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燕南:是学科基础也是学科方法:史学史学科地位解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1 次 更新时间:2021-01-02 13:5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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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燕南  

   摘 要:作为对学科的反思,史学史在历史学的整个学科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史学史在历史学中的地位,可以从三个方面解读:第一,从教育部的学科设置上看,作为历史学统摄下的首个二级学科,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体现了学科设置者对其在历史学中基础性地位的理解;第二,从历史知识(认识)论看,作为真实历史替代品的历史文本是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的中介,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一切历史都具有史学史的性质;第三,研究历史有必要事先对赖以认识客观事实的历史文本进行史学史研究,这意味着史学史还是重要的研究方法。建立史学史学科的自觉有助于推进对历史的求真。

   关键词:学科基础;历史知识(认识);史学史;方法;

   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国古代史学批评范畴研究”(项目编号:12JJD770010)的阶段性成果;

   作为一门具有学科自我认识、自我反思性质的学科,史学史具有历史学的基础性地位。虽然史学史被教育部规定为历史学科的必修课程,但在很多院校包括一些顶尖院校的历史教学中,它并没能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一些大牌的专家教授,在诸如学科评议、职称评定乃至相关的学位论文答辩时,常常不自觉地流露出些许的不屑。个中原因,固然与相关成果不够深入,明显带有程式化、教条化等不足有关,然究其根本,亦可能与史学界未能真正理解史学史的学科价值有关。本文试从学科设置、历史知识(认识)论及方法三个方面,解读史学史在历史学科中地位的问题。

  

   一、从学科设置看一般观念中史学史学科的基础性地位

  

   知识在簿录分类结构中的位置,也可看作是人们一般观念中对于知识层级秩序的理解。当然,知识秩序的安排会受权力的影响,如传统文献中经史子集的顺序,传统史部目录下的正史、编年、别史、杂史等,诸如此类,其背后都可以寻绎到权力的影子。这种情形在今天依然存在。像今天图书分类中位列第一的A类,它基本属于我国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撰述的经典著作,以及对这些经典的解读著作。除了权力对知识统摄关系的影响外,知识系统自身的统摄层级关系也是在知识关系理解下的对知识统属进行顺序排列的依据。例如,传统类书中天、地、人的顺序安排等,也是决定知识簿录分类结构的基本因素。应该说,这种知识层级的统摄关系,也是现代学科设置背后所体现的对于学科内在关系的一般理解。

   关于知识系统主干与分支之间的统摄层级关系,在教育部的学科目录中,有着很鲜明的体现。按照教育部颁布的学科目录,各个学科门类之下,皆设有若干一级学科,并在一级学科的基础上,再设置若干二级学科。其中,一级学科的划分,是根据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式、知识体系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需要;其属性则表现为具有共同理论基础或研究领域相对一致的学科集合。至于二级学科,则是根据该学科的研究对象、知识体系和人才培养的需要,在一级学科内再进一步划分若干种既相关又相对独立的学科、专业。这些相对独立的学科或专业,共同属于组成一级学科的基本单元。这样,通过学科一二级关系的设置,人们也就对某一门类知识的每一学科总、分之间的统属关系,表达了对该学科的基本理解。下面,我们来看一看历史学及史学史在学科目录中的设置情形。

   中国由国家发布的学科培养目录始于1983年。1983年3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决定公布、试行《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的学科专业目录》。在这个草案中,我们看到,历史学作为一级学科,其下属分列的第一个二级学科,就是“史学理论及史学史”。此后,1990年10月,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以1983年《学科专业目录》为基础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正式获得批准。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再次联合发布了《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其中,高校本科教育学科专业包括历史学等12大学科门类,72个一级学科,249个专业即二级学科。从上述国务院三次颁布的学科专业目录看,历史学作为一级学科,其下统属的二级学科首列学科始终是“史学理论及史学史”。这样的学科体系直到最近才发生变化。2011年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批准并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将“历史学”分为“考古学”“中国史”和“世界史”三个一级学科,“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学科分列其下并大体上仍然保持首重地位。例如,“考古学”下的首个二级学科是“考古学史和考古学理论”,“世界史”下的首个二级学科是“世界史学理论与世界史学史”;只有一级学科“中国史”下的二级学科,将“史学理论及史学史”中的“史学史”前,冠上了“中国”属性,称“史学理论及中国史学史”,置于“历史地理学”和“历史文献学”之后。虽然如此,1983年以来国家多次颁布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历史学与史学史的统属关系及其位置,不管是否出于自觉,仍然能够反映历史学界对于自身学术体系认识的一般观念。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在历史学之下所处的位置,充分体现了该学科在历史学中被视为基础性地位的认知。

   除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的学科、专业目录外,学科、专业设置的具体名目也是值得注意的问题。在历史学的二级学科中,作为学科理论的“史学理论”与作为学科发展史的“史学史”,是被作为一个二级学科来设置的。尽管在2011年颁布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历史学设考古学、中国史和世界史三个一级学科,但在总的方面依然大体保持了旧的二级学科的分科精神,如世界史下属的二级学科首列“世界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考古学下属的二级学科首列“考古理论与考古学史”。而在其他学科如文学学科中,作为学科理论的“文艺学”或“文艺理论”,与作为学科发展史的“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等,则属于分立的不同的二级学科;在法学学科中,其下属的二级学科“法学理论”与“法律史”同样是两个分开的学科。总之,在各学科专业目录的设置中,可能只有历史学,是将学科理论和学科发展的历史放在一起作为一个学科来设置。

   为什么历史学科会这样设置?应该说,这与历史学科的特殊性有关。按照现在一般的理解,史学理论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别,广义的史学理论包含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两方面的内容,而狭义的史学理论仅指史学理论。这种分别,在理论上,实际上是所谓的“思辨的历史哲学”与“分析和批判的历史哲学”相区分的翻版。这个分法,最初要追溯到英国哲学家沃尔什。当然,这样的划分也存在争议。1这里且不说任何历史理论本质上也是一定的史学理论支配下的产物,即在实际认识中,历史和史学在很多情况下是相互纠缠、难以截然划分的;因为仅就史学史学科而言,其所探讨的内容,不外是有关人们如何认识客观历史,以及人们在这认识的实践中如何认识这种认识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因此,可以说,史学史事实上是将对本体的认识、对主体的认识及对学科的认识三方面融汇在一起的反思。这样的事实,既体现了史学史在学科中的基础性地位,也是史学理论、史学史统合为一个二级学科在知识构成上的依据。即,这一个二级学科的背后,既是知识(认识)论层面上人们对这两个学科之关系的理解,也是史学史学科与整个历史学之关系有别于其他学科中学科理论和学科史之关系的体现。当然,若要更深入地认识这中间涉及的种种问题,还需要我们从历史知识(认识)论的层面详加讨论和说明。

  

   二、从知识论的层面理解史学史学科的基础性

  

   要想真正认识史学史学科对于历史学学科的基础性,或真正理解历史学学科设置背后的理论依据,就有必要循着康德“认识何以可能”的追问,简单梳理一下历史认识何以可能的问题。

   作为现代的一个常识,作为“经验”的而非“超验”的存在,历史本体之“在”2无疑属于客观性的“定在”,也就是有规定性的存在,即“在者”。但是,历史本体之“在”的规定性(事物的规定性同时也是事物的限定性),使之与其他经验之“在”,存在明显的不同。即,时间的一度性规定了历史本体之“在”,虽为经验的、确实存在的客观,却无法直观地获得。也就是说,客观的历史从存在论讲是一个存在的悖论,即“不存在”的存在。尽管可能会有像“弹洞前村壁”之类的遗迹传递着曾经有事发生的信息,但是事件的完整经过及缘起,则无论如何也无法在时空中再现。当然我们可以说,从连续性来讲,作为曾经的存在,不在场的过去始终规定着后面的来者;但是,就认识来说,我们怎么认识、辨识、触摸这已经消逝在时空中不再存在的客体呢?或者说,作为认知主体的“我”(历史研究者),如何超越“主体自身”,去确切地直观把握那个(消逝于时空中的)“客体”呢?抑或说,“我”怎么知道“我”所获得的关于历史的知识是确切的、可信的、毋庸置疑的呢?对于历史的认识者来说,这的确是个令人“讨厌”的问题。于是,这个问题也就自然指向了有关历史的知识(认识)论这个如何理解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之关系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也可说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在历史认识上的体现。只是,相较于其他具体的物理性的“在者”,如何认识历史之“在”的问题,更加令人困惑而已。

   关于思维与存在,德国哲学家康德的思考对后人影响巨大。康德一反古典哲学的提问方式,不再追问认识(知识)的客观性,而是反过来追问人的“认识(知识)何以可能”的问题。他认为,不首先探讨认识的能力和性质而径直着手去认识世界的本质,是完全不可能的。即,“没有认识论的本体论为无效”。康德的追问最终导致了哲学认识论(知识论)的转向,人们开始对认识什么、如何认识以及认识何以可能等问题倾注了前所未有的热情。为了解决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之间的对立,寻求认识中主客体二者的统一,人们开始从不同的路径展开探求。其中,现象学将认识主体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及其反思作为连接主体与客体的中介;哲学语言学者从语言的本质出发,将语言视为联结主、客体的中介;卡尔·马克思则对旧唯物论与唯心论固执于自然本体与精神本体的抽象对立所造成的认识上的截然对立,提出尖锐的批评。马克思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3正是在扬弃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局限,在坚持外部客观世界对人的思维的“优先地位”的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马克思完成了以人的实践为中介联结主、客观世界的认识论的“实践转向”。

   马克思的认识理论对于我们理解历史知识(认识)论,克服学界一些老派学人对于唯物主义的误解,进而认识史学史学科的特点及其价值是有帮助的。事实上,针对“历史是什么”的追问,也正是在认识论转向之后,才被作为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提出。因为在这个触及历史知识(认识)根本性质的问题上,在整个古典时期,尽管一些零星论述曾经提出过某些模糊的猜测,但就学术整体来说,要到19世纪末知识(认识)论拓及历史学领域以后,人们才认真地思考历史认识如何可能,以及历史认识的特点和局限的问题。

经过历史知识(认识)论转向的洗礼之后,人们对历史这个“在者”,作为认识对象所具有的不在场性而无法理性直观的特质,逐渐有了清楚的认识,即对于完全意义上的客观的历史本体,人类无论如何不能直观获得。这在决定历史学知识形态之本质特征的同时,决定了史学在获取历史知识(认识)的实践当中,马克思所谓“人在与世界关系中之能动因素”,较之其他“在者”的知识获取,占据更为关键的地位。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所获得的历史知识(认识),几乎无一不是经过主体在完成对材料的理解和解释性选择之后形成的“一家之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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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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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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