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忠孝:从元首政制到王朝统治:罗马帝国早期政治史研究路径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9 次 更新时间:2020-12-17 22: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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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忠孝  

   内容提要:政治史是罗马史领域内的传统研究方向之一。在19世纪下半叶,罗马史学者的兴趣主要集中在罗马法律和政治制度方面,其代表人物是德国史学家蒙森。到20世纪末,政治文化研究方兴未艾,而制度史研究范式已经式微。对蒙森时代以来至今在本研究领域内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学术作品加以系统述评,有助于呈现并解释过去一个多世纪中,罗马帝国早期政治史研究路径中发生的三次重大转向及其原因。同时,这一考察也预示了本研究领域内当下的研究趋势。

   关键词:罗马帝国早期 政治史 研究路径 政治文化

   作者简介:王忠孝,复旦大学历史系讲师。

   在19世纪,政治制度史是罗马史家们最感兴趣的研究领域之一,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德国历史学家特奥多尔·蒙森(Theodor Mommsen)。蒙森逝世后的100多年中,学者们的视线早已突破政治制度史的局限,延伸到社会史、性别史、文化史等其他分支领域。然而政治史一直是罗马史研究的基石之一。时至今日,西方古史学者在罗马政治史领域内取得的成果蔚为大观。检视和分析一百年来的罗马政治史研究对我国的罗马史学科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本文旨在对自蒙森以来罗马政治史研究做一系统梳理和回顾。笔者的论述主要集中在“罗马帝国早期”,即尤利乌斯—克劳狄乌斯王朝时代(公元前27年到公元68年)。然而,为了呈现历史研究的整体性,本文所涉及的一些重要议题涵盖范围并不严格局限在这一时期,而是贯穿整个元首制时代(公元前27年至大约3世纪中叶)。下文的考察将分三个时段进行,分别是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30年代,从二战结束后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及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由于晚近的学术史对国内相关研究而言更具启发意义,因此对于早期的研究,笔者仅述及最具代表性的学者及其作品,而近三十年来的学术研究则给予更细致而全面的考察。

  

   一、从蒙森到塞姆:“制度史”向“人物志”研究范式的转变

  

   如前言所述,政治史是19世纪大部分历史学家的关注点,罗马史自然也不例外。作为学科开拓者之一的蒙森在罗马政治制度和法律研究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为系统的罗马政治史研究奠定了基调。他对罗马帝国早期政治制度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其三卷本的《罗马公法》(R?misches Staatsrecht)中。蒙森将奥古斯都开创的元首政制视作罗马历史上的一个新纪元。他认为,一方面,自奥古斯都时代以来,元首成为了罗马的新领袖;另一方面,与共和国时期相比,罗马帝国元老院在政治、外交等领域的职能并未衰减。从表面上看,内战结束后,罗马(res publica)处在由元首和元老院共治的模式之下。由于这一特殊政体并不符合古代政治理论家笔下的三种经典政制形态的任何一种,蒙森创造了一个新词对之加以概括,即 “双头政制”(dyarchia或dyarchie/dyarchy)。不过他认为,“双头制”的根基在于“共和制”而非“君主制”。“元首”只是一个头衔而非职位。元首拥有的权力是在旧式的共和政制框架下获得的,而元老院和罗马公民大会依然是最高的权力决策和立法机构。由于奥古斯都时代“双头制”在制度层面缺乏原创性,它所依托的几乎都是共和时代遗留下来的法律体系和先例,因此,从法制视角去观察元首政制,它自然带有较强的保守色彩。在蒙森看来,只有到了戴克里先时期,绝对的君主专制才建立起来。

   蒙森对于法律制度之所以如此重视,可以追溯到他早年在基尔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受的严格的法学训练,以及学术生涯早期对法律持有的热情及积极实践。此外,蒙森对当时的古典语文学、法学和历史学之间的隔膜感到不满。因此他倡导立足于罗马法,借鉴语文学的研究方法,穷究各类文献和史料深入考察罗马历史。必须承认,蒙森所确立的范式给罗马政治史研究带来了深远影响。如果说蒙森为后世罗马史研究立下了两座不朽丰碑中的一座属于拉丁碑铭学,另一座则是他在罗马法制史方面做出的贡献。在蒙森逝世后,经他努力推动的罗马法制史研究范式被后世学者继承下来。二战后,罗马法律和官制研究虽已不再是主流,但始终有学者(尤其是德语学术界)在这一领域坚持探研,时至今日它仍是罗马政治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果蔚然。

   不过,学者们同时指出,蒙森过于看重罗马法在历史进程中发挥的影响。他将罗马视作在完整缜密的法律体系约束之下的一个自治机构,这种看法是比较理想化的。在大部分时期内,罗马法律作为一个整体既不清晰也不规范,同时它对政治运作起到的实际作用也有限。当代学者往往强调法律背后的习俗和惯例对政治决策施加的影响。针对罗马帝国初期的政治模式,20世纪初就有不少学者强调奥古斯都“元首制”背后的“君主制”本质,这让“双头制”理论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这一理论在蒙森死后不久就被彻底弃用。进入20世纪后,由蒙森提倡的法律制度史范式逐渐被新的研究路径所替代。

   对蒙森理论的指责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20世纪初罗马政治史研究视角和路径正在发生转移,即从对法律和制度的关注向其背后的社会因素倾斜。新一代的学者们试图剥开法制外衣,进入人际交往、家庭纽带和婚姻关系层面,通过剖析罗马社会的肌理结构来考察罗马政治运作模式。引领这一转变的代表人物是蒙森逝世后的一代德国学者,首先是马提雅斯·格尔泽尔(Matthias Gelzer),接着是弗雷德里希·闵泽尔(Friedrich Münzer)和安东·冯·普莱默施坦因(Anton von Premerstein)。和蒙森一样,以上学者的兴趣多集中在罗马共和国时代,尤其是共和国中晚期。他们将罗马政治史研究的大方向从政治制度引向了贵族家庭、党派和社会关系这一层面。在英语世界乃至整个欧美罗马史学界,推动这一转向的是新西兰裔罗马史学家罗纳德·塞姆(Ronald Syme)。

   塞姆的《罗马革命》一书出版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塞姆在书中采取谱牒学和人物志的研究方法,细致勾连和考证了罗马显赫人物和政治家族之间的裙带关系,展示了从公元前1世纪中叶到公元1世纪初半个多世纪之间,罗马政治史发生的巨大变革。这本书让塞姆在二战后的罗马史坛声名鹊起。如果说蒙森的研究强调了法律和制度的约束性作用,那么塞姆的研究则指向了“元首制”的另一面相:他将制度放在一旁,直接以具象的人和人物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来揭露法律外衣下奥古斯都政制的专制特征。在1958年出版的另一部名著《塔西佗》上卷中,塞姆本人对他一向秉持的政治史观有一段清晰的论述:

   何谓政府(res publica)?精确地说,就是罗马的政治制度,元老官员们制定的法律。然而,政府制度,以及指引(或可能指引)政府运作的准则,在政治进程中仅扮演了小部分的角色。隐藏于下面或者后面的东西才是最关键的,那就是权力和影响力的来源,以及操纵它们的个人。

   尽管如此,和蒙森一样,塞姆同样拒绝将奥古斯都“元首制”和“君主制”直接等同起来,而是把它视作衔接共和与帝制之间的纽带。在塞姆看来,从法律和制度层面解读政治史的研究方法是浮光掠影式的,无法帮助研究者看清现实政治的本色。上段引文清晰地揭示出,不管元首制属于哪种政制形式,制度和名称背后的“人”才是影响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如果说蒙森从制度层面强调元首制和共和宪政之间的连续性,那么塞姆则采取相反的路径,看重的是元首制和共和制之间的断裂。塞姆用“革命”一词来形容从共和晚期到帝国早期政治生态发生的巨变,即伴随着专制的建立,罗马贵族寡头家族统治模式逐渐瓦解,来自意大利甚至海外行省的精英人士成为新的统治阶层。奥古斯都正是引领这一“革命”走向“成功”的那个一锤定音的人物。塞姆之后,鲜有罗马史学者将“元首制”看作共和政治体制的赓续,而是强调奥古斯都时代的转折性。更多的学者认识到,元首制只不过是依附于君主统治表层上的一件外衣。从制度和法律的视角所进行的罗马政治史研究在二战后的欧美古典学界已不再是主流。

  

   二、二战后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新理论视角下的政治史研究

  

   从二战结束后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段时期,罗马政治史研究进展平缓。这一阶段没有出现令人耳目一新,在方法论或者研究路径上具有重大突破的政治史专著。其原因一方面在于,战后一代不少罗马历史学家在塞姆引领的政治史范式下开展研究。摆脱制度和法律的束缚,将视线投射到权力之源所在的社会里层,运用人物志研究方法对罗马贵族和上层家族之间的关系进行细致梳理以解释历史事实,成为二战结束到60年代罗马政治史研究的主流。然而,到了60年代末,随着反精英和反殖民主义史学书写、罗马经济社会史和边疆考古等领域的研究日益兴盛,以罗马帝王和意大利的元老贵族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传统政治史呈现颓势。政治史学者们亟须引入新的视角和理论方法,开辟出新的研究路径。

   塞姆在牛津大学的年轻同事,古代史教授弗格斯·米拉(Fergus Millar)在20世纪70年代发表的一系列论文和专著为现有研究注入了活力。他将研究焦点放在统治者与被统治群体之间的动态沟通(communications)中观察元首政治的特色。米拉对罗马史的兴趣范围要比塞姆广泛得多。这不仅体现在其作品的时间跨度上,还在于其研究对象涵盖更复杂而多样化的群体。被塞姆忽视的罗马社会中、下层人群,如平民和被释奴、军团士兵和帝国行省居民都进入了他的视野之内。1977年出版的《罗马世界的皇帝》是米拉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在这本书中,他借助皇帝和被统治群体之间的互动视角来考察罗马皇权的性质。正基于此,他提出了“皇帝即皇帝所做之事”的著名论断。且不论该结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历史现实,这种从沟通视角出发,试图打通上下层级之间的隔阂,从社会多个面相综合考察罗马政治的研究,无疑能够帮助研究者全方位洞察元首制面具背后的君主本质。

   在这一学术转向中,和米拉同辈及下一辈的学者也拓宽视野,将对罗马皇权的探察和思想观念史紧密结合起来。1976年,即米拉的《罗马世界的皇帝》出版前一年,法国历史学家保罗·韦恩(Paul Veyne)的《面包与竞技场——历史社会学与政治多元主义》一书在巴黎出版。他同样将视线放在皇帝和被统治阶层之间的互动下观察罗马帝国的政治文化。然而,不同于米拉常规的政治史研究路数,韦恩的突破在于他从社会行为学和心理学角度所做的精彩分析。例如,韦恩发问:罗马皇帝的行为是否要遵循一定模式,其统治要达到何种心理预期?从被统治者立场出发,元老、军队、平民等不同层次上的被统治群体对皇帝统治需做出怎样的回应?和米拉不同,韦恩的研究从解读罗马皇帝与不同阶层之间的社会关系出发,以试图弄清罗马帝国运作的权力机制。同时,他对于冯·普莱默施坦因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提出的“庇护制”分析模式感到不满,后者强调皇帝和被统治群体之间的关系是从共和国时代的“保护人—被保护人”(patron-client)模式发展而来。韦恩认为,皇帝对首都城市平民(plebs urbana)的慷慨赠赐,如发放钱币、食物以及举办赛事等,主要目的并非为了获得来自平民政治上的支持或经济方面的回报,而是出于皇帝展示性的心理需求,而这种给予恰好契合或满足了民众对帝国政权或皇帝家族的某种“顺服心态”(modalité d’obéissance)。韦恩的著作及其一系列研究文章,为推进罗马帝国政治史的发展提供了颇为新颖的观察窗口。他选取的视角和方法均和传统研究有较大不同,是二战以后的欧洲尤其是法国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蓬勃发展而受益的结果。

从“沟通”的视角出发考察皇帝权力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传播及接受这一路径很快扩展到对罗马宗教仪式的考察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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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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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历史》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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