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世功:我的《读书》时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64 次 更新时间:2020-12-20 23:5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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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世功 (进入专栏)  
每次都在读库萨的尼古拉《论有学识的无知》。这种深奥的书我根本不敢去碰,我猜想他肯定是哪个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后来才知道他毕业于一所普通的大学,在榆林某个银行工作,也没有考研究生的打算,我们还专门见面聊过一次。看来,读书与毕业学校无关,与工作单位无关,而与心灵禀性有关。今天在高校专职读书写作的又有多少在心灵禀性上属于读书人呢?

  

   那时,新出版的《读书》差不多每期都读,喜欢的文章自然不少,但印象最深的是汪晖的《“火湖”在前》。现在依然记得,他是在细雨蒙蒙的秦岭大山中回忆他的导师唐弢先生。这是一篇情感真挚又极具思想魅力的文章,倾注了思想者因为共同的思考而相互激发出的深厚情感。这是我第一次记住汪晖这个名字。在我的印象中,他的名字似乎没有出现在八十年代最流行的各种编委会名单中。于是,我对这位在秦岭大山中的读书人多了一份关注和想象:他怎么会在秦岭大山中呢?直到今年暑假我邀请他来暑期班上讲课,闲聊中才得知那时他刚好被派到汉中地区从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汪晖谈到他在这次“社教”运动中第一次理解“社会主义”不是一个抽象概念,在村民的心目中可以具象化为一系列公共政策和伦理准则,比如要公私分明、不能侵吞集体财产、不能破坏集体水利林木、人不能不务正业,也不能自私自利等。就像读到《燃灯者》,我当年在《读书》上读到赵越胜文章后对他产生的人生悬念终于有了答案;听汪晖漫不经心地讲起这些故事,当年读到《“火湖”在前》所产生的悬念,在二十多年后的一瞬间也找到了答案。那时,我在陕北定边县的一个村庄待了整整半年,刚好也从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当时对“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没有什么体会,只记得我们连夜去抓捕因违反计划生育逃跑的一对夫妇。我们这些从地区来的年轻人们认为,严重违反国家政策无疑要严惩,而县乡村上的干部大都马马虎虎,应付交差了事。这可能是我第一次经历后来在法理学上讨论的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问题,也让我对国家治理有了直接的体验。

  

  

   三、《读书》的第二个时代:思考全球秩序的时代

  

   一九九三年我回到北京读研究生。这时知识界的氛围与八十年代有了巨大区别。今天,人们普遍都将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对峙起来,并以各种学术论文和回忆文章来讨论这种差异。这个区别或许从《读书》的装帧设计就看得出来。这个时候的《读书》不再是原来读书人的质朴率性,代之以一种商业时代特有的精致细腻。和八十年代偏重文化思想不同,九十年代初汪晖率先提出“学术”与“思想”的区别问题,并推出了《学人》集刊,而后来邓正来也把“为了中国学术”作为创办期刊的宗旨。“学术”必然有自己的规范,而社会科学似乎为那个时代提供了最佳的学术规范,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法学等不仅因为市场改革的商业化时代,还因为学术研究的规范化时代的到来而逐渐成为显学。

  

   在社会科学中,法学的学术传统和基础最为薄弱,加之法学领域随着法治发展而很快陷入“专业槽”中,越来越技术化,以致法学内部不同专业之间也往往无法相互对话。尽管如此,法治在社会中越来越取得意识形态上的正当性,法律问题成为公众关心的话题。于是,法学领域很快成为产出技术专家的地方,成为生产意见领袖的乐园,但很难成为学者思想家的沃土。具有学术修养、真正理解法律技术背后理论意义的学者非常少,以致法学界能进入公共学术领域的也往往是从事法学理论或法史研究的,比如早期的梁治平和后来的喻中,都是从法律史入手成为《读书》的作者。然而,随着法学的发展,法律问题在公共话语中越来越重要,法学界的知识结构也在不断提升,给《读书》供稿的作者也越来越多。苏力的法学写作就是要摘掉“法学幼稚”这顶帽子,从而徘徊在法学界与公共知识界之间,推动法律技术与公共理论问题的对话。而冯象的志趣一开始就不是法律,法律技术不过是谋生手段,反而让他更具有理论洞察来看透法律技术。他们也都陆续成为《读书》的作者。

  

   在八十年代,《读书》是一个年轻学者跨出专业领域获得公共知识界认可的核心平台。进入九十年代之后,学科专业化越来越发达,类似邓正来创办的《中国书评》这种规范化、学术化的学术书评在学界的影响越来越大,《读书》在公共知识界的地位开始下降。尽管如此,它始终是公共知识界对话讨论的一个重要平台。在九十年代,新制度经济学思想在社会科学界一度非常流行,甚至有“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说法,法学领域中受到的影响更大。我因为看了一则新闻,就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思路写了篇《契约自由与垄断》的小文直接寄给《读书》编辑部,没有想到竟然被《读书》录用了。这对于一个研究生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激励。这足以看出《读书》编辑部的风格,始终鼓励年轻后进。后来我又在《读书》上发表《科斯定理与陕北故事》,也是受到法律经济学的影响,尤其是受到赵晓力的影响。我也因此慢慢从《读书》的读者转向读者兼作者。有一次偶然和汪晖聊起中国为加入WTO而几年内多次修改知识产权法的问题。在我们法学专业领域中,与国际接轨而变法修律似乎再正常不过了。然而,他敏锐地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思想意义,便邀请我协助《读书》杂志组织一次讨论会,后来我看到《读书》上刊出的讨论,再细读他的发言,才意识到我们专业内部的习以为常的问题,只有放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大背景下才能理解,而这恰恰是学科知识化、专业化和规范化很容易被遮蔽的整全性问题。《读书》在这个时代试图用这种全球性整体问题意识来推动各学科专业之间的交流对话。

  

   这个时候也是汪晖和黄平主持《读书》的时代,《读书》也因此经历了继八十年代之后的重大转型。如果说八十年代不同专业之间有一个共同的关于中西文化比较的问题意识,那么,面对学科专业化所树立起的专业壁垒,究竟什么才能成为中国知识界、思想界共同关心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呢?那无非是中国崛起必须面对全球化时代的重大政治经济问题,而思考这个问题必须要具有重新理解全球秩序的理论资源、外部刺激和想象。由此,《读书》要想承担起知识的公共性,自然要与时俱进,在总体风格上进行重大调整,从文化比较问题转向全球政治经济问题,从单纯的阅读志趣转向问题思考和理论批判。于是,《读书》的文人调调少了,而学术研究和思想者的气质日趋明显。有不少《读书》老读者抱怨《读书》上的文章读不懂,有太多的学术概念和术语,也有人认为《读书》的理论倾向转向了“新左派”。这场转型引发“老《读书》”与“新《读书》”之间的争论,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然而,无论是文章风格的变化,还是关注问题的整体性变化,都表明面对中国崛起和全球秩序变革的大时代,中国学人应当抛弃历史终结论下的末人意识,主动承担起思考未来的思想责任。

  

   那时,我正在深圳和香港工作,对《读书》的关注有所下降。偶尔见到《读书》,也大体上翻一翻。在香港工作中自然会思考香港问题,了解多了就想利用工作之余系统写一本关于香港问题的学术著作,其主旨大约想在帝国治理的思路下,潜在地比较大英帝国对香港的治理和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治理,由此试图重新思考法学界流行的主权国家理论。一边思考,一边写,断断续续写了很多章节,已经有几十万字。二〇〇七年香港回归十周年之际,总觉得应该写点文章纪念这件大事。于是,我就把未能安排在正式章节中的两个问题,也就是围绕一九六七年“反英抗议运动”的两篇文章发给了《读书》编辑部。这两篇文章想提出从中国的全球视野来重新审视这场运动,以批判主流学界乃至政界只从大英帝国或西方的角度观察这场运动的看法。

  

   文章给《读书》编辑部之后,一段时间没有回音,我甚至怀疑是不是杂志上留的电子邮箱出了问题。有一天突然收到贾宝兰老师的邮件,说文章很快要在《读书》上连载刊出,让我写一个系列,这可能是我在邮件中说自己准备了很多内容云云。于是,我也就乘着她的鼓励,将原来书稿中的内容进行大幅删改,形成了《读书》杂志上“香江边上的思考”这个系列。后来,我也就放弃再出版学术著作的想法,在此基础上简单扩充,变成后来结集出版的《中国香港》,而很多相关内容就变成废料残存在电脑硬盘中,懒得再整理发表或出版。也是在这个时候,汪晖的大作《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出版了,其中一卷的标题就是“帝国与国家”,我对香港问题的思考与他在这方面的思考不谋而合,帝国问题也由此成为我后来思考的一个重要主题。说实话,我非常感谢《读书》编辑部提供的这次机会,因为我的读书和写作往往随兴趣转移,每进入一个新领域就没有兴趣再整理发表以前的研究成果。如果不是《读书》连载的硬性要求,我不可能集中精力修改整理这些文字,或许它们就永远躺在我的电脑硬盘中,就像曾经对美国宪法的研究和香港问题的研究有大量文字至今躺在电脑硬盘中一样。

  

  

   四、后《读书》时代

  

   二〇〇八年从香港回到北京,我慢慢将工作重心从研究转向教学。阅读也随之从发表论文的需要转向教学的需要,由此逐渐回归到对经典的阅读。回想自己当年走过的读书弯路,越发意识到引导学生读书比发表专业论文更重要。为了做研究,你必须读很多资料、档案,包括读一些很差的书籍和文章,因为这是资料文献研究的需要,否则你不是一个称职的研究者。然而,读书恰恰可以选择读自己最喜欢的、最开心的书,这样的阅读与研究和写作无关。读书可以完全凭借个人喜好和兴趣,而研究必须有职业伦理的担保。读书可是一种生活方式,而研究则是一项职业(甚至是志业)。读书可以是非常个人化的体验和享受,以非常个体化的方式服务于自己的生活,而研究则必须进入一个共同的思想传统和学术脉络中,在学术规范的要求下进行,有时甚至个人化的思考根本不重要,更重要的是让你的思考进入到那个脉络和传统中,从而构成这一思考、对话的一部分。每个学者不过是文明流淌大河中的水滴,甚至一些伟大的学者或思想家也不过是一朵浪花而已。

   回过头来看,八十年代以来在大学中培养起来的那种读书研究心态,恰恰强调以一种自我的傲慢来对待书籍,强调将自我意志凌驾于书本之上,强调在读书和写作中打上自己的烙印,从而突出“我的”观点、理论和思想,并以此作为理论创新的动力。在这样的读书、写作的体验中,一方面书本、理论、思想都是服务于“我的”,成为说服他人、战胜他人的工具,但另一方面,“我”也就变成了书本、理论、教条的奴隶。读书由此真正变成了“与魔鬼的交易”:你在利用“魔鬼”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强大,你也就陷入“魔鬼”准备好的套圈中,成为“魔鬼”的奴隶。在这种与魔共舞中,读书、理论、思想不仅成为战胜他人的工具,而且成为一个人陶醉其中并无法自省的展现“自我”的表演。于是,读书和写作就像日益流行的装置艺术,新书越来越多,理论概念越来越时髦,项目越做越大,思考却愈益狭隘,品性也越发丑陋。而读书一旦不能完成“与魔鬼的交易”,不能让一个人出人头地,完成在公共舞台上战胜他人、展现自我的这项艰巨任务,那就要加倍偿还魔鬼的债务,让你无法融入日常的现实生活中,成为日常生活中的“魔鬼”。

  

正是面对当下流行的读书思考风潮,我才慢慢理解了“李魔鬼”这个故事中的真正喻意。当我们抱着读书出人头地的功名之心,抱着读书成为人上人的傲慢之心,抱着读书最终战胜他人、改造他人的野心,我们不是在“与魔鬼达成交易”吗?我们所谓的“现代”不就是为了达成与魔鬼的这项交易而陷入“铁牢笼”之中吗?正是严肃地审视读书生活,才越来越深地领悟到施特劳斯对现代性的批判,理解柏拉图笔下的“智者”形象,也更加理解了孔子所强调的“为己之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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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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