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典:以党的治理体系现代化引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基于政党社会学的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5 次 更新时间:2020-12-29 08:5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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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典  

   内容提要:中国国家治理体系是包括党的治理体系、政府治理体系、企业治理体系、市场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体系等在内的广义的国家治理体系。其中,党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党的领导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不同于西方的最本质特征。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和难点是如何让党的领导更有效地嵌入政府治理体系、企业治理体系、市场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体系等各领域各环节。建国七十年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日益现代化,党的治理体系必须适应这一新的变化和现实,才能真正实现以自身的现代化引领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关键词:政党社会学 中国共产党 党的治理体系 国家治理体系

   作者简介:杨典,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是我们党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上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关键会议。全会专门研究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问题并作出决定,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是党中央从政治上、全局上、战略上全面考量,是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作出的重大决策。全会审议通过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深刻阐释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和总体要求,并对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等13个方面的制度作出战略部署,其中“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排在第一位,充分彰显出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最大的制度优势。党的领导制度是国家的根本领导制度,统领和贯穿其他12个方面制度。

   “中国之治”,由人民开辟;办好中国之事,关键在党的领导。党的领导要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否能实现现代化,能不能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关键在党,关键在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可以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继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四个现代化”基础上的“第五个现代化”,是更具全局性、系统性的现代化,也是实现其他四个现代化的根本保障。没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无法真正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无法真正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只有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更加成熟、更加稳定,才能使人类走向现代化的“中国道路”“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更加具有说服力和吸引力。

  

   一、政党社会学视野下的政党与国家治理

  

   政党是现代国家政治运行的重要组织基础,也是除少数传统国家和军人独裁政府之外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政治现象。现代政党率先崛起于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既是现代国家建设的产物,也是代议制政治体制中联系国家与社会的桥梁①。政党政治是现代西方国家治理体系的鲜明特征,但西方国家政党与国家、政党与社会的边界比较清晰、关系比较简单,而我国政党与国家、政府、社会的关系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独特性,这将如何影响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为什么说党的领导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最本质的特征?为什么党的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和难点?如何推动党的治理体系现代化?本文将尝试从政党社会学角度进行简要分析。

   顾名思义,政党社会学以政党为研究对象。政党的起源、建立、发展、壮大、解体和消亡,政党成员的招募、管理,政党与社会和国家的关系等,都构成政党社会学的经验研究对象。政党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对象包括政党的社会基础、制度环境、组织结构和意识形态等。政党社会学就是运用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研究政党的社会基础、组织结构、运行机制和意识形态等问题的社会学分支学科②。韦伯是政党社会学的奠基人,米歇尔斯、李普塞特等学者进一步发展了政党社会学理论③。张汉认为,政党社会学可分为“社会中的政党”与“政党中的社会”两种研究路径。前者关注政党-社会关系,比如政党的社会基础和社会功能;后者关注政党内部构成的“小社会”,即政党内部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前者是政治社会学的路径,后者是组织社会学的路径。政治社会学的路径更关心政党与外部环境的互动,而组织社会学路径更关注政党内部的组织结构和机制。④

   政党社会学对欧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政党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但对新兴民族国家研究还很不充分。如何解释新兴民族国家(特别是建国早期)普遍存在的一党制或一党独大制?应星等人对国民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和社会动员做了很好的探索⑤,但当前学界从政党社会学角度深入研究党在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中的地位、作用、机制的研究尚不多见。

   从《决定》对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等13个方面的制度作出战略部署可以看出,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不是狭义的国家(政府)治理体系,而是包括党的治理体系(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政府治理体系、企业治理体系、市场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体系等在内的广义的国家治理体系⑥;不但包括政治治理体系,还囊括了经济治理体系、文化治理体系、生态治理体系等多个领域的治理体系。其中,党在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党的领导体现在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可以说,党的领导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不同于西方国家治理体系的最本质特征。抓好党的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是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变革中最根本、最关键的工程,是保证政府治理体系、企业治理体系、市场治理体系、社会治理体系等现代化建设工作方向正确、道路正确、制度正确的决定性因素。

  

   二、政党与国家:党的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和难点

  

   萨托利在《政党与政党体制》一书中讨论了世界各国政党制度的不同类型,提出了作为“部分的政党”与作为“整体的政党”的概念,从政党学说的角度为“党国体制/政党国家”一词奠定了学理基础⑦。党国体制中的政党不是代表部分的政治组织,它代表的是整体。如果说西方自由民主制“政党在社会中”,那么可以说党国体制“政党在国家中”。作为整体代表的政党既嵌入于国家权力结构之中,同时又没有脱离于社会⑧。由此景跃进等学者主张将国家与社会关系二分法发展为政党、政府与社会关系三分法。原先国家与社会的单维关系扩展为三维关系,亦即政党与社会关系、政府与社会关系以及政党与政府关系。政党、政府与社会三分法更适合分析党国体制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有助于我们更好认识和把握中国政治现象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在政党-政府-社会三维关系中,政府与社会、政党与社会可视为一种外部关系,而政党与政府是公权力的内部关系。中国共产党政党组织本身是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在日常生活中,中国的老百姓并不区分党的机构和国家机构,在他们眼中党委、人大、政府和政协等都是“政府”,都是“国家”。作为领导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不仅是国家政治生活的领导核心,也是中国社会的组织核心。⑨

   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国家治理体系中政党与政府、企业、市场、社会等领域相对分离不同,中国国家治理体系要把党的领导贯穿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也正因为如此,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和难点是如何让党的领导更有效地嵌入政府治理体系、企业治理体系、市场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体系等,也就是如何完善党的治理体系以积极回应我国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现代化及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信息化和全球化的新局面,引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这是我国最关键的国家治理问题,也是未来中国国家治理模式、现代化模式和文明模式最不同于西方的部分。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强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开始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国家治理体系问题,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是全面、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要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在新时代,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不只是党组织内部变革的问题,也不仅是党和政府的关系问题,而是涉及党-政、党-企、党-社、执政党与基本经济制度等一系列复杂关系。从根本上来说,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在党的治理体系现代化引领下,政府治理体系、企业治理体系、市场治理体系、社会治理体系全面现代化的问题,需要党领导各方协调行动、综合发力。

  

   三、政党与社会: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呼唤党的治理体系现代化

  

   张汉认为,按照政治社会学的路径,政党社会学关注的焦点是“社会中的政党”,即政党是如何形成并与其他社会成员和组织进行持续互动的;按照组织社会学的路径,政党社会学关注的焦点是“政党中的社会”,即政党是如何建立及维持其内部的“小社会”的。⑩帕尼比昂科认为政党首先是一种组织,因此组织研究应该是政党研究的首要视角。(11)组织社会学的研究路径从政党本身的组织逻辑去分析政党组织及政党与外部环境的互动。按照新制度主义组织社会学的观点,外部制度环境能够塑造组织的内部治理、结构和战略。(12)外部制度环境变了,组织的内部治理、结构和战略也要相应改变。对政党组织而言,面对当今世界新的阶级阶层结构、新媒体、新技术、新社会运动、宗教与民族激进主义等诸多新的社会和政治力量,各国政党必须及时调整、完善自己的内部治理体系、组织结构和发展战略,以适应新的经济社会环境变化(13),只有这样,才能在政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保持长期执政地位。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日益现代化,党的治理体系必须适应这一新的变化和现实,才能真正实现以自身的现代化引领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首先,我国现代经济体系初步建立,正实现从高速度工业化向高质量工业化的转变,市场化日益加深,一、二、三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非公有制企业和外资企业成为经济发展重要力量。第二,我国社会阶层结构急剧变化,利益关系日益复杂,新社会阶层不断涌现,国家与社会关系重塑,社会治理模式大转型。(14)第三,人民思想观念发生剧烈变化,高等教育实现大众化,文化多元化、世俗化深入发展,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日益强烈,对党和政府的行为提出了更高要求和期待。第四,不断加快的信息化、全球化进程改变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国家治理体系日益在一个全球性开放系统中运行。

   上述具有时代烙印的新变化给党和国家治理体系均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挑战。和改革开放前相比,国家各项制度所运行的环境更趋复杂、多变。从社会结构来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充分不平衡,城乡基层治理、产业转型升级、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公共服务提质增效等问题突出,对党和政府的考验和压力空前。同时,资源配置日益市场化、人民收入来源多样化,经济活力不断增强、经济新业态不断涌现的同时也隐藏诸多风险。从社会群体来看,人口流动性不断加大,各阶层民众物质利益和文化观念分化加剧。随着全民教育水平的提高和信息化、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民众的思想观念日益多元化,原有宣传教育思想工作模式愈发不适应这些新变化。特别突出的是,迅猛发展的互联网给网络生态治理、社会稳定与基层社会治理带来了诸多挑战。

随着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日益现代化和国际化,党组织的分布和运行环境也发生了诸多重大变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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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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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2020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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