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宇:走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讨论的误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9 次 更新时间:2020-12-16 08:5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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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宇  

  

  

摘要: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争论虽然持续已久,但至今仍未产生共识。本文试图从议题本土化、应用本土化和范式本土化三个角度说明社会学本土化是个伪问题。从议题上来看,中国社会学的研究议题已经相当地本土化,而且不必为突出本土化特征而束缚研究。从应用上来看,一些应用西方理论或方法的中国研究本土契合性不足,其原因在于研究者本身缺乏对社会学的认识和对如何做好研究的理解。若在秉承社会学研究规范性的同时能够将社会学本身的情境性带入其中,中国社会学必然能够保持其学术的独立性和原创力。从范式上来看,学术的贡献和原创性应该由学术同行来评价,中国的社会学家所发展出的理论和方法应该对这个学科的主流领域具有影响力,应该有助于整个社会学学科的知识积累,而不只是对中国社会学有所贡献。

  

   近年来,中国社会学界再掀学科本土化的争论,矛头指向了美国社会学的“入侵”。其实,这一争论由来已久,从20世纪30年代起孙本文、吴文藻、费孝通等学者对“社会学的中国化”的实践(周晓虹,2017),到20世纪80年代台湾社会学学者叶启政提出的“社会学研究本土化”主张,再到如今国内社会学刊物和媒体上对中国社会学的学术话语体系、中国特色以及中国社会科学美国化危机的广泛讨论(如李友梅,2016;渠敬东,2014;宋林飞,2016),本土化的呼声没有停止过。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如同其他绝大多数近代学科一样,社会学起源于西方。由于其主流的理论和方法几乎都构筑在西方学者对欧美社会的研究基础之上,大多数的中国学者和学生不得不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学习西方的社会学和模仿西方学者的工作之中。然而不同于自然科学,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因社会环境而异:西方的社会学主要以西方社会为题,中国社会学则应关注中国社会。较之西方学者,本土的社会学学者对中国社会的研究着实具备一些天然的优势:他们对中国的社会问题有着更直接的关怀,也拥有研究中国社会应具备的知识背景,包括语言和对中国文化、历史、社会结构、政治体制、经济形态的了解;因为生活于此,他们对中国各方面的社会现象和问题都有切身体会,也更有发言权。基于这些原因,呼吁为中国情境量身定制一套本土化的社会学理论确实在情理之中。

   什么是社会学的本土化呢?不同人在谈及它时杂糅了不同的含义。在我看来,中国学者通常会在三个不同的范畴中使用这一概念。其一,本土化意味着研究议题应该本土化。有些社会现象或问题唯中国独有或在中国尤为突出,比如户口、计划生育政策、差序格局、人口流动,等等。鉴于这些社会现象或问题的突出性,学者们认为在中国开展社会学研究应该优先聚焦于这些问题。我将此范畴里的本土化称为“议题本土化”。其二,理论与方法的本土化,也包括将西方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中国,并对其加以改进和创新,使之契合本土特质,成为适用于理解中国社会现象的工具。这种应用就好比效仿谷歌(Google)开发百度,或比照推特(Twitter)创建微博。简单来说就是凭借“拿来主义”的态度“师夷长技”,开发出与西方理论和方法相对应的中国版本,使之服务于中国的社会学研究。但学科与商业产品不同,将西方的理论与方法运用于中国情境并非易事,唯有恰当地把握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异同,才能促进西方理论和方法与中国实际情况相契合。我将这一范畴的本土化称为“应用本土化”。其三,一些学者还提出了更宏大的本土化方案,即中国社会学需要从传统文化(如儒家伦常、差序格局、传统中国的认知体系)中发展新的理论、方法,甚至从认识论层面去形成植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新范式。他们认为,只有使用新的范式才能生产出让当地人产生共鸣的知识,才能建立起独立自主的学术风格,才能给社会学带来创造力和活力。一些学者甚至进一步提出,本土化意味着“针对外来西方社会学知识体系的反省和批判”(叶启政,2006:21)。我将这一范畴的本土化称为“范式本土化”。

   本文试图说明社会学本土化是个伪问题。仔细审视之下,上述三种本土化的呼吁没有一种能够很好地推动中国社会学的发展。

  

一  议题本土化

   议题本土化即研究对象之时空范畴的本土化,这是从事社会学研究的起点,也是几乎所有社会学学者的共识。社会学是研究具体社会情境下的社会过程和现象的一门学科,任何脱离了社会情境的研究都没有太大意义(谢宇,2012;Xie,2011)。中国社会学应该优先研究中国的社会现象,而不应该盲目地移植美国的议题,因为美国社会学的议题自有其根源。19世纪末美国快速的工业化发展和南北战争之后涌现的诸多社会问题,如城市化、贫困、犯罪、国内和国际移民、教育及劳工问题等,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美国社会学应运而生。其中的先驱,如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华德(Lester F.Ward)、吉丁斯(Franklin Henry Giddings)、罗斯(Edward A. Ross)、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斯莫尔(Albion Small)等在他们的研究中都以理解这些社会问题和改善美国下层民众的处境为己任。而今美国社会学的主要研究领域,如种族关系、社会不平等、教育、贫困、犯罪、家庭、国际移民和健康等也同样来源于公众舆论和公共利益的焦点议题。其实,中国社会学也具有这种实用取向的、政策与公共社会学的起源(Wu,2009)。中国社会学就是要理解、讨论和解决中国突出的社会现象和问题,否则这一学科的设置和存在就失去了其应有的价值。

   事实上,国内学者在研究议题本土化上的实践并不成问题,而且中国的社会学家几乎都只研究中国社会。不仅如此,国内学者通常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尤其强调要致力于对中国社会中重大而迫切的问题的研究。不少知名的社会学家曾提出一些中国社会学必须回答、讨论或解决的真问题(李培林,2016;陆学艺,2013),这无形中影响了其他学者对研究议题的选择,集中反映在国内社会学学者对社会结构、社区建设、人口流动等现象(Wu,2009)和社会转型、社会公正、社会治理等宏观理论问题(李培林,2016)的强烈兴趣上。最近几十年这些议题一直高居国内社会学研究发表数量的前列(尉建文等,2016;肖宏等,2017)。

   然而真正的问题在于,对这些重大而迫切的宏观议题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国内社会学研究选题的单一性和同质化,同时也使另一些相对微观的、经验性的议题因被视为细枝末节而遭到忽略。但是,有没有哪些社会现象在中国是不重要且不值得中国社会学学者去研究的呢?诚然,在任何一个社会中总有一些问题会比另一些问题在现实需求或学术传统上显得更为重要,在美国亦有这样一些议题,如种族、经济不平等。即便如此,这并不意味着对所谓的“细枝末节”议题的研究就丧失了学术或现实价值。尽管过去30余年中国的社会变迁以经济转型为主要驱动力,但变迁已经逐渐扩展、渗透到家庭领域、价值领域和个人生活的其他领域。社会学的研究工作不必等到这些变迁已经完成或者相关问题变得尖锐后才展开,而应该在变迁之前或之初就有所预见和察觉。这些对国人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形态及变迁的记录和理解在理论和经验研究上的学术价值并不低于那些对宏观议题的探讨。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社会学面临的实际问题并不是议题的西方化或美国化,而是缺乏判断议题学术价值的长远意识。中国社会学不必为突出本土化特征而束缚研究选题,更不必去争论这些议题是中国的还是美国的,而应关注议题本身在中国长远而非眼前的学术价值和潜力。

  

二  应用本土化

   应用本土化即以西方的研究视角和分析工具来研究中国,这一度也是研究中国的西方学者的工作。研究中国社会的西方人通常有两类,一类是包括学者、知名政治家、商人在内的“中国通”,他们熟知西方关于中国的著作,足迹遍布中国,对中国社会、文化和历史的见解甚至超过了许多中国人,是富有洞见、善于提问和解读的质性研究者。他们的研究倾向于从宗族与家族、官僚科举制、儒家礼教、共产主义传统等与西方形成鲜明对比的文化或制度传统中提炼出中国社会的理想型。这些理想型可能是古老的帝国王朝,也可能是具有革命色彩的共产主义国家,常被其他学者作为研究中国社会的起点。而另一类研究中国的西方人则选择保持一定的距离来审视中国。他们的研究接触的对象主要是有关中国社会的数据,而不是现实中的中国人。与强调中国之独特性的“中国通”不同,他们强调的是社会现象的普遍性,比如基于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产生的趋同力量使中国变得与西方社会越来越相似。这些学者通常使用数据和统计模型这些更为客观的研究工具,而中国在他们的研究视野中不过是一个数据点,中国的文化或制度也被简化为若干变量。在某种意义上,这一类学者的工作让研究中国变得不再讳莫如深,西方成熟的理论框架和标准化的研究过程让更多人能参与到对中国的研究工作之中(谢宇、张春泥,2016)。

   然而,上述两类西方学者笔下的中国社会都与真实的中国社会存在差距。前一类学者看到的只是独特性,他们描述和刻画的是中国和西方社会的组间差异,强调中国的文化和制度传统与西方参照系之间的鲜明对比,而对中国社会内部的差异性和变化重视不足,这些研究易被西方人对中国的刻板印象所左右。而后一类研究者看到的则只是普遍性,他们在立论上尽可能地缩小中国与西方社会的差别,并强调现代化的趋同作用,却没有看到表面现象背后深刻的中国文化、历史和制度的发展逻辑(谢宇、张春泥,2016)。后者套用西方的框架来研究中国,有时容易陷入对现象浅尝辄止的理解,甚至有可能得出让中国和西方学者都感到不可思议的误导性结论。因此,这两类研究都有其局限性,但这两种取向在中国国内学术界又都有相当多的追随者和效仿者,其中不乏西方社会学知识机械、草率、投机的应用者,让本已显得亦步亦趋的学术移植沦为更加廉价、粗糙的学术加工,从而引发本土化学者对学术原创活力的担忧(叶启政,2006)。

   中国社会学的知识基础从西方舶来,学习和效仿西方本是自然的学科发展过程。不过,将西方社会学的概念、理论、研究方法和策略恰切地应用于中国情境并不容易。中国社会现象的复杂性使很多优秀的学者都面临着认识上的局限,那些简单机械的效仿者所做的研究其水平更是可想而知。实现本土契合性的难点在于对中国与西方社会组间与组内差异张力的把握:一方面不能太过于强调特殊性,另一方面也要知道中国的确存在特殊性。

   这就与我提出的社会科学的三原理中的社会情境原理有关(谢宇,2012)。中国的社会情境不同于美国,甚至两国在一些社会特征上的差异在本质上都是“不可通约”的(incommensurable)。我曾经总结过一些中国社会有别于西方社会的特征,这些特征对理解中国的社会不平等尤为关键:其一是政府极强的控制权,其二是政府与企业的结盟和利益分享,其三是在家庭、血缘关系和社会网络中根深蒂固并延伸到政府机构和单位的层级式家长统治(layered paternalism)。这些特征决定了中国的不平等是基于将人划分为不同类别的各种社会界限(如地区、城乡、单位和社会网络)构成的集体性不平等,而美国的不平等主要是个体性的(谢宇,2010;Xie & Zhou,2014)。因此我不认同一些学者所提出的中国必然走向美国式的完全自由市场模式的理论(如Nee,1989)。中国的现在既不是重演美国的过去,美国的现在也不太可能是中国的将来。

社会情境原理还意味着应更为谨慎地使用现代社会科学的方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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