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波:“两新一重”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建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48 次 更新时间:2021-04-01 1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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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波  

自2020年5月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扩大有效投资,重点支持“两新一重”建设之后,国家就将投资的重点放在“两新一重”,即新型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和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项目方面。“两新一重”是党中央国务院基于中国全面发展的需要,根据当前国内外局势作出的重要规划,对于中国当前的困境突围和社会跃迁具有重要意义。


“两新一重”着眼于在发展中应对挑战


促消费惠民生。“两新一重”具有兼顾短期与远期目标,“既促消费惠民生、又调结构增后劲”,在发展中寻求突破的重要意义。

一是以新基建推动新型消费发展。新基建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新基建推动新型消费发展,提升消费层次,契合了广大人民群众消费升级的需要,将从数量和质量两个层次改善中国的消费需求。

二是以新型城镇化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提出新型城镇化建设目标,其核心诉求是“以人民为中心”,更多地追求发展质量,改进民生,拉动消费。《2020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要求通过城镇化的提升和高质量发展,促进人口的积聚、经济结构的改善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力求稳住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城镇化的本质是现代化,它与新基建共同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三是以重大项目改善民生和促进经济增长。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作为保障基本民生的重要且必要的项目,与改善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因此,重大项目建设能够稳定预期,安定人心,促进消费。但是,中国当前在这些重大项目的发展上还相当不充分。可以发现,“两新一重”体现了一种改善民生和发展经济“二元”统一的施政方向,通过改善民生促进经济增长,通过经济增长改善民生,改善民生与发展经济两者互为因果,协同推进。

调结构增后劲。“两新一重”建设立足当下,着眼长远,有利于中国调整经济社会结构,增强发展后劲,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提升核心竞争力。

一是新基建促进产业升级。当前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上总体处于中低端位置,新旧动能转换尚未实现结构性突破。为了向产业链的高端攀升,需要进行大量的投入,尤其是高新科技的发展对基础设施的依赖程度极高。当前正处于互联网时代,互联互通是助力经济转型和提高发展质量的关键所在,数字经济是经济发展的新模式新动力。政府当前大力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将为疫后经济跃迁和社会转型提供原动力,从而推动产业升级,提高高科技整体发展水平,补足在高端产业链方面的短板,加强中国经济在全球版图中的竞争力。

二是新型城镇化促进社会升级。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提出“要以新型城镇化带动投资和消费需求,推动城市群、都市圈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创新”。长期以来,中国人口城镇化率滞后于土地城镇化。加强新型城镇化建设,可以增强城市对人口的接纳和包容,实现更加优质的就业、安居、入学和就医,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带动个人发展,最终实现社会的全面发展。

三是重大项目建设突破发展瓶颈。中国人口众多,发展速度较快,自然资源相对紧缺,地区发展之间也存在较大的不平衡,这些都是制约发展的瓶颈,也是市场难以有效发挥作用的地方。利用当前国内外剩余资源,加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水利工程和道路建设,不仅能够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而且为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为经济社会发展积蓄潜能。

“两新一重”内部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即新基建投资未来,占据科技和经济发展前沿,为新型城镇化奠定硬件基础;新型城镇化推进人与城市相结合,改善人民生活,为新基建提供落实场所,创造更多的价值;重大工程项目优化交通水利基础设施,强化新基建和新型城镇化的物质基础。三者之间协同发展,补短板、强弱项、优结构、增动能,推动经济和社会平稳转型,提升市场效能,符合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方向。


“两新一重”促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建立



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根据中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战略决策,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对于中国当前应对外部不确定性具有重大意义。而“两新一重”夯实经济基础,能够有力促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建立。2019年中国投资总额占全球的比重达26%,研发投入占全球比重达到21.2%,反映中国生产能力强,投资能力充裕,同时有效需求相对不足,这是政府积极主动引导投资的必要和前提条件。

“两新一重”充分利用闲置资源,扩大并优化投资,加快国内产业链的建设、完善与提升,顺应市场规律而又不受市场规律的限制,在双循环构建的过程当中能够发挥必要的和不可缺少的作用。“两新一重”项目投资应与双循环的构建紧密结合:一是瞄准漏点。针对内部产业体系的不完整之处进行投资,抓紧时间针对那些国内需要,有能力生产而又不能生产的产品进行投资,避免被国外“卡脖子”。二是弥补产能不足。针对那些国内目前虽然能够生产,但是产能还不能充分满足需要的产品进行投资,扩充产能,必要时可以进行一定重复投资和建设,强化竞争能力,以防万一。三是促进产业升级。有些产品中国目前具有生产能力,但是技术水平不够,难以满足社会及市场的需要。这时候不能进行低水平重复建设,而是要进行高水平的投资。四是为产业升级打好基础。有些产业目前国内技术水平不够,也缺乏直接投资提升技术水平的能力,可以通过推动“两新一重”,鼓励创新及技术引进,为产业升级打好相关基础。五是为产业的完整及产业升级创造社会及市场条件。“两新一重”可以扩大社会有效需求,改善需求的层次,从而吸引更高水平的投资。例如随着中国消费水平的提高,苹果手机和特斯拉汽车的生产线先后落地于中国,带动了中国整个相关产业链的崛起。六是培育新产业,激发新动能。就目前的发展形势而言,5G、新能源、人工智能和量子通信等领域,均为中国已经实现或者有可能实现赶超的重要领域。

“两新一重”激活政府与市场两个积极性。内外双循环格局背后的重要支撑是政府与市场双重激励机制充分发挥作用,既要依靠市场机制发生作用,同时也要发挥政府的主观能动性。“两新一重”为两个循环提供动力和压力。

与改善民生保障紧密相关,必然需要“两新一重”更多地依赖于国有经济。在全球疫情冲击之下,国有经济体制机制的优越性得到了清晰展现。“两新一重”项目投入大、周期长,内部产业链直面具有竞争优势的国际产业链,很多投资无法在短期获得足够利润甚至长期亏损,民营企业缺乏主导的能力和意愿,只能以国有资本和政府预算等为主进行投入。

当然,在政府资金主导之下,“两新一重”项目推进也应激发社会资本跟进。李克强总理指出,要“用这些资金来撬动社会资金的投入”。通过多元化主体的共同参与,各尽所长,发挥市场机制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形成市场配置资源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有机结合,提高综合投资效益。


“两新一重”在国际大变局中抢占先机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外部环境总体上陷入巨大的不确定性之中,“逆全球化”倾向明显,疫情全球化让世界经济遭受重创,给世界各国人民的生活带来全面冲击。

“两新一重”加快内循环建设,激活内生动力,能够改善中国在当前国际竞争的不利局面,有效应对外部环境改变,抢占先机。在多重冲击之下,全球经济正遭受严重影响,国际市场存量竞争态势明显。面对恶劣的国际环境,“两新一重”进一步改善中国的经济状况,从经济的供给端与需求端同时发力,一方面提升中国的生产能力,促进产业升级,强化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提升中国世界工厂的作用;另一方面扩大内部市场,加强经济的内生动力,减少对外部市场的依赖,提升中国作为大市场的要价能力。

“两新一重”能够以投资带动投资,实现引致投资、稳定经济的目的。疫情全球蔓延之下,如何启动投资是西方经济调控的重大难题。中国启动“两新一重”等政策,社会综合竞争优势不断凸显,对全球资本的吸引能力不断上升,吸引外资出现了“V”型反转,从而进一步加强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增强了抗击外部不确定性冲击的能力(如下表1所示)。

早在上世纪末,中国政府就意识到高科技尤其是芯片发展,对于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性。但是实践证明,仅仅依靠市场规律,中国无法在高科技产业方面突破西方封锁,反而容易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在贸易战及全球变局的压力之下,“两新一重”在机制上以政府为主导,以市场为基础,将在中国实现科技自主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突破外部科技封锁,迎头赶上,扭转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的不利局面。

“两新一重”在国际博弈及变局当中抢占先机。今天,中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早已不再是当年的劳动力和土地价格,而是超大规模的供应链网络所带来的成本控制能力及综合效率,而供应链网络又是立足于发达的基础设施之上。“两新一重”能够显著改善中国的基础设施,从而进一步强化中国的供应链网络综合竞争能力,允许中国在制造业的国际竞争中相对西方国家保持甚至强化代差优势。

中国推出“两新一重”,一方面防备当前经济可能的进一步恶化甚至世界经济大危机,另一方面也为世界经济重新进入全球化的轨道做好充分的准备。如果国际局势改善,中国也可以先行一步,抢得先机,在世界的发展进程中争取先发优势。如此,则无论未来全球经济走向如何,中国都将立于不败之地。

当前,全球危机正在不断深化当中,各国政府都在尽己所能出台各种措施稳定本国经济,安定人心。中国积极采取措施,推动“两新一重”,构建内循环,远近兼顾,对经济结构、产业基础、社会组织及民生保障进行全方面的提升改善,危中寻机、化危为机,乘势而上、加快发展。与某些西方国家为了应对危机采取的短期措施相比,中国的应对措施具有明显的升维优势。危机推动变局,变局考验应对,应对带来发展。相信在危机之后,中国将在全球新发展格局中获得更加有利的地位。

(作者为商务部中商智库理论研究部主任,北京大学国家治理协同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第18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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