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安梧:新儒学之后与“后新儒学”——以“存有三态论”为核心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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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林安梧,山东大学 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山东 济南 250100 林安梧(1957- ),男,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特聘教授、元亨书院院长。

   原发信息:《东岳论丛》第201911期

   内容提要:本论文旨在检讨“新儒学之后”的思想可能向度,“存有三态论”如何从原先的“两层存有论”(牟宗三哲学)转折而出,以面对全球化与文化多元的新局。“存有三态论”融摄儒、道、佛三教及西方宗教哲学,而以“存有的根源”、“存有的开显”与“存有的执定”三者为体系建构支柱,它重视在现代化(外王)的历程中重新调适公民正义与心性修养(内圣)的方法途径。一方面恰当的调适而上遂于“道”,另方面则具体而落实于“生活世界”之中,在“多元”中调理出“一统”。进一步,检讨了“全球化”所可能带来的普同性危机,并寻求其克服之道。儒道佛三教思想隐含了一极可贵的意义治疗学思维,这有助于开启诸多现代化之后的思想对话,并寻求进一步融通的可能。最后,我们将指出“语言是存有的安宅”而“存有是语言形而上的家乡”。

   关键词:存有/话语/现代性/多元/一统/儒道佛

   一、问题的缘起:“新儒学”之后的焦思与苦索

   “后新儒学”是本人二十多年来讲学的基本向度,有别于我的老师辈们所提出的“当代新儒学”。有些朋友误以为我在牟宗三先生过世之后,就提出与老师不同的向度,甚至批评我是背叛师门者。其实不然,此论点早在九零年代初即已发表,而更清楚以此为名的是一九九四年初夏四月间,我在哈佛大学杜维明先生主持的儒学讨论会上,首次发表了《后新儒学论纲》①,这篇论纲可以视为我对“后新儒学”总的理解。一九九六年,我又发表了一篇《牟宗三先生之后:“护教的新儒学”与“批判的新儒学”》②,这篇论文旨在经由“护教的”与“批判的”做一显题式的对比,指出前者是以康德为对比及融通之主要资源,而后者则以王船山两端而一致的哲学思考作为模型,并注重西方历史哲学、社会哲学乃至现象学、解释学之发展,回溯当代新儒学之起源,重新诠释熊十力,对牟先生则采取一既批判又继承的方式。再者,笔者对比地对“理”“心”“气”,“主体性”“生活世界”“心性修养”“社会实践”“本质主义”“唯名论”“传统”“现代”等相关问题,做一概括轮廓式的描绘。最后,指出“后新儒学”薪尽火传地往前迈进。

   一九九七年我继续扩大了九四年的“论纲”,进一步写成了《咒术、专制、良知与解咒:对“台湾当代新儒学的批判与前瞻”》③,这篇文章旨在对四九年以后于台湾发荣滋长的“台湾当代新儒学”展开批判与前瞻。首先,笔者指出以往儒家实践论的缺失在于这实践是境界的,是宗法的,是亲情的,是血缘的,是咒术的,是专制的,这些一直都挂搭结合在一起,分不清楚。再者,笔者指出实践概念之为实践概念应当是以其自为主体的对象化活动所置成之对象,而使此对象如其对象,使此实在如其实在,进而以感性的透入为起点,而展开一实践之历程,故对象如其对象,实在如其实在。后新儒家的实践概念是要去开启一个新的“如”这样的实践概念。这是以其自为主体的对象化活动作为其起点的,是以感性的擘分为始点的,是以整个生活世界为场域的,是以历史社会总体为依归的。这么说来,后新儒家的人文性是一彻底的人文性,是解咒了的人文性,而不同于往前的儒学仍然是一咒术中的人文性。这旨在强调须经由一物质性的、主体对象化的,实存的、主体的把握,因而这必然要开启一后新儒学的哲学人类学式的崭新理解。总而言之,老儒家的实践立足点是血缘的、宗法的社会,是专制的、咒术的社会;新儒家的实践立足点是市民的、契约的社会,是现代的、开放的社会;后新儒家的实践立足点是自由的、人类的社会,是后现代的、社会的人类。

   总的来说,我所强调的后新儒学之不同于牟宗三先生的“道德的形而上学”,而将之引到了人间而成为一“道德的人间学”。在理论体系的构造上,我亦不同于牟先生所建构的“两层存有论”而转化为“存有三态论”。“存有三态论”是我从熊十力先生《新唯识论》所开启的“体用合一论”所转绎而有的建构。一九九一年我完成博士论文时,即预示了自己的学术路向是“由牟宗三而熊十力,再经由熊十力而王船山”的哲学发展可能。从“牟宗三”到“熊十力”标示着由“两层存有论”回到“体用一如论”,这意在“验诸伦常日用,重溯生命之源”。进而再由“熊十力”归返“王船山”,这标示着由“体用一如论”再转而为“乾坤并建论”,其意在“开启天地造化之幾,落实历史社会总体”。笔者以为经由这样的回溯过程,将可以有一新格局之缔造。笔者近年即依此路径而提出“存有三态论”:存有的根源、存有的彰显与存有的执定。依此存有三态论,笔者进一步对当代新儒学所强调“内圣”开出“外王”做一深度反省,指出当今之儒学当立足于“公民社会”,再回溯生命之源做一身心之安顿。这可以说是一“由外王而内圣”的逆转性思考,这一逆转将使得“社会正义”优先于“心性修养”,而我们亦可以因之而成就一崭新的“社会存有论”。再者,这样的社会存有论与存有三态论是合汇一体的,这是由熊十力的哲学转折到王船山哲学向度,它特别着重的是历史社会总体的物质性与精神性,此中隐含着“两端而一致”的辩证关联。“存有三态论”与“社会存有论”的合汇同参,将可以免除以心控身的弊病,可以免除主体主义的限制;而真切地正视身心一如、乾坤并建,重视历史社会总体,建构一以“社会正义”为核心的儒学思考④。

   二、从“两层存有论”到“存有三态论”的转化与发展

   牟先生的哲学,一般来讲,可以用所谓的“两层存有论”去概括它。所谓两层的存有论,是通过康德“现象与物自身”的超越区分,把现象界视为所谓“执”的存有,把物自身界、睿智界叫做“无执”的存有,所以,他在《现象与物自身》那本书中的一章,谈所谓“执相”与“无执相”的对照,构造了现象界与睿智界的存有论,或者说是执的存有论与无执的存有论两层。

   这两层的存有论和康德的建构其实是不同的,康德哲学的建构,重点是在知识论的建构,也就是通过“知性为自然立法”而说明如何从现象界来建构客观知识,至于属于睿智界的那个部分,并非人的智慧所能及,因为人只具有“感触的直觉”(sensible intuition),而不具有“智的直觉”(intellectual intuition),只有上帝具有智的直觉。但是在牟先生的系统里面,他依靠中国传统的儒、道、佛三教工夫论的传统,强调通过修养实践的工夫,可以使人从作为一般性的存在,提升到一个更高存在的状态,而当提升到一个更高存在状态的时候,他认为那是一个本然之我的状态,或者说那是一个回到本来面目的状态。就儒家来讲的话,那是一个具有“性智”的状态,也就是孟子所说的“仁义礼智”的状态,那样的状态用传统的语词归约起来,就是所谓的“性智”;那么道家,他用“玄智”这个词;而佛教则用“空智”这个词⑤。

   不管是儒家的性智、道家的玄智、佛教的空智,牟先生借用了康德“智的直觉”这个词,而说东方的哲学儒道佛三教所呈现出来的,都说人不只是具有感触的直觉,更具有智的直觉。智的直觉跟感触的直觉有何不同呢?感触的直觉只能及于“现象”,而智的直觉可以及于“物自身”,也就是说感触的直觉把抓的是现象,而智的直觉创造了物自身,而物自身与现象是同一事物的两个面相,这个地方,隐约可以看出智的直觉与感触的直觉总体而言是归到那个本心,归到那个一心说。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简单地说,可以约略把两层存有论的构造,归到“一心开二门”。所谓一心开二门是牟先生借用了《大乘起信论》的构造,心分成两门——心真如门和心生灭门。心真如门所对应的是物自身、睿智界;心生灭门所对应的就是一般生生灭灭的现象界,心真如门与心生灭门都还归一心⑥。

   牟先生的两层存有论的构造,还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在于论述回到了哲学的人类学的时候,他怎样去正视人呢?正视人那个本来面目的我的状态呢?那个我其实就是一个纯粹的、超越的、自性的我,或睿智界的我,即可以及于物自身界的那个我,那个我不是经验所能限制的,也不是历史所能限制的,远超乎经验与历史之上,而又作用于经验与历史之中。所以牟先生讲的这样的一个我其实是一个超越的、纯粹的形式之我,在儒家这个我是个道德的我,在佛家这个我是个解脱的我,在道家来讲的话就是那个返朴归真的真我,他以这个作为他哲学最高的一个支柱。就实来说,这样具有智的直觉能力的真我,可以说成就了一形而上的保存,但并未真切的真有一实践的开启⑦。

   相对来说,自一九九一年以来,从熊十力体用哲学转化而出的存有三态论,不同于“两层存有论”,将问题的根结摆置在“一心开二门”的格局来思考。“存有三态论”是以“存有的根源”“存有的彰显”“存有的执定”这三阶层而立说的,这样的立论虽颇有得于熊十力的体用哲学,而最重要则来自《易经》及《道德经》的理解、诠释与转化⑧。依笔者之见,《易经》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与《道德经》所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四十二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德经》第四十章)、“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道德经》第一章)等都可以关联为一个大脉络来理解。

   “道”是不可说的,是超乎一切话语系统之上的,是一切存在的根源,原初是处于“境识俱泯”的状态下的,这可以说是一空无寂静的境域,亦即老子所说的“无名天地之始”,也就是存有三态论的第一层状态,是意识前的状态(pre-conscious level),也可以说是“寂然不动”的状态,是秘藏于形而上之道的状态⑨。

   再者,须得一提的是,“道”不能永远秘藏于不可说的状态,“道”必经由“可道”而开显,“道”之一字重在其不可说,由此不可说而可说,此是“道可道”一语的解释。再者,如此之“道”之必然开显则可以理解为一“生”,“生”者不生之生也,如其道而显现也,即如《易经》所说“见乃谓之象”也。若总的来说,我们实亦可以说“道显为象”也,而如此之显现即为“不生之生”,由此不生之生,必具体实现之、内化之,此即是“德”,“德蓄之”,盖蓄之而为德也,承于道、著于德也。就此而言,此当属存有的彰显,是境识俱起而未有分别的状态,是即境即识,亦可以理解为纯粹意识的状态(pure conscious level),是道生德蓄的状态,这是存有三态论的第二层状态,是“感而遂通”的状态⑩。

   老子除说“道可道”外,他又说“名可名”,而其“道德经”则由此“有名”与“无名”而展开,这是说“道”必经由“可道”开启,而“可道”当落在“名”上说,否则不足以为说。“道”重在说其“不可说”,而“名”则重在说其“一切话语、言说之源”,论其“言说、话语之源”,是一切言说话语之所归,然非一般言说话语之所能涉,就其随言说话语之源而说亦是不可说者,此亦当经由一言说话语之命定活动(名以定形)而展开,但此展开已非原先恒常的话语言说之源,也因此说“名可名,非常名”。

   “名”必经由一“可名”的活动,而走向“名以定形”,但“名”必本于“无名”,这正是“天地之始”。这正阐释了在一切言说话语未展开之前,原是一虚空灵明的场域,我认为从《道德经》所开启的“处所哲学”“场域哲学”迥异于以“主体性”为首出概念的哲学思考(11)。因之,所谓“存有的根源”并不是一敻然绝待的形而上之体,而是浑沦周浃、恢诡谲怪、通而为一、境识俱泯、心物不二的场域生发可能。

“无名”本“不可名”,此“不可名”又当隐含着一“可名”,由此“可名”之彰显而为“有名”,有名者,经由命名的活动、主体的对象化活动,使一对象成为一决定了的定象,这亦是老子所说的“始制有名”,这样的一个活动即是“有名万物之母”一句的诠解。相对于“形而上者谓之道”,此即是“形而下者谓之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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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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