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丽华:宋代的桥与场务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6 次 更新时间:2021-01-05 12: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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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丽华  

   摘    要:

   桥梁控扼交通要道,宋以前或已于桥梁附近置有军镇以稽查行旅,后逐渐兼有征收商税、酒课之责。桥镇的转型、桥市的繁荣,为在近桥处征收商税、酒课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宋代征收商税、酒课的场务多有近桥而设者。设置在桥梁附近的场务及其税务官吏通过拦(河)锁邀截水陆两路以征税。从陆路通行的商品需在城门或税务交纳过税、门税等通过税,从水路通行的商品则有“船栰之征”,多在近桥的河锁处缴纳。从汉唐的关市之征到宋代近桥而征的大量兴起,体现的是宋代商税征收网点的密集化与商税征收的普遍化。

   关键词:宋代; 商税; 场务; 近桥而征; 拦锁;

  

   商税在宋代财政收入中占有重要位置,因此一直是宋代经济史的重要话题。自20世纪30年代加藤繁发表《宋代商税考》1以来,在此领域耕耘者众,成果颇丰,议题集中在商税的形式(过税与住税)、征收对象与税率、免税及征收机构等2。就宋代商税的征收机构场或务(俗称场务)而言,有学者将其上溯至唐末或五代3,至宋,在州、府及军的治所基本都设置了都商税务或都税务。除了州、府的附郭县以外,县治一般都设有税务或税场。在县以下的“小都市”、小聚落中,很多也设有税务或税场。这些务、场设有监官,州、府治的监官为文臣或武选官,而县治以下的场务监官则多为武选官,监官之下还有许多胥吏。此外还有买扑场务4。然而,关于征税机构的设置位置,学者们基本都遵循加藤繁的观点,概言是设在交通要道、商业氛围浓厚、商税较多的地方,如州、府、县治所及镇、市、关、寨、渡口5。本文在此基础上通过进一步研究,认为不少场务(包括税务、税场与酒务在内),上至都税务、商税院,下至税场,都有设在桥梁附近者。桥梁作为水陆交通的枢纽,既有利于稽查水陆两道的行旅,也有利于向过往商品收税,宋代商税因此呈现出近桥而征的特点。位置临近交通枢纽等节点的镇的功能,也从此前以稽查为重、征税为辅转向了以征税为重、稽查为辅,体现出同一机构在不同时代所掌事务重心的转变。从关市之征到近桥而征的大量兴起,反映的是商税征收体系的变化,表明宋代商税征收网点的密集化与商税征收的普遍化,而这又与宋代的变化,如水运重要性的上升、货物运输量的增加、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区域市场的扩大等情况是相呼应的。

   一《宋会要辑稿》中的“某桥务(场)”与“某桥镇务”

   《宋会要辑稿》中的《商税杂录》与《酒曲杂录》,记载了“旧额”及熙宁十年(1077年)天下州县关镇税务、税场、酒务及其所征税额。这些信息关涉到桥与镇、市、场务等之间的关系,有必要给予关注。概而言之,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某些税务、税场被称为“某桥务”“某桥场”。如汴京都商税院下辖的23个税务中的崔桥务、马栏桥务6。北京大名府、密州、齐州、郑州、沧州、太平州、杭州、韶州、化州等地有商家桥口务、商家桥务、北新桥务、陈桥务、郭桥务、峨桥务、渌东桥务、吴桥场、曹桥场、浙桥场、东桥场等7。德州的官桥渡口场稍有不同,系桥渡合称,有可能是该处曾有桥,后桥废而设渡。桥渡之间相互转换,原亦寻常,其例甚多,不必赘举。

   第二,某些税务被称为“某桥镇务”,如汴京的陈桥镇务、大名府的马桥镇务、济州的鲁桥镇务、通利军的苑桥镇务等。还有晋州的晋桥店务,亦可划归此类。店是相当于草市的镇,华北地区将大道上的村落即小镇称为店8,晋桥店务应是设在晋桥店的税务。

   第三,有些在“旧额”中称“场”,至熙宁十年时则改称“务”,如台州渚路桥场与渚路桥务。场务之间,大概大者称务,小者称场。从熙宁十年的税额来看,场少而务多,尤其是韶州的浙桥场,税额才2贯574文,与莱州诸桥驿务所收税额4521贯763文、密州板桥镇务所收税额3912贯78文相比,差距甚大,后者是前者的数千倍。台州的交通与区域优势,在宋代尤其是南宋有了极大的改善,桥梁也广为修建,还留下了多篇桥记9。渚路桥场改为务,应与当地区域优势及税额的增加有关。

   第四,各地酒务与税务颇有重合者,表明不少地方的商税与酒课是在同一地点征收。但有些地方仅收酒课而无商税,如开封府的张桥务,青州大王桥镇务,兴元府的板桥务、塌桥务及沙坡桥务等。有些地方仅置税务而不设酒务,如开封府阳武桥务、太平州上峨桥务、齐州商家桥务等。

   第五,有些务在“旧额”所列目下名为“某桥务”,在熙宁十年时却写作“某桥镇务”,检《宋会要辑稿·商税杂录》所列,共有四例,即密州的板桥(镇)务、沧州的郭桥(镇)务、永静军吴桥(镇)务、靳州石桥(镇)务。其中资料最为翔实的是密州板桥(镇)务,故以其为例论之。《宋会要辑稿·商税杂录》云:

   密州旧在城及安邱、高密、莒县、浃沧、板桥六务,岁二万九千一百九十六贯。熙宁十年……板桥镇:三千九百一十二贯七十文10。

   “旧额”里明确称作“板桥务”,熙宁十年则称作“板桥镇”,即板桥镇务。关于《商税杂录》中的“旧额”,通常认为是仁宗中期康定元年(1040年)的税额11。按《舆地广记》中的记载,“唐武德六年,省胶西入高密,以其地为板桥镇”12。即此知高密板桥设镇可上溯至唐初。那么在密州已有板桥镇的情况下,为何“旧额”所载当地所置税务名为“板桥务”而非“板桥镇务”?这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板桥务”与“板桥镇务”可互指,“板桥务”为“板桥镇务”的简称。二是务因置于板桥边而名板桥务。哪种解释更合乎历史的真实?或是两者皆有可能?

   唐板桥镇港口在陈村。陈村即今胶州市大店村,初时坐落在大沽河畔,后来由于大沽河泛滥,板桥镇迁徙至东南一公里处13。根据考古发掘知,板桥镇遗址位于胶州湾云溪河北岸至郑州路之间的湖州路至广州路一带14,宋金时期胶州湾北部的海岸线在今胶州城以东,现胶州市的云溪河可直接通往大海15。虽然板桥镇是否有桥,文献全无记载,但考虑到板桥镇外接胶州湾,内连大沽河、胶莱河,东入唐家湾,南有云溪河,交通位置极为重要,也是朝鲜半岛、日本遣唐使等入唐的港口之一,再考虑到唐代造桥技术已颇为成熟,木石梁桥、拱桥及浮桥均可建在宽窄不一、深浅有别的河上16,水网如此密集的板桥镇理应有桥。板桥设镇之前,曾长期名为黔陬,可上溯至秦以介地置县,隋始置胶西县,省黔陬以入之。唐武德时并胶西于诸城、高密,而于高密之东始设板桥镇。之所以名板桥镇,当是镇因桥名,即当地有名板桥者。因此,仅从密州板桥来看,“旧额”中所录密州板桥务,很有可能是设在板桥附近的务,而非板桥镇务之简称。

   又,齐州商家桥镇废后,当地税务称商家桥务。据《宋会要辑稿》载,商家桥镇置于宋太祖开宝元年(968年),后废17,其被废时间应早于元丰时期,故而《元丰九域志》中齐州无商家桥镇。而《太平寰宇记》中亦无,或许该镇在开宝元年置后不久即废。商家桥镇已废,而有商家桥务,因此可以确定,商家桥务并非商家桥镇务的简称,应是近商家桥之故。

   检《太平寰宇记》及《元丰九域志》,《宋会要辑稿·商税杂录》所载熙宁十年及之前的“某桥务”,除开封阳武桥务、齐州商家桥口务及商家桥务、莱州诸桥驿务、晋州晋桥店务、杭州曹桥场、韶州浙桥场、化州东桥场外,其余不管是“旧额”还是熙宁十年所载之“某桥务”均有对应的镇,如崔桥镇、马兰桥镇等。这表明,在已设镇的情况下,该地税务依然称为“某桥务”而非“某桥镇务”。因此,不可简单地视“某桥务”为“某桥镇务”的简称,更可能的原因是这些务的位置与桥毗邻。这一推论亦可适用于沧州郭桥务、永静军吴桥务以及靳州石桥务18。而至熙宁十年,“某桥务”改名“某桥镇务”的原因,恐与镇官接管税务工作有关。

   正是因为有些场务设在桥梁附近,所以征收商税、酒课的这些机构被称为“某桥务”或“某桥场”。考虑到“某桥镇”与“某桥”之间的关联,即便称为“某桥镇务”者,其位置也很可能临近“某桥”。当然,考虑到地名的延续性,前代因在河流上建桥,导致地名因桥而名,但后来随着河流改道、淤塞,桥没有兴修的必要,但地名却被后代延续了下来,这种可能也是存在的。不过,考虑到场务需择交通要道而设以便向过往商旅征税的特性,河流既已改道,水运之便也随之丧失,除非处在极为重要的陆路交叉点,否则在此设置场务的可能性不大。更需注意的是,还有大量的场务,虽未以“桥”命名,但实际上也是依河近桥而设的。如一些乡市,虽未以某“桥”命名,实际上是夹河成市,市河之上也必然有桥。这在江南水乡尤为普遍。如嘉兴桐乡乌镇(乌青镇),宋代称作乌墩,就是如此。又如古桥之乡绍兴,据《嘉泰会稽志》载,当时绍兴的桥梁有237座,其中绍兴城内有99座,萧山县29座,余姚县亦有29座,虽有以桥而名者,但绝大多数并不名以桥19。正所谓“无桥不成村,无桥不成路,无桥不成市”20,江南水乡的市镇基本上都是夹河成市,离开了桥,既无法成市,也不利于交通往来。因此,可以想见这些市镇的商税也多是“近桥而征”。这样的场务数量当然无法统计,但是一定大量存在。

   二桥与驿、镇、市

   1.桥与驿、镇

   桥梁选址选择交通枢纽、形势要道的特点,与驿、镇的选址原则有重叠之处,因此驿、镇也多有近桥梁者。如灞桥、灞桥驿与灞桥镇。灞桥在灞水上,相传秦穆公时已在灞河上建桥,桥因水名,故名灞桥。唐时灞桥驿置于灞桥旁,灞桥最为长安冲要,凡自西东两方面入崤、潼关者,路必由之,是长安通往中原的交通要道。后来,在驿之外,又设军镇把守防御,并兼稽查行旅。宋敏求《长安志》载,“灞桥镇在(万年)县东二十里,滋水驿疑在此”21。滋水驿即灞桥驿。灞桥镇位于京兆府万年县东向大道与灞河的交叉处22,驿与镇都因灞桥而名,因桥而置而兴。

   渭桥镇也建在东渭桥处,其地在高陵县南18里21,宋敏求注曰:“渭桥镇,即东渭桥,李晟屯兵处。”23东渭桥不仅是交通要道,还是唐代重要的军事据点,永泰元年(765年)吐蕃内犯关中,淮西节度使李忠臣曾率淮西勤王将士驻守此地防御24。德宗建中、兴元年间朱泚叛乱占据长安时,李晟上疏德宗,请求移军东渭桥以分贼势,其后贼将李怀光进攻东渭桥25。晚唐黄巢率军攻入长安后,亦派干将朱温领兵屯东渭桥26。由此可见,东渭桥在唐代是兵家必争之地。这是因为东渭桥不仅是通往长安城及中原的交通要冲,而且自玄宗时期便在此地置渭桥仓,转输粮食储藏于此27。东渭桥的交通地位,无疑也是后来在此设置渭桥镇的重要原因。

开封府祥符县的陈桥驿、陈桥镇也是如此。陈桥驿因陈桥兵变而成为重要地标,史家论及北宋开国无不涉及,提到陈桥驿是在开封西北40里处28,然而陈桥驿因何得名,是因驿近陈桥,还是另有他故,却少有人深究。由于史料语焉不详,再加上水道断流、黄河改道等诸多水文变化,关于五代宋初陈桥驿附近的地理环境,今日已极为模糊29。但是,五代、北宋时的陈桥并非徒留旧名,而是实有其桥。虽然不知始建于何时,但至迟在五代时已有该桥。后晋石重贵在位时,景延广主政,着意重新处理契丹与晋之间的关系,倡议称孙则可,但拒不称臣。因为此故,辽太宗耶律德光率军南下,杜重威率晋军投降,耶律德光令杜重威率晋军屯陈桥30。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陈桥乃契丹北返渡水之要道,非亲信、重兵把守,耶律德光不敢安心向南31。景延广驰骑见耶律德光于封丘,被锁送“至陈桥,止民家”,是夜景延广“引手扼吭而死”32。景延广宿民家,而非陈桥驿内,是因为当时陈桥驻扎有重兵,陈桥驿亦被军队占据33。陈桥应与陈桥驿、陈桥门在同一条路线上。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载陈桥门时自注:“乃大辽人使驿路。”34便是说自陈桥门往陈桥驿乃是宋、辽两国出使交聘的必经之路。王明清《玉照新志》载陈桥驿在陈桥、封丘二门之间,离开封城40里远,然误将其与都亭驿(唐时为上元驿)、班荆馆混为一谈35,(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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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月刊. 2020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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