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震江 季卫东 齐海滨:论法律社会学的意义与研究框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66 次 更新时间:2006-12-28 01:1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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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震江   季卫东 (进入专栏)   齐海滨  

  

   关于开展法律社会学研究的倡议近年来已得到我国法学界的一定关注,有关项目也已被列为国家“七·五”期间哲学社会科学的重点研究课题之一。在我国的大规模立法工作已取得重大成就,从而使立法精神向社会深层的渗透成为紧迫课题、经济体制改革正不断深化从而使法律对策的选择日益复杂化的背景下,这应当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法律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和研究方法,其历史固然算不得晚近,但是我国法学界对其性质与意义的认识与肯定,建国以来却罕有前车。因此,在我国法律社会学的目前草创时期,许多基本理论问题都需要探讨。例如,什么是法律社会学?其理论价值何在?它对于我国当前进行的体制改革和法制建设有什么意义?怎样确定它的研究领域、整体结构和专题布局?我国进行法律社会学研究的战略规划和具体步骤应当怎样安排?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法学界的深入研讨和通力合作。

  

   一、作为法学新视角和新手段的法律社会学

  

   在国内外现有的法学理论和方法当中,人们对于法律社会学的认识可以说是最为众说纷纭的了。这种莫衷一是的状况在国外已经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而且在刚刚起步的我国法学界也展露端倪。我们认为这既是一种必然的也是利大于弊的理论现象。基于此,我们在这里对法律社会学的描述和判断只是一家之言,十分需要与其他研究者的意见相互参照。

  

   法律社会学的经验科学指向

  

   尽管国际学术界目前对法律社会学尚无普遍接受的定义,但是根据它已被公认的学科与方法论特征,我们可以这样概括:法律社会学是对法律现象形成和运动的机制与规律以及法律体系的功能进行客观研究的社会科学。这一学科强调法律与社会整体及其内部各种要素之间的关系和作用,把法学分析建立在通过观察、实验和统计所获得的经验材料的基础之上。由于研究者的目标与具体方法不同,法律社会学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流派和理论形态,但上述基本倾向则得到普遍认同。

   在此有必要对一个语词问题稍加说明。我们在这里对“法律社会学”(Sociology of law)与“社会法理学”(Sociological Jurisprudence)不作区别。尽管这种区别并非无足挂齿,而且也曾有过一些有意义的讨论。⑴然而我们还是倾向于这样一种意见即二者实质上具有同一含义。⑵

   从方法论上着眼,关于法学一般理论迄今为止大体上存在着三种不同指向的学术发展:即道德理性指向、逻辑实证指向和经验科学指向。道德理性指向反映法与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和道德价值体系相适应的过程,它强调法律内在的理想目标及其价值正义性。逻辑实证指向反映在社会价值体系已经确定和法律制度趋于完整的前提下,法的相对独立和自我完善的过程。它强调法律作为既成秩序的结构稳定与逻辑合理。经验科学指向则反映在社会价值观念和法律体系同时处于发展变化状态时,通过经验合理性方式确立秩序和权威的过程。它强调法律作为人们组织与改造社会的手段所具有的功能。人们一般认为这三种学术指向只是西方法学发展中的特有现象,因为它们确实先后以自然法学派、分析法学派、社会法学派为显赫代表。但是毋庸讳言,这三种指向其实更为深刻地反映着法律科学自身内在的一般规律,它们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学发展中也得到某种体现。例如,苏联法学界在对法律现象的研究中就已经引人注目地形成了“规律(理性)说”、“规范(体系)说”、“社会学(功能)说”,⑴并且提出法的一般理论可以区分为法哲学、法实证论和法社会学。⑵如果对1979年以来我国法学理论的大体走向作细心考察,也可以依稀识别初具萌芽而尚未自觉的相应理论指向。应当指出,社会学指向在以上三者中显然更加具有时代特征,它标志着20世纪人们对法律现象加以认识和利用的新视角和新手段。

  

   法律社会学的产生与发展及其主要理论形态

  

   法律社会学的产生在西方是与本世纪欧美社会的矛盾演化密切相关的。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的过渡,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经历着结构性调整与改良,各种社会利益的矛盾冲突充分地展开,并要求得到法律的表现和确认。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方面,资产阶级革命后已经确立的社会价值观念和法律体系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和动摇;另一方面,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深刻变化又使国家对社会生活各领域的控制作用大大加强,从而使法律的社会功能在不断地扩张。面对这种情势,在欧美社会于19世纪取代古典自然法学说而成为主潮的分析法学及其变种概念法学,仅只以对既定实在法律规范进行逻辑操作能事,已无法解决上述这些矛盾并适应新的社会需要。因此新方法的采用即必不可免。作为新兴学科而具有鲜明的经验科学指向的社会学方法,便被选择为进行这种知识转轨的便捷工具。

   法律社会学的先驱者之一埃利希(Eugen Endich,1862—1922)首先提出法的科学这一概念时,是为了打破营营于注释演绎实在法规范的概念法学的樊篱,试图建立一门以事实观念为基础,以经验认识为内容的关于法的独立学科。为此目的,他亲率他所任教的切尔诺维茨大学法律系的师生在当地进行了为时多年的广泛深入的社会调查,取得了关于“活的法律”的大量第一手材料,在法学研究中开了一代新风。韦伯(Max Weber,1864—1920)作为法律社会学的另一位经典创始人,以其理论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有别于埃利希。他所指出的“法律合理化”这一著名命题以及用以展开命题的关于法律合理性与非理性的各个理想类型,旨在概括法律发展进程中自身及其与社会其它因素之间的逻辑关系。作为其理论支撑点的“合理性”概念,则是与社会经济生活的内在机制为表里的。因此韦伯虽然并不认为法律社会学的使命在于提供关于法的一般经验认识,⑶但是他与埃利希一样,认为法律的实现通常有赖于法律以外的社会机制,因而只靠法律本身并不能成为控制社会的主动而有效的工具。半路出家而具有良好的经验科学素养的庞德(Roscoe Pound,1870—1964),则力求把法学研究的科学性与实用性结合起来,首先从“社会工程学”的角度来认识法的任务,在法律与国家作用相联系的层次上对法的社会控制功能给予了比较积极的评价。以庞德为代表的美国社会法学派在30年代罗斯福新政的推行过程中,战败了以最高法院为代表的社会保守思潮,并培养出一代新型法律人才,为美国社会通过自身改良渡过危机立下了汗马功劳。这种“社会工程学”主张,后来又吸收了帕森斯(T·Parsons,1902—1979)的结构-功能方法,曾长期居于美国法学的主流。较为晚近的卢曼(Niklas Luhman,1927— ),受到过欧美不同学术风气的濡染,并得益于战后新兴科学的方法,他以系统论为基础,通过现象学的相互主观性这一概念消除价值与事实的界限,提出了社会关系中“二重不确定性”(各系统相互联系的不确定性与客体转换的不确定性)这样一个命题。他认为,法律及其他社会规范的功能在于解决这种不确定性问题,所以规范的特性不是行为强制而是预期强制。卢曼还从对于环境的高度复杂性的结构反应——以“意义同定”为媒介的复杂性简化这一独特视角,剖析了实在法律现象的各种关系。

   如果说第二次大战以后在斯通(Julius Stone,1908— )⑴等人的倡导下澳大利亚法律社会学的迅速发展仍保留有欧美社会的一般特点,那么日本法律社会学的繁荣又与川岛武宜(1909— )提出“作为科学的法律学”的口号有密切关系。由于法律社会学研究主要由实在法学家进行,所以科学化要求与实用性要求是相辅相成的,而日本的法律文化土壤与移植的西方法律制度规范多有不谐,法律的实效及其与社会的关系理所当然地成为法学家关注的焦点,这样就出现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现象。在西方,以自然法观念为核心的法律哲学被作为实用法学的指导思想;而在日本,法律社会学却取代自然法理论而成为法意识形态。⑵这种情形十分耐人寻味。在现代权威与传统权威相对抗的缝隙中,把一种以法律社会学理论为指导的全新的法律制度嵌入社会深层、并最终改变东方社会传统的“轻法厌讼”的文化属性,从而建立起现代化的“法制社会”——这不失为一条令人感兴趣的法制建设的战略思路。明乎此,法律社会学在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蓬勃兴起也就情在理中。在总结了于本国社会土壤上简单嫁接西方现代法制的不成功实践之后,发展中国家纷纷一改过去的“拿来主义”而为“适应主义”,这种指导思想的转变确实与法律社会学的开展有着重要的因果关系。

   作为一门学科,法律社会学在苏联东欧国家的起步较晚。这当然与50年代以前苏联理论界简单地把社会学当作“资产阶级伪科学”这一教条主义错误有关,而发人深省的是,苏联法学界60年代关于法学方法论讨论的特征,正是把法律社会学作为克服维辛斯基理论的缺陷,适应社会主义新的历史阶段需要的普遍方法和法学发展的新方向而加以强调。自此以后,法律社会学逐渐得到承认与重视,并且表现出一定深度的理论探讨和为数可观的研究实践。前者如亚维奇(Л·С·Яъцч)在其所著《法的一般理论》一书中,就是以法律的“效率”(即有效性)为核心概念而展开对现行法的社会学分析。⑴后者如许多学者对具体的法律制度、法律规范以及法律意识等方面课题进行以功能为中心的社会学研究。需要指出,这种理论发展自然有赖于维辛斯基以后苏联法学界所获得的学术条件,但是以我们的有限判断而言,由于社会生活本身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僵化和停滞,所以法律社会学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条件并不充分,从而限制了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的产生。

   由于本文的篇幅和意图所限,不可能详细介绍国外法律社会学发展的历史、现状以及各种学说流派。以上仅仅对法律学的经验科学指向这一法律社会学的突出特征及其社会效用作了粗线条的勾勒。还需要指出,尽管这种指向也不断受到强调逻辑规范或强调道德价值的法学家的批评——前者如凯尔森(Hans Kelson,1881—1973)等人将法律社会学排斥于“纯粹”的法学研究即“规范”研究之外;⑵后者如德沃金(Ronald Dwolkin,1931—)等人则指责它忽略对法律概念具有根本意义的道德因素进行郑重研讨。⑶——但是这些批评对经验-实证方法本身则鲜有否定。

  

   马克思主义法律社会学的方法论特征

  

   通过对现实社会中的法律现象作客观的考察从而揭示法律与社会关系的基本联系,是马克思主义法律观的基本方法论特征。众所周知,马克思的早期法律思想是以接受并超越黑格尔的唯心论法哲学和激进民主主义的政治立场为出发点的。在对普鲁士出版法进行批判时,他把由“事物的本性”即“自由的本性”而产生的“理性法”作为反对普鲁士封建专制主义法律现实的根据和武器。⑷但是当他一再接触到经济社会现实时,就发现实际上左右着国家和法律的是私有制以及相应的利害关系。——可以并不夸张地说,马克思对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法案辩论的考察分析,可以被看作具有法律社会学取向的早期作品。从此,马克思的法律思想逐步向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方向发展。通过在巴黎对资本主义新世界的社会经济生活基础作了大量的现实观察,马克思逐步确立了阶级分析、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分析以及社会必然性分析等历史唯物主义法学原理。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的法学思想表现出明显的社会学特征,即把对国家、法律和社会历史的分析建立在坚实的科学考察基础之上。当然,马克思也注意到法律本身的逻辑及其发展具有相对的独立性。⑸19世纪末,恩格斯曾经针对把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关系的原理简单化和庸俗化的倾向,特别强调了上层建筑及作用命题的重要性。⑹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在分析法律现象时具有如下方法论特征: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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