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卫荣:陈寅恪与佛教和西域语文学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7 次 更新时间:2021-01-06 09:5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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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卫荣  

  

  

摘要:在欧美接受过严格中亚语文学训练的陈寅恪,在归国前即以佛教和中亚(西域)语文学研究为其未来学术研究的重点,归国后便潜心梵、藏、汉佛教语文学以及敦煌汉文佛教文本的研究工作,并创造性地将东方文本语文学的文本精校和文本批评方法与中国传统的训诂、对勘和考据等方法完美结合在一起,使东西方学术传统熔于一炉。陈氏关于中亚(西域)语文学的文章寥寥数篇,却别开生面,成为中国最早的、具有国际一流水准的现代西藏学和蒙古学(蒙元史)研究成果,不但开创了佛教和西域语文学研究的学术新风,而且也为中国传统汉学研究注入了“虏学”(西域学)的新养分。

  

   1923年,还在欧洲留学的陈寅恪(1890—1969)给妹妹写信说:

   西藏文大藏经,多龙树马鸣著作而中国未译者。即已译者,亦可对勘异同。我今学藏文甚有兴趣,因藏文与中文,系同一系文字。如梵文之与希腊拉丁及英俄德法等同属一系。以此之故,音韵训诂上,大有发明。因藏文数千年已用梵音字母拼写,其变迁源流,较中文为明显。如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则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然此非我注意也。我所注意者有二,一历史,唐史西夏西藏即吐蕃,藏文之关系不待言。一佛教,大乘经典,印度极少,新疆出土者亦零碎。及小乘律之类,与佛教史有关者多。中国所译,又颇难解。我偶取金刚经对勘一过,其注解自晋唐起至俞曲园止,其间数十百家,误解不知其数。我以为除印度西域外国人外,中国人则晋朝唐朝和尚能通梵文,当能得正确之解,其余都是望文生义,不足道也。

   这封史无前例的《与妹书》位列陈寅恪著作目录之榜首,或亦可算是他发表的最早的学术作品。于此,陈寅恪首先对梵、藏、汉文佛教比较语文学研究的学术意义表达了超越时代的远见卓识,他认为对勘汉藏文佛经之异同,必将于汉语“音韵训诂上,大有发明”,“如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则可超越以乾嘉诸老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学术之成就。接着,陈寅恪对自己今后的学术方向做了规划,明确历史和佛教将是他未来学术研究的重点;历史研究则以吐蕃、唐和西夏历史为主,而佛教研究则以对印度、西域和汉地大乘佛典的比较研究和佛教史为重点,尤其重视梵、藏、汉文佛经的对勘,以此来纠正汉译佛典及其注疏中因为译著者不擅梵文、望文生义而出现的各种错误。

   陈寅恪于欧美留学期间,主修梵文、巴利文和印度学,同时还接受了很好的中亚语文学(Central Asian Philology, Sprach-und Kulturwissenschaft Zentralasiens)训练,曾学过藏文、蒙古文、满文、古回鹘文、西夏文、波斯文等中亚(西域)语文,是一位十分难得的优秀东方语文学家(Oriental Philologist)。所以,在回国之前他立志要以佛教和中亚(西域)语文学研究为其未来学术研究之重点,以在中国开创佛教和西域语文学研究的学术新风尚。然而,虽然今天陈寅恪成了全民膜拜的学术偶像,被捧为一代文化的托命之人,却少见有人对他的佛教和吐蕃、蒙古、西夏等西域地区的历史和文化的研究有任何称道,言者都对他的中国中古史和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研究推崇备至,他最脍炙人口的著作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1940)、《唐代政治史述论稿》(1941)和《论再生缘》(1953)、《柳如是别传》(1954)等,其中没有一部与佛教和西域研究直接相关。今天的陈寅恪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文学家,甚至还是一位杰出的哲学家、思想家,他是民族、国家、学术、传统、气节和情怀的象征,可唯独很少有人记得陈寅恪还曾是一位训练有素,且有卓越成就的东方语文学家。其实,不论是从他留学欧美时的求学经历,还是从他回国后的前近十年间于清华国学院和中文、历史二系的教学和科研成绩来看,陈寅恪首先是一位专业的东方语文学家,他对佛教语文学和中亚(西域)语文学于中国学界的引进和开展,具有无与伦比的学术贡献和影响力,他是中国现代蒙古学、西藏学、西夏学、满学、突厥学研究的开创者。由于他学贯中西,兼擅中国传统汉学和西方中亚(西域)语文学(“虏学”),故是傅斯年(1896—1950)于中央研究院建立历史语言研究所,努力建构和实践中国“民族语文学”(National Philology),并由此而实现对中国传统人文学术现代化时代最博学和最理想的人文学者的尊崇。

   笔者前此曾就陈寅恪与语文学的关系做过一个总体性的论述,于此谨再就他与佛教语文学和藏学、蒙古学等学科在现代中国之开创的贡献和成就,做一些具体的叙述和讨论,以就教于方家。

  

   1919年至1921年,陈寅恪于哈佛大学印度语文学系(the Department of Indic Philology)随兰曼(Charles Rockwell Lanman,1850-1941)教授学习梵文,长达二年有余。自1921年至1925年,陈寅恪入德国柏林大学随古代印度语言和文献学教授路德施(Heinrich Lüders,1869-1943)“治东方古文字学”(Oriental Philology),主要学习梵文、巴利文,时长近五年之久。众所周知,陈寅恪海外留学深造从不以获取任何学位为目的,但若论其留学时的主修科目,则无疑当数梵文和印度研究。可是,学成归国后的陈寅恪并没有选择像他的二位导师一样,做一名职业的梵文和印度学家,专门从事梵文、巴利文文献的语文学研究。路德施本人,以及他的弟子林冶教授(Ernst Waldschmidt,1897-1985,他曾是陈寅恪在柏林大学学习时的同学,也是季羡林后来于德国哥廷根大学求学时的导师),对于印度学和佛教研究的最大贡献是他们对当时于中亚(西域)新出土的梵文佛教文献残本的细致的整理和研究。然而,陈寅恪并没有走和他们同样的学术道路。

   据曾经与他二度于哈佛和柏林同学的俞大维(1897—1993)回忆说:“他的梵文和巴利文都特精。但他的兴趣是研究佛教对我国一般社会和思想的一般影响。至于印度的因明学及辩证学,他的兴趣就比较淡薄了。”同样,陈寅恪自己也曾坦言:“寅恪昔年略治佛道二家之学,然于道教仅取以供史事之补正,于佛教亦止比较原文与诸译本字句之异同,至于微言大义之所在,则未能言之也。”可见,陈寅恪用心学习梵文、巴利文的目的是并不是要当一名职业的梵文和印度学家,而主要是为了研究中国的佛教,即先要识字,学好梵文、藏文是为了读懂汉文佛典,通过梵文、藏文和汉文佛经的对勘,来纠正汉译佛典及其注疏中因为译著者不擅梵文、望文生义而出现的各种错误,进而考察由佛教的传播而带来的中印文化互动、交流的历史,研究佛教对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深刻影响。

   及至20世纪20年代初期,世界治梵文和佛教学的学者们已开始认识到藏语文和藏文佛教文献对于梵文和印度佛教研究的重要意义,至今主导世界佛学研究的印藏佛学研究(Indo-Tibetan Buddhist Studies)传统正在形成和发展之中;但是,当时还很少有人注意到梵、藏语文和梵、藏文佛教文本对于汉藏语言的比较研究、汉藏语系的构建和汉传佛教研究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还没有人做梵、藏、汉文三种佛教文本的比较研究,以此来纠正汉译佛典中出现的种种误解和错误,达到正确理解汉文佛教文献的目的,并进而探索大乘佛典自印度、经西域至中国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而于中国学界,当时还没有一位学者真正读得懂梵文、巴利文文献,陈寅恪是第一位在海外主修梵文、印度学,并在中国大学开设梵文文法和佛经翻译课程的中国教授。由于陈寅恪本人是一位天才的汉学家,他本来就十分熟悉汉传佛典,故在他于欧美接受了梵文和印藏佛教研究的训练之后,便率先注意到了对梵、藏、汉文佛教文本进行对勘和比较研究的重要学术意义,设计出了一条非常有创意的梵藏/汉藏佛教语文学的学术道路。

   值得一提的是,比陈寅恪更早开始在梵、藏、汉佛教语文学这个领域探索,并做出了很大的学术贡献的是当年流亡中国的爱沙尼亚男爵、印度学和佛教学家钢和泰(Baron Alexander von Stael-Holstein,1877-1937)。他是一位于德国Halle大学取得了印度学博士学位的科班梵文/印度学研究专家,早年也曾随路德施教授学习过梵文,毕业后曾在英国牛津大学、俄国圣彼得堡大学从事印度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1918年俄国革命爆发,当时正在中国访问的钢和泰从此开始了他于北京近二十年的流亡生涯。他曾作为特聘的客座讲师和教授,多年在国立北京大学开梵文、印度宗教、历史等课程。1927年,在哈佛燕京学社等欧美学术机构的帮助下,钢和泰在北京创建了中印研究所(Sino?Indian Institute),专门从事以梵、藏文教学和梵、藏、汉文佛教文献的对勘为主的印、藏、汉三种佛教传统的比较研究工作。他开始对梵文佛典与相应的汉文佛典进行对勘,尝试以汉文佛典中对梵文咒语的音译来研究中国古代音韵,得到了当时中国著名学者梁启超(1873—1929)、丁文江(1887—1936)和胡适(1891—1962)等的赏识和热情支持。钢和泰长期专注于做《大宝积经》之梵、藏、汉文本的对勘,1926年,他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英文著作《大宝积经迦叶品梵藏汉六种合刊》(The Kācyapaparivarta: a Mahāyānasūtra of the Ratnakūta class /edited in the original Sanskrit, in Tibetan and in Chinese)。这是世界佛教研究史上第一部做梵、藏、汉文佛典对勘的佛教语文学经典著作。1923年,钢和泰在《国学季刊》创刊号发表了由胡适亲自翻译的《音译梵书与中国古音》(The Phonetic Transcription of Sanskrit Works and Ancient Chinese Pronunciation)一文,尝试用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用汉文佛典中的音译梵文咒字来研究中国古代音韵,曾于中国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前述陈寅恪对于梵、藏、汉佛教语文学的学术兴趣和设想,显然与这位流亡中的爱沙尼亚男爵不谋而合、殊途同归。陈寅恪回国后即在清华国学院开设“佛经翻译文学”和“梵文文法”等课程,北京大学也曾特邀他去讲授“佛经翻译”课,显然有意在中国开拓梵、藏、汉佛教语文学的研究。可惜这样的学问离当时中国学者们的学术关注太过遥远,曲高和寡,不管是陈寅恪,还是钢和泰,他们都没有能够成功地在此前从未受过任何语文学训练的清华和北大学生中找到他们的学术知音,故并未能在中国开创出梵、藏、汉佛教语文学的学术传统。在此期间,陈寅恪多年来一直热心于参与钢和泰主持的私塾型读书班(privatissimum),与他一起对勘和校读梵、藏、汉文本的《大宝积经》《妙法莲华经》等。那些年间,先后参与这个每周六四小时在钢和泰位于东交民巷的私宅内举行的读书班的,除了有钢和泰的中国弟子于道泉(1901—1992)、林藜光(1902—1945)等人外,还曾有一众后来名闻天下的欧美梵文/印度学家、佛教学者、汉学家等,如雷兴(Ferdinand Dietrich Lessing,1882-1961,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汉学教授)、韦勒(Friedrich Weller,1889-1980,德国莱比锡大学印度语文学、汉学和东亚宗教史教授)、李华德(Walter Liebenthal,1886-1982,德国图宾根大学汉学、佛教学荣誉教授)、顾立雅(Herrlee Glessner Creel,(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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