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有独特的历史条件。分析这些形成条件，需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入手，对“多元”和“一体”两个方面展开深入地分析。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条件，既包括了作为多元基础的各民族历史文化的存在，也包括了构成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初步形成和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建立。
【关键词】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唯物主义
【基金项目】2018年度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项目“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原理”（2018-GMF-005）。
【作者】高永久，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南开大学-太和智库边疆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子曦，南开大学-太和智库边疆发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人员。
习近平同志指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民族也和任何历史现象一样，是受变化规律支配的，它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的始末”，民族有其自身的产生、存在、发展和消亡的历史规律。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民族这一社会现象在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定时期的具体存在形式，是共性与个性、时间与空间、社会与历史在当今中国的统一。这一格局的形成有其特殊的历史条件。
分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历史条件，就是在探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对这一格局的产生具有关键意义的基础性、前提性、准备性的因素。整体上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不仅需要具备组成“多元”格局的多个个体民族的存在，也需要具备认同基础上形成的国家层面的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因而，本文将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作为指导，从多民族和国家层面上的民族共同体两个层次入手，综合分析不同层面的历史条件，并结合我国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的历史事实，解读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历史条件。
一、多元的基础——多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多元”是指在中华民族的整体格局之下，存在着五十六个具有悠久历史渊源和文化传统的民族，它们共同构成了多元一体格局的基本条件——多元的历史文化民族群体。这些历史文化民族群体，既有客观存在的生物学、人类学基础，也是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社会的产物。他们不仅形成了历史和文化基础之上的民族共同体，也作为社会历史的主体，推动着人类社会向前发展。
多元人口基础上形成的具有不同历史渊源和文化传统的民族群体，是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基本客观事实，是一种客观存在。它们不断地产生、发展、相互融合，最终形成了多元共存的状态，构成了多元一体格局中“多元”的基础。
结合人类学、生物学和考古学的研究，费孝通认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多民族，起源于生活在共同地域上的早期人类。经考证，几千年前的中华大地上确实生活着不同的早期人类，这些人类分布广泛，存在于云南、安徽、辽宁、北京、陕西、山西、吉林、内蒙古等多个地区，“在中华大地上已陆续发现了人类直立人（猿人）、早期智人（古人）、晚期智人（新人） 各进化阶段的人体化石，可以建立较完整的序列。这说明了中国这片大陆应是人类起源的中心之一”“这些时代的人体化石分布极广”。在此基础上，“考古学有关新石器时代的丰富资料更有力地表明中华大地上当时已出现地方性的多种文化区”。这就表明，在原始社会时期，中华大地上就已经出现了具有共同生活方式的人类群体，这些人类群体作为一种客观存在，逐渐形成了多个具有共同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民族群体。然而，历史文化民族的形成，不仅需要人群基础，也需要经历社会历史过程的塑造，民族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阶级社会的产物。
“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旧社会，由于新形成的各社会阶级的冲突而被炸毁；代之而起的是组成为国家的新社会，而国家的基层单位已经不是血族团体，而是地区团体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中华大地上早期人类群体的生产领域渐渐从渔猎和采集，发展到了种植业、游牧业、手工业，剩余产品出现并逐渐丰富，私有制渐趋形成。对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导致了社会阶级的不断分化，早期的氏族社会被打破，出现了部落、部落联盟，最终形成了相对发展的部族社会。我国当前的一些民族，便可溯源至这一历史时期。基于考古学、人类学的研究基础，早期的族群主要集中在我国的黄河流域、江汉地区的部落集团中。“当时各部落乃至部落联盟往往以所奉祀的天神为族称，如炎、黄、太皥、少皥等”，这些部落集团“西起陇山、东至太行山麓、南至伏牛山以南、北达燕山”，“三苗为江汉地区部落集团，苗为族称”，在东部地区还存在着“东夷”。华夏、东夷、苗蛮相对而称，在社会交往中逐渐融合，形成了如今“汉族”的基础。这一时期的一部分族群分支和散布在其他中华大地上的部族，逐渐演化成了部分少数民族的前身。如“古所谓折支，散居中国之北”，这里的折支便是古代鲜卑族的基础；“三代时，即与中国有交涉”的羌人，便是当今羌族的始祖；“三苗”之中的一支，则构成了当今苗族的祖先。随着社会形态的转变，奴隶主阶级和地主阶级相继成为社会的统治阶级。各个具有共同历史渊源和文化传统的民族群体长期处于阶级社会之中，不断的产生、发展以及相互融合。中国的国家形态也经历了原始氏族社会、奴隶制国家，随后发展到封建王朝时期。在封建社会中，我国出现了三次民族大融合，各民族群体不断地产生、发展、消亡，最终形成了较为稳定的人类群体——历史文化民族。尽管说，近代之前的中国各民族一直处于自在的发展状态之中，然而这些多元历史文化民族共同存在于中华大地之上，逐渐构建起其自身的独有特征，形成了多个民族群体共同存在的社会状态，从而构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多元”部分的历史基础。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客观条件
民族共同体的形成，需要满足众多的客观条件。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是：“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这一定义明确指出，人类群体要成为民族共同体，“并没有什么唯一的民族特征，而只有各种特征的总和”，也即是说，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和共同的心理素质这几点要同时具备，才能形成民族。并且，民族是各项特征的综合体，把上述任何一个特征单独拿来作为民族的定义都是不够的。作为“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形成的历史条件多种多样，不仅需要满足上述的基本特征，也需要一定的客观基础和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特殊条件。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证实了，在漫长的封建王朝时期，中华大地上不仅形成了多元文化传统的各个民族群体，也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客观的基础。各民族共同生活的地域——中华大地，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稳固提供了共同的地域；随后，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渐趋扩大，各民族之间逐渐形成了共同的语言。在这个基础上，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内共同的民族心态逐渐出现。以国家政权建设为一致目标的多民族的统一国家、统一组织、统一价值观的逐渐形成，这些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体”建设，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尤其是共同的国家疆域和国家整体建设过程中共同的通用语言的形成，更是起到了凝聚核心的作用。在此以共同的地域和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心理素质来加以说明。
（一）共同的疆域
“只有经过长期不断的交往，经过人们世世代代的共同生活，民族才能形成起来。而要长期共同生活又非要有共同的地域不可。”共同的地域这一基本条件，无论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而言，还是对具有独特历史渊源和文化传统的56个民族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基础条件。一个民族的逐渐形成以及长期的发展，都离不开共同的生存空间。
从自然生态环境看，广袤的中华大地，是中华民族形成的共同的生存空间。从地理范围上看，“中华民族的家园坐落于亚洲东部，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太平洋西岸诸岛，北有广漠，东南是海，西南是山的这一片广阔的大陆上。这片大陆四周有自然屏障，内部有结构完整的体系，形成一个地理单元”。天下之中，四海之内，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生存繁衍于这一片广袤而独立的地理单元之中。从地形景观上看，中华大地上地形多样，既形成了高原、平原、盆地等不同的自然地理结构，也存在着林地、草原、沙漠等不同的自然景观，拥有着丰富多样的物种资源，中华民族便是在这样的空间之中孕育而成。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共同体的构建过程，与我国国家构建的过程有着紧密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费孝通也给出了相应的答案。他认为，中华民族生活的共同地域可以视为是我国的疆域范围。“从宏观上看，这两个范围基本上或大体上可以说是一致的”。即我国的疆域范围整体上处于以上论述的亚洲大陆东部的独立的地理单元之中。事实上，中国国家疆域的变化保持了相对稳定的状态。封建王朝时期，中国的国家疆域便是东起渤海、西至帕米尔高原、南至南海、北达蒙古-西伯利亚一带，国家疆域虽因朝代的更迭而发生着改变，然而，总体上没有太大的变化。中华民国的成立结束了封建王朝时代，可是基本上还是保留着历史上形成的广阔的国家疆域，为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千百年来，正是这一广袤的区域滋养着中华民族的生产、生活与发展。因而，无论是从自然地理空间上来看，还是从国家疆域的政治空间视角来看，中华民族的产生和发展都存在着共同的地域，这是确定无疑的事实。
（二）共同的语言
民族的共同语言，是指同一个民族的人们在进行社会生产、开展社会生活的过程中，使用的相互认同、融合共通的言语。共同的语言作为民族共同体内部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伴随着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而存在，它随着民族的产生而产生，随着民族的发展而发展。“语言本身是一定的共同体的产物，同样从另一方面说，语言本身就是这个共同体的存在，而且是它的不言而喻的存在。”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必然存在着通用的语言。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建立在以汉语为通用语言的基础之上。“一般说来，汉语已逐渐成为共同的通用语言。”首先，在奴隶制国家、封建王朝国家时代，中央政权通过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各项政策对国内各民族进行整合，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通用语言的形成，如春秋战国时期的“雅言”、汉代至元代的“通语”、元明清时期的“官话”，都是王朝国家进行文化整合的具体表现。其次，各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交流和人口迁徙过程中，逐渐推动了通用语言的形成。由于汉族人口众多、居住范围广泛，加之东部地区经济社会生活程度相对西部边疆地区来说要高一些，汉语成为我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通用语言也是实际生活的需要。
就多民族国家建设来讲，共同的语言，并不排斥少数民族民众有自己的语言、不排斥各地区形成的方言。虽然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各民族群体中有许多都拥有自己的语言，然而经过国家长时期的建设和发展，汉语不仅成为了官方通用的语言，也逐渐融入了各族人民的日常生产和生活之中，成为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必备工具。“有些民族，如满族，在日常生活中还经常用满语通话的人已经很少，认得满文的普通老百姓则更少了，他们都用汉语汉文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此外，“民族语言不是阶级的，而是全民的，对每个民族成员是共同的，对整个民族是统一的”，民族的语言并不因为阶级而存在差异，这就使得汉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我国基本上构建了以汉语为核心的通用语言体系，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巩固与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
（三）广泛的心理认同
马克思主义理论还认为，民族的形成需要基本一致的心理素质。这一点也可以从我国几千年来的发展史看得出来，在封建王朝时期，各民族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相对一致的心理素质，然而这种心理素质主要来源于王朝国家的文化整合，具有很强的封建特征，其中不免存在着一定的强迫性，从而导致这一心理素质中的某些因素是不稳定的。
两千年左右的封建王朝时期，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孕育了多元文化传统的各民族单元，维持了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地域，基本形成了相对一致的通用语言，这些都为中华民族共同的心理素质的形成提供了客观基础。然而，中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形成，还有着坚实的国家政权建设作为广泛的共同体认同的基础。
以西方列强的侵略为起点，在1840年之前的中国，各民族内部早已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心理素质，可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心理素质还未形成。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个民族之间以中国为地理坐标，形成了传统的农耕经济模式、封建制度和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各民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心理素质，然而，共同的心理素质尽管产生了一定的萌芽，可是由于各民族的文化差异、封建王朝下差异化的民族地位、个别时期较为紧张的民族间关系，造成“相互认同的共同心理素质”始终没有成型。
近代以来，基于反抗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华民族开始形成各民族团结基础之上的共同的心理素质，但始终由于缺乏一致认同的领导力量而缓慢发展。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的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仅仅是我国各个民族传统文化的集合，虽然有了共同的心理认同，可是，因为代表各民族共同的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成为整个社会的领导力量，那个历史时期并不能说各民族都对中华传统文化形成了坚定的心理认同。事实上，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原因造成的不同民族间的文化冲突确实屡见不鲜，尤其是基于生产生活实践的心理素质，虽然有共同之处，然而，由于那个时期国家政权的作用并没有在全国各族人民当中形成一致的反响，导致各民族的分散，这种心理素质也是分散、从属于各个民族内部的，不具备全体广泛认同的特征。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于1949年建立了新中国，基于新政权基础之上的中华民族共同的心理素质终于确立下来，当然，这同时也是凝聚了各族人民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而形成，包括了勤劳勇敢、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等各种具体的精神特质。
三、主观条件：社会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和发展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着社会意识，先进的社会意识推动社会历史向前发展。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形成，首先需要充实并认同“中华民族”这一共同体的核心理念，有了我国各族人民的广泛共识，才真正具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基础、最核心的前提条件。
中华民族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二十世纪初。梁启超就是在接触西方民族国家制度的过程中，感受并认识到民族与之不可分割的联系，从而将“民族”概念引入中国，并进而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概念。然后，那个时期中华民族的概念就开始向当前使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逐渐成为了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精神力量，并在这一过程中强化了国内各民族对“中华民族”这一共同体的认同，推动了其从形成到实现的广泛共识。
从辛亥革命开始，随着外来侵略的日渐加剧，中华民族这一概念，也逐渐摆脱了单纯的学术概念，被广泛地应用于国家的政治活动之中，成为引导国人抵抗外辱、争取民族独立、实现民族解放的口号。孙中山在他签署的《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中指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1913年，内蒙古西部的王公会议为反对分裂祖国行为的通电就申明：“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此后，“中华民族”一词开始广泛的出现于中国的政治舞台，并作为一种政治口号，逐渐凝聚起各民族，开展救亡图存的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外来压迫带来的强大压力也使得国内各民族空前团结起来。在这一时期，“中华民族”这一共同体极大地凝聚和团结了中华儿女，抵御外辱、救亡图存。
这一过程也使得国人对“中华民族”这一共同体的认同空前提升。诞生于这一时期的《义勇军进行曲》中，就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歌词，各民族也在这一口号的引导下，逐渐形成了同生死、共患难的命运共同体，并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华民族”这一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引导了推翻封建王朝统治的资产阶级革命，推动了中国的民主化进程。随后，“中华民族”的内涵不断摆脱了狭隘的民族主义观，逐渐丰富发展，并作为先进的社会意识，在中国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凝聚起最广泛的爱国共识和国内各民族的斗争意志，鼓舞着中华民族团结一致、共御外辱、实现民族独立的伟大斗争。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最终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一体”概念，在中国各族人民心中得以确立。
四、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解放——现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前提条件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产物。没有多民族国家这一国家形式作为政治架构，便没有作为统一国家形式的民族——中华民族的存在，即使国内各民族形成了对中华民族这一共同体的认同，这一共识也会因缺乏客观政治现实存在的支撑而成为人们脑海中的想象。如果国内各民族缺乏统一的政治框架，便始终是一盘散沙。因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巩固，需要建立在独立统一的现代多民族国家建设这一根基之上，这一根基形塑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之中，而最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革命斗争之中得以奠定，也即成型于我国近代的阶级斗争史之中。
从国内来看，近代以来的封建王朝时期，没落的地主贵族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成为民族压迫的主要来源。地主借助手中掌握的土地压迫劳动人民，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逐渐攫取了国家政权，作为统治阶级压迫国内各民族。“没落的土地贵族是民族压迫的社会基础，是民族压迫的鼓舞力量，它和政权越接近，它掌握政权越牢固，民族压迫就越残酷，压迫的方式就越野蛮。”在世界范围内，二十世纪上半叶，垄断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剥削体系，使得世界划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压迫向外扩展。“现在民族问题的实质是，殖民地和从属民族的人民群众反对统治民族中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对这些殖民地和这些民族的财政剥削、政治奴役和文化奴役。”在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后，中国不仅饱受西方列强的经济剥削，也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条约。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意味着列强对中国的经济剥削已经演化为政治压迫。“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又使得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
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民族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阶级压迫是民族压迫的根源。“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也就会随之消灭。”因而，要消灭压迫，就需要消灭阶级压迫。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此决定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长期存在于近代中国社会，由此形成的民族压迫使得国内各民族长期处于分散甚至斗争状态，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形成和中华民族国家的构建。
“只有彻底摆脱地主和专制制度的压迫，民族解放和民族自决的充分自由才会必然到来。”只有团结一致、反帝反封建，实现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消灭国内阶级压迫，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建立独立自主的多民族国家。
“只有被压迫民族的真正解放，民族压迫的真正根除，才能导致各民族的融合。”中国共产党领导我国各族人民艰苦奋斗，于1949年建立了新中国。真正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实现了民族独立和解放，建立了具有独立主权的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华民族共同体取得了具体的政治形式，建立了多民族国家，实现了民族和国家的统一，在这一过程中，中华民族逐渐具备了民族形成的必要条件，建立了人民政权，凝聚了各民族对国家的认同，这也意味着中国的统一的国家形式的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由此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初见形态。
当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始终处于动态发展之中，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建设和巩固为这一格局的最终形成提供了现实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便加速发展成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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