机恐怕首先将出现在大量依靠政府投资来推动经济发展,而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的中西部。在一个国家的统一货币政策下,如果没有好的办法来约束地方政府,那么,地方政府就会大量举债,把潜在的偿债风险留给国家。

   在中国现行体制下,无论是地方政府、金融机构还是社会公众,都期待中央将救助负债累累的地方。这就给中央政府带来了非常尴尬的局面,一方面,对于市场上的债务违约,中央当然希望打破“刚性兑付”的预期,以免将什么责任都揽在中央,让人们形成地方债务没有风险的预期。另一方面,面对事实上已经难以偿付的地方债务,2015年以来中央对地方政府债务进行了几轮“债务置换”,从长期来看,也因此可能造成地方政府不计后果地借债,这就是经济学里典型的“道德风险”问题。即使中央政府的救助可以避免地方债务问题演化成“债务危机”,但是,地方政府债务的背后本质上是债务转化成投入之后没有带来相应的产出。尽管地方政府的债务主要投入了经济建设,这的确和欧洲国家的债务大量用来支付社会保障不同,但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支持的投入不能根据它们的去向而简单地被定义为“具有生产性”。实际上,地方政府大量超标建设的新城和工业园恐怕永远都不会有回报了,这其中的效率损失不会因为中央对地方的救助而消失,最终由此造成的福利损失还是需要由中央来承担的,而说到底则是由全体人民来共同承担。

   为什么说政府的债务负担最终是要由全体人民来共同承担呢?经济学的道理告诉我们,借债本身并不可怕,可怕是债务的增长速度超过收入的增长速度。因此,我们更为关注的是债务除以GDP的比率,在中国这样一个将大量借债投入生产的国家,地方政府债务可以被看作是“投入”,而分母GDP则可以作为产出。如果投入可以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那么,债务除以GDP的比率就不会持续上升。遗憾的是,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不管是总量还是与GDP的比率都在快速增长,这说明地方债是否具有足够高的生产性是值得怀疑的。

   从长期来说,如果要将债务除以GDP的比率降下来,只有两条路,一是让分子下降,二是让分母上升。让分子下降,主要是降债务的增长速度,但要降债务的总量本身就难了。人们对如何降债务出了很多主意,比如说将债务增长纳入地方官员的考核、将债务融资纳入地方政府预算等。降债务在长期当然是必须要做的,但从短期来看,地方新增债务很多是为了偿还旧债,如果立即遏止地方政府借债,那么,偿债危机来得更快。再来看分母,作为分母的GDP,无非来源于实际的经济增长和名义的经济增长,前者是真金白银,后者则是个价格问题。如果没有足够快的实际经济增长来让政府有足够多的税收用于还债,那么,就只能通过通货膨胀来提高价格,而通货膨胀本质上就是对老百姓征税。正是因此,我们要提醒读者,不要认为中国在表面上不会(或很少)出现地方债务违约,大家就安全了。实际上,如果地方政府没有能力自行偿还债务,又不能破产,那么任何形式的地方政府债务,最后都是要这个国家的老百姓一起还的,不是通过税收就是通过通胀。

   那么,在全国的地方政府债务快速增长的情况下,哪里的问题更加严重一些呢?根据我们用国家审计署公布的债务数据做的统计,地方政府债务负担更重的仍然是一些中西部省份。并且,总体上来说,相对欠发达的省份负债率更高,而这些欠发达省份其实就是劳动生产率偏低的地区。这就和欧元区债务问题主要存在于劳动生产率偏低的南欧国家,在经济学逻辑上是一致的。

   因此,如果在长期,中国想发挥大国的优势,避免欧洲(特别是欧元区)的困境,就必须实现区域之间人均GDP的趋同,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最优的路径就是国家内部自由移民,以此实现地区间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均等。在这个意义上,自由移民不只是个公平与否的问题,而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发展唯一可行的战略选择。

   3.   为了公共利益

   话已至此,再多说已无益。我们想再重复一下本文作者之一在《空间的力量》一书开篇写下的第一句话,“任何大国的存在,都是因为这个国家的人民愿意通过协调地区间的矛盾来追求全体人民的公共利益,而这个公共利益在更小的国家不能实现。”请注意,中国各个省和城市之间的关系毕竟只是一国内部地区之间的关系,中国要谨防出现这样一种局面,在对待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跨地区的流动这一问题时,各个地区都在采取“国家间”的思维模式。否则,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公共利益”将会严重受损,比如目前严重的债务问题。

   中国已经到了呼吁每一个省、每一个市、每一个县、每一个人放弃本地思维,顾全公共利益的时候了。当然,比呼吁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制度建设来约束政府的行为,让中央政府更多追求全民的福利,让地方政府的做法更多考虑全局的利益。最后,如果作为读者的您觉得我们说的还不够过瘾,有时间可以阅读陆铭出版的《大国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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