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明:五四与四五:中国现代化的两个转折点

——《历史大视野中的四五运动》之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399 次 更新时间:2006-12-28 01: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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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明 (进入专栏)  

  

  四五运动距今已经三十年了。由于官方选择性地遮盖与编织历史,现在的青年人对它的了解已经很模糊。即使在学术理论界,对于它的认识与评价也是有分歧的。譬如说笔者的两位朋友,对于四五运动就有不同的说法。

  徐友渔在《西方学术界对于文革的研究》中说:“从第一个层次,我觉得还是可以给四五运动非常高的评价,我自己是文化革命过来的,而且我自己很早就对文化革命批判了,但是后来四五运动消息传开还是非常吃惊,当时四五运动说的话,‘秦始皇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还是很厉害的。粉碎四人帮,民心还是起了一定作用,四五运动给反文革的老干部以鼓励,当然不是绝对作用。第二个层次,我也相信,以后未来写历史的时候,不会像当初四人帮刚垮台的时候,给四五运动那么高的评价,整个四五运动的境界、认知水平,实际上是局限在周恩来是清官,你们是迫害忠良,这种观点到了整个70年代甚至80年代都还是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看法。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有法治的观念以后,我们就会觉得四五运动那种境界实际上不是那么高。” 从运动参与者的境界和认知水平的角度来看四五运动,他认为不宜过高评价,这显然是有道理的。无论是对世界发展总体趋势的认识还是对毛泽东极权体制的批判,四五运动的参与者都远远不及八九民运的参与者,更不用说我们今天的认识水平了。作为这两次运动的亲历者,我对四五一代人在十三年(1976-1989)或三十年(1976-2006)中的思想成长过程,有着深切的感受。

  王军涛在《四·五运动与中国民运》中说:“‘四五运动’的意义远超出一场简单的政治变动的前奏曲。如果我们从一百多年的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史出发看问题,‘四五运动’是中国现代化史中的转捩点。”“‘四五运动’,不仅是结束共产党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终点,而且是当代中国民主运动的开端。”“这场革命实践给中国人带来历史上空前的灾难,在‘文革’中达到顶点,并最终为中国人所唾弃。‘四五运动’正是这样的转折点,它标志著中国人民开始厌恶并且反对社会主义模式,这是中国人民重新选择现代化模式的新的起点!” 他在这里用了好多个“端”和“点”字,强调四五运动作为历史趋势的端点的标志性和启示性。显然,每一种趋势的开端总是幼稚的、不成熟的,其思想高度是不能和顶峰或终点相提并论的。因此,王军涛的说法与徐友渔的说法并不构成真正的矛盾。但这种表面上的矛盾也足以说明,对于具有如此重大的历史意义的四五运动,还有待进行系统的研究与梳理。

  本文将对四五运动参与者的思想分野和认知程度进行分析,但首先要从中国大历史的角度来阐释四五运动的转折意义——它结束了什么,又开启了什么。

  

  一、 五四与四五:中国现代化的两个转折点

  

  20世纪中国历史的许多重大转折,都是以天安门广场上发生的运动作为开端的。譬如说1919年的五四运动,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1976年的四五运动,以及1989年春夏之交的民主运动(八九民运)。

  在天安门广场上还发生过另外一些载入史册的事件,例如1949年10月1日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首次接见百万红卫兵等。但这些事件与上面所说的四次天安门运动有着性质上的不同。我们把历史潮流的变化分为民心的变化与政局的变化。“民可载舟,亦可覆舟。”民心变化是政局变化的前导和基础。历史上的四次天安门运动均是民间自发的国民运动,是民心变动的征兆;而“开国大典”和接见红卫兵之类则是政府组织的“群众活动”,是政局变化的标志。五四运动是中共成立和国民党改组的因,一二九运动是西安事变和全民抗战的因,四五运动是十月政变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因。因此,民心变化比政局变化更值得关怀历史因果的学者加以认真研究。这里所说的民心是广义的民心,在历史转折关头,相对于可以用民意测验来衡量的国民大众的倾向性,更关键的是由知识界所掌控的舆论的倾向性和由思想家、政治家所引领的前沿思潮的倾向性。

  在四次天安门运动中,五四运动和四五运动更具有历史转折性的意义。梁启超曾把国民运动分为两类:“对外的”、外交的运动和“向内的”、内政的运动。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属于前者,它们都是由民族主义激荡起来的国民运动。如果说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源头,一二九运动则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源头,当民族矛盾激化的时候,国内政治矛盾的尖锐性就钝化了,中国人团结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共同抵御外敌。梁启超说:“对外问题易发动,对内问题难发动。……自公车上书至五四运动,凡壮烈之举,以对外为动机者十之八九。” “缘故有两种:一、外交问题较简单,容易把多数人的感情烧起来。内政问题较复杂,要转几个弯才能了解,多数人看得不痛切,不着急。二、外交问题的运动,和国内专权的人没有什么直接触犯,危险程度较少,多数人乐得附和。内政问题,任提何件,都是和目前盗国殃民炙手可热的人短兵相接,危险程度甚大,稍微计较一下,瞻顾一下,便不肯上前了。” “以后我们若不打算做国民运动便罢,若还打算做,决然应该把方向转变,从外交方面移到内政方面。” 梁启超的期望到半个世纪后才见到曙光。四五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向内的”国民运动。它最激动人心的口号是:“我们要民主,不要法西斯”,“秦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复返了”。 八九民运则继承和深化了四五运动所开启的政治方向。二者都是以民主主义为旗帜的国民运动。

  梁启超认为,“国民对于政治上的自觉,实为政治进化的总根源。”这种自觉主要应当体现在两点上:“第一,觉得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二,觉得凡是中国人都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一种是民族建国的精神,第二种是民主的精神。” 如果缺乏这两种自觉,或者以一种自觉遮盖了另一种自觉,中国的政治进化就还不能说走入了正轨。可惜的是,从五四运动到四五运动,国人民族建国的自觉一直压制了民主的自觉。

  

  疏离与回归

  

  如果说最近一百多年来的历史主要是中国现代化的历史,那么以五四和四五为两个转折点,可以将其分为三个阶段:从自强运动至五四运动是第一阶段,从五四运动至四五运动是第二阶段,从四五运动以来是第三阶段。第一阶段是浑浑噩噩的现代化;从五四运动开始了对现代化模式的自觉选择,但是却走上一条疏离世界现代化主流的歧途;以四五运动为起点,逐渐放弃了以毛泽东为典型的错误路线,开始向世界现代化主流回归。我们首先给出结论,然后再展开论证。

  以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华为标志,源于欧洲的世界现代化与中国社会发生了正面的接触。在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仍然没有警醒。蒋廷黻说:“从民族的历史看,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倘使同治、光绪年间的改革移到道光、咸丰年间,我们的近代化就要比日本早二十年。远东的近代史就要完全变更面目。可惜道光、咸丰年间的人没有领受军事失败的教训,战后与战前完全一样,麻木不仁,妄自尊大。直到咸丰末年,英、法联军攻进了北京,然后有少数人觉悟了,知道非学西洋不可。所以我们说,中华民族丧失了二十年的宝贵光阴。”

  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总结了从自强运动以来中国人在现代化问题上从浑浑噩噩到逐渐觉悟的三期过程。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曾国藩李鸿章一班人是其代表。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从甲午战役起到民国六七年间止,这二十年间,都是觉得我们政治、法律等等,远不如人,恨不得把人家的组织形式,一件件搬进来,以为但能够这样,万事都有办法了。那急先锋就是康有为梁启超一班人。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所以最近两三年间,算是划出一个新时期来了。那代表性的人物便是胡适等新近回国的留学生。

  梁启超所说的第三期觉悟的标志,就是陈独秀、胡适等人倡导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崛起,意味着浑浑噩噩的现代化阶段的终结。尽管从自强运动、维新运动到新文化运动,有一个思想逐步启蒙,现代化逐步加速和深化的过程,但方向并没有大的摇摆。胡适在1933年指出:“在三十年前,主张‘维新’的人,即是当日主张现代化的人,对于所谓‘新’,决没有我们今日这样的迟疑与矛盾。当日虽然也有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的争论,但在他们的想象中的西洋文明,却没有多大的疑义。试读梁任公先生的《新民说》,他那样热烈提倡的新民的新德性,如独立、自由、自治、自尊、自立、冒险、进步、尚武、爱国、权利思想,……无一项不是那十九世纪的安格鲁撒克逊民族最自夸的德性。那时代的中国知识界的理想的西洋文明,只是所谓维多利亚时代的西欧文明;精神是爱自由的个人主义,生产方法是私人资本主义,政治组织是英国遗风的代议政治。当时的知识领袖对于西洋文明的认识本来还没有多大异议,所以当时能有梁先生那样热烈的、专一的信仰崇拜。” 现代化航向出现严重偏离,始于五四运动。从1918年11月北京各界在天安门举行“庆祝协约国胜利大会”到1919年5月北京学生在天安门举行集会抗议列强在凡尔赛和会上对于山东问题的决定,中国知识界的思想倾向性在半年时间里就发生了急剧的转变。

  我们把新文化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化第一阶段的终结,而把五四运动作为第二阶段的开端,显然是把它们视为两个不同的运动。然而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常常把这二者混为一谈。依照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中的定义:“五四运动”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包括新思潮、文学革命、学生运动、工商界的罢市罢工、抵制日货以及新式知识分子的种种社会和政治活动。 彭明在《五四运动史》中定义:“五四运动是一个爱国运动,又是一个文化运动。” 但也有人对此提出异议。吕实强指出:“五四一辞,在六十年后的今天,大致已肯定包括两项含义:一为民国八年五月四日在北京所发生的青年学生反日游行示威请愿,以及其前后各地与其有关的爱国运动;一为在此一爱国运动前后若干知识分子所提倡进行的新文化运动。但我个人仍然觉得,上述两项含义,虽然互相影响且有相互关联之处,但却各有其特质,似不宜视为是一个运动的同体而两面。新文化运动诚然为五四爱国运动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基础,五四的爱国运动也助长加速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但五四的爱国运动既并非是因新文化运动而产生,新文化运动也并非靠五四的爱国运动而方能完成其洪波巨流。” 而胡适则连两个运动之间的“相互关联”也不愿意承认,他在晚年口述自传时说:“从我们所说的‘中国文艺复兴’这个文化运动的观点来看,那项由北京学生所发动而为全国人民一致支持的,在1919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我告你这件事,就是说从新文化运动的观点来看,──我们那时可能是由于一番愚忱想把这一运动,维持成一个纯粹的文化运动和文学改良运动──但是它终于不幸地被政治所阻挠而中断了!” 帮助胡适完成这项口述自传并将其译成中文的唐德刚指出:“胡适之先生是反对五四运动的。他反对的当然不是他小友周策纵的五四运动,而是他底及门弟子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一干人,于民国八年五月四日,在北京的大街之上,摇旗呐喊的那个五四运动。” 毛泽东也斩断了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之间的精神联系,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写道:“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本文所说的五四运动,均是指胡适所反对而毛泽东所赞美的狭义的五四运动,而不是周策纵和彭明笔下的广义的“五四运动”。

  由于梁启超的积极倡导,中国政府于1917年8月对德宣战,成为协约国的一员。随着世界大战的结束,中国在近代以来首次成为战胜国,分享了协约国的胜利喜悦。1918年11月13日,北京城兴奋的人们将象征耻辱的克林德碑,改名为“公理战胜”,由东单迁移至中央公园(即今天的中山公园)。北京大学在天安门搭台演讲数日,蔡元培校长发表了演说。他说:“现在世界大战争的结果,协约国占了胜利,定要把国际间一切不平等的黑暗主义都消灭了,用光明主义来代他。”“世界的大势已到这个程度,我们不能逃在这个世界以外,自然随大势而趋了。我希望国内持强权论的,崇拜武断主义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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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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