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一生清华,一世清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10 次 更新时间:2021-01-03 20: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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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玉荣  

  

   来源 | 《做人与处世》2011年第13期

  

   梅贻琦出生于清末家道中落的诗书世家。自幼熟读经史,且善背诵。1904年进入南开学堂,因品学兼优,颇得张伯苓赏识,1908年被保送至保定高等学堂。第二年,以第六名的优秀成绩被录取为第一批清华招考的留美公费生,赴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Worcester Polytechnic College)攻读电机专业。

  

   1914年,梅贻琦毕业回国,1929年应邀回母校执教。他到清华教书时,学校并不景气,报名人不太多,例如录取150名学生,报名不过400人左右。他先后担任教务长等多种职务。

  

   1931年,梅贻琦正式出任清华校长,可谓就任于危难之际。那时国内形势风雨飘摇,学潮动荡,清华师生赶校长、撵教授是家常便饭,校长在任时间都不长,但梅校长却深得学生爱戴。无论什么时候,清华学生的口号都是“反对×××,拥护梅校长”。有人问梅贻琦有何秘诀,他风趣地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梅(霉)吧!”

  

   此后不到十年时间,清华大学便声名鹊起。

  

   留学欧美的经历影响了梅贻琦,他接纳了希腊人崇尚体育的精神。罗家伦出任清华校长,瞧不起体育.曾把体育课的学时和任课教师砍去一半,把享有声誉的马约翰教授降格为“主任训练员”。梅贻琦到任后,则给予他和其他系科教师同等的职称和待遇。不久清华获得“体育大校”的美誉。

  

   梅贻琦治校期间,校务采用分层负责制,讲民主,又法度严明。他在主张学术独立、自由教育的同时,审时度势,极力推行通才教育。他认为在抗战的特殊背景下,大学重心“应在通而不在专”,以满足社会、国家的需要为宗旨。

  

   同时,礼遇教师也是清华得以兴旺的重要因素。梅贻琦曾亲自到火车站接赵元任先生。他和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一直保持着诚挚的友谊”。

  

   最有影响的事例是对华罗庚的“三破格”:华罗庚只有初中学历,先做小学教员,后为店员,被梅贻琦破格录入清华大学;又破格从一名系资料员转升为助教,被允许修习大学课程,并被送到英国剑桥大学深造;最后又破格未经讲师、副教授阶段而被聘为教授。

  

   梅贻琦为人重实干,平时不苟言笑,开会很少说话,人称“寡言君子”,有学生作一打油诗调侃其谦逊含蓄:

  

   大概或许也许是,

  

   不过我们不敢说,

  

   可是学校总认为,

  

   恐怕仿佛不见得。

  

   一时被传为笑谈。实际上,如果非要他报告或讨论,其言语总是条理分明,把握重点,在许多人争辩不休时,他常能一言解纠纷。熟悉他的朋友都知道,他虽话少,却极富幽默感和人情味,有时偶发一语,便隽永深长耐人回味。陈寅恪曾大发感慨:“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这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梅贻琦有两句话经常为人引用。一句是“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另一句是“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正是这“鱼水”之喻与“大楼大师”之比所包含的理念,成就了清华的辉煌。

  

   1937年,国难当头,在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奉命迁往昆明成立西南联大时,寡言的梅贻琦讲过这样一段“高调”的话:

  

   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像一条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我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定。到那时我们把这条船好好开回清华园,到那时他才能向清华的同人校友敢说一句“掌告无罪”。

  

   建校初期,三人(另有南开的张伯苓和北大的蒋梦麟)共同主持校务,此后八年的西南联大主要校务工作由梅贻琦执掌。在此期间,他凡事讲究民主,处理问题公正,并和众多教授一样贫寒。

  

   一次,家中来客,夫人韩咏华只得上街摆地摊,出卖子女幼时所穿衣服,得款10元用以待客。民间还盛传这样一件趣事:西南联大办了一个教学质量高的附中,昆明市民都想把自己的子弟送到这所学校去读书,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女儿、梅贻琦的小女儿都报考了这所学校。龙云的女儿没考上。曾给予联大许多支持的龙云,认为梅贻琦太不给面子,就派他的秘书长前去疏通。但秘书长不动,说:“我打听过了,梅校长的女儿也未被录取。”龙云顿时气消。

  

   在战乱频频、校务繁重、生活艰苦的环境下,梅贻琦呕心沥血,管理井井有条,创造出联大“筚路蓝缕.弦歌不辍”的局面。其高风亮节广受赞誉,被称为西南联大的“船长”。

  

   1946年9月,梅贻琦辞别春城,回到北京,继续任清华大学校长。

  

   1948年底,傅作义将军息兵,共产党军政人员开始入驻北平。梅贻琦和当时许多大知识分子一样,面临着走还是留的选择。周恩来和吴晗都曾表示希望他留下来,但梅贻琦还是选择了“走”,他对同在清华任教的吴泽霖教授说:“我一定走,我的走是为了保护清华的基金。假使我不走,这个基金我就没有办法保护起来。”后来,国民党政府再三邀请梅贻琦入阁,他维持了一贯的中间立场,他对新闻记者说:“不出来对南方朋友过意不去,来了就做官,对北方朋友不能交代。”最终婉言谢绝。

  

   1955年,梅贻琦开始用清华基金会利息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也就是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前身,诺贝尔奖获得者李远哲曾在这里就读。梅贻琦因为一手奠定了台湾的清华基础,被称为“两岸清华校长”。

  

   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病逝于台大医院。他逝世两个星期后,人们打开他生前随身携带的手提包,里面不是什么金银珠宝,而是清华基金的账目,一笔笔非常清楚。

  

   梅贻琦葬于新竹清华大学校园内,取名为“梅园”,国内有校友集资栽种的花木,叫“梅林”。梅贻琦纪念奖章被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毕业生视为最高荣誉。

  

   “生斯长斯,吾爱吾庐”,梅贻琦用这八个字概括了他与清华的不解之缘。由生到死,梅贻琦一生只干好这一件事:

  

   奠定了清华的校格,

  

   提升了清华的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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