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裳:忆施蛰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72 次 更新时间:2006-12-26 23: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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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裳  

    

  施蛰存先生是我的前辈。上世纪三十年代他在上海轰轰烈烈地编辑大型文艺月刊《现代》时,我还是一名耽读该刊的中学生。多年后得以识荆,并进而成为忘年交的后辈,虽然过从并不怎样亲密,但总算厕身于小友之列了。近年来写些回忆前辈师友的文字,总苦于措辞的困惑,循旧例称字为敬吧,又往往觉得口气中失于狂放;处处称先生吧,文章又失去了亲切。真是无可奈何。今天下笔写此文,亦同有此感。先生名舍,以字行。就还是称字为敬吧。

  与蛰存初识,似在抗战胜利后的一九四六年。当时他与周煦良同编《活时代》,命我投稿。这是一份由上海出版公司出版的短命刊物。今天知道的人怕不多了。此际先师李林先生新殁,留下未完成的译稿有《奥勃洛摩夫》。他本有译冈氏全集的意愿,冈察洛夫的小说不多,另有《平凡的故事》一种,巴金要我来译出,算是继承李林先生遗愿的一点意思。可是原本却难得,后来托蛰存从某大学图书馆借来一册一八九四年版的Garnett夫人的英译本,得以断断续续译成,交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为“译文丛书”之一。原书留在我处很久了,始得归还,真是不好意思。

  这中间,有时晤面闲谈,我却总不敢打听他与鲁迅先生那场纠纷的始末,他也总不提起。记得黄永玉和我谈过此事,极口称赞蛰存敢与鲁迅论辩的勇气。我想此事的由来大约与当时文坛京海之争不无关系。上世纪三十年代由林语堂倡始,上海忽地兴起了一场晚明小品热。太阳社成员、过去曾批判过鲁迅的阿英、施蛰存等都编选过晚明作家的小品,蛰存还编印了一套晚明、清人别集,还请周作人为原书题签,在鲁迅看来,是一股京海合流的“逆流”,就找机会加以批评。却放过了阿英,抓住了施蛰存。这就是“庄子与文选”之争的来由之一。

  今天看来,这似乎算不上一场有多大意思的论争,但就前面说到的斗争全局来看,就并非小事。在当时也确是一桩激烈热闹的风波。而蛰存因此背上了一个“洋场恶少”的嘉名而终身蹭蹬,真非始料可及。

  其实,庄生的文字是为鲁迅所爱重的。鲁迅主攻的方向是《文选》,他说得好,想从《文选》汉赋中寻出词汇来以为今日作文之助,也真不免是笑话。这场论争,看起来似乎是打了个平手。鲁迅手头无书凭记忆误用了《颜氏家训》的故实,被蛰存抓住了,鲁迅后来做了更正。问题是当发现对手是鲁迅时,蛰存依旧不依不饶,说了些尖刻的过头话,那就不能不说是年少气盛的出格举动了。

  其实蛰存对鲁迅一直是尊重、敬佩的。鲁迅纪念左联五烈士的名文《为了忘却的记念》,写成后无处发表,是蛰存冒着风险在《现代》二卷六期上发布的。不幸“庄子与文选”的论争就发生在六个月后。蛰存后来还在拜谒鲁迅墓后赋长诗,诚挚沉哀,远较徐懋庸在鲁迅丧仪上所做的挽联为诚厚。蛰存还在什么文章中说过这样沉痛的话,鲁迅是从抄古碑的生活中走向革命,而他自己则从革命走向了抄古碑(原话不及查找,大意如此)。蛰存与鲁迅的关系,大抵如此。

  我知道他和浦江清是童年起的好友,就托他转请浦先生写字,不久就寄来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曾去过一次香港,归沪后送去朋友托带的雪茄烟,他非常高兴,他是不用卷烟的。一次,我们几个人还一起到旧书店的仓库里选书,他兴致很好,选购了一批旧书。他和几位老朋友每周在陈兼与老人家里聚会谈天,因为住得近,介绍我也去参加,曾去过几次。一次他来我家看书,见了一部嘉靖本辛稼轩词,叹赏不止,因此知道他喜欢读词。又从我的书架上发现一册香港印的《三草》,借去读了,大加欣赏,撰文介绍,发表于《读书》,这怕是较早高度评赏聂绀弩诗的名篇。

  一九五七年蛰存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才与德》,因此贾祸。其实这是一篇正确的针对时弊的好杂文。其时风雨如晦,报社急于认错,痛改前非。当时我还是个编委,在被揪出以前,还得写社论,写依照宣传口径的各种文字。当时有“还债”之说,凡在鸣放中在本报发表的“毒草”,都得一一批驳、消毒。《才与德》是名篇,这批判的任务就落在我的头上。于是胡说八道一通以应命。这是我对蛰存口诛笔伐的一段公案。其实蛰存的杂文是写得非常出色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曾在广东的《随笔》上发表过几篇杂文。记得有一篇是就“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名言反其意而论之的“匹夫无责”论,深刻痛切,不愧名笔。可惜不久就辍笔了。人们也都不再记起这位出色的杂文作者。

  蛰存对时贤,也多有评论。对钱钟书,曾有议论,记不清是怎么说的了,大抵是觉得他过于炫才,且对同时侪辈过多苛评罢。我曾作文介绍郭绍虞先生关于杜甫论诗六绝句的辑订本,觉得编得不错,蛰存特写一信来,表示异议,且论及郭老对中国古代文学评论论著的一些不同意见。夏承焘是著名的词家,也是蛰存的朋友。夏的《学词日记》就是先在《词学》上发表的。夏对姜白石词研究用力甚深,有《姜白石词编年笺校》,一时推为名著。蛰存撰短文《筝雁》在《文汇报》发表,对夏氏在白石“解连环”词中“小乔妙移筝,雁啼秋水”句的点读,提出批评。论证详明,从乐器的阮咸与琵琶,说到如此点读的根据,与宋代词人同调词作的句法,以及“筝雁”并用的句例,驳夏的“移筝不误”说。主张此句应作“小乔妙移筝雁,啼秋水”。此词点读从来是个难题。康熙中先著作《词洁》,此词即九字连读为一句,也许是较早采取模糊处理的一例。此文可作蛰存对学术问题从不马虎,敢提出自己见解,诚直对待朋友的一例。

  蛰存曾仿《花间集》例,选清人词作之类似者为《花间新集》一卷。书印成后以一本相贻嘱作读后感。我以为《花间》为词体初成时词人的词作选本,放笔而成,绝无束缚,生动天成,显示了开启一种新的诗歌形式的气势,不是清人拟作所可并论的。而且专趋侧艳一路,品格不高。写了一篇“读后”,隐约言之。蛰存见之,说有言外之意。一笑而罢。

  新时代以还,他的新作迭出,其实多是存货出笼,都是他在“闲寂”日子里积累下来的东西。唯一新撰的大书是《唐诗百话》。书出后佳誉如潮,连巴金都向我借了去读过。此书好处在新见层出,敢说自己的话,取传统的唐诗评论一一检讨,分期、作者、风格变迁、名篇解析,都有自己的见解,读之如遇一部崭新的唐人诗话。所见不必尽是,但确是一本崭新的文学评论。

  一时他的新作如林,一次去看他,向他讨一本《北山集古录》,恰好案头有一本送给朋友的书,已经题好字了。他取过一张纸条,写上我的名字,就贴在原题上面,递给了我。他做事的通脱,就是如此。

  他喜欢“诗余”,当他在资料室“闲寂”的日子里,就抄写历代词总集前后的序跋,后来印成一厚册。我向他建议,清初以还,词人刻集,不但前后有序跋,而且每词之后,多附评语。历来词论,多是三言两语,甚少长篇。像这些词后的简评,除了捧场话外,多是简要的词论,从来无人收拾,加以辑录,从中可以看出词风词派形成消长的消息。是个好主意。

  他又创办了不定期刊《词学》,是继抗战前开明书店《词学季刊》而重起的专刊。每出一册必以相赠。我们都喜欢收集词籍,我曾写过一册藏词目录,并不完整,他借去读了,回信说所收乾隆以前刻本专集都可贵重。可见彼此收词取舍相同的标准。

  其时重要词籍收藏家林葆恒逝世,藏书散出。上海各旧书店都有所得。林氏词籍绝大部分得自南陵徐乃昌,但精本并未全归林氏。一次秀州书店朱惠泉收得林家遗藏一批,送来我处。议价未谐取归。其中有三种是我不愿放弃的。记得有清初刻《幽兰草》,康熙刻《罗裙草》,都是精本。第二天跑去看时,三书已为蛰存买去,懊悔无已。蛰存是买他的乡人著作,陈子龙等都是松江人。《幽兰草》我后来还向蛰存借来读过。

  他因病住院许久,常向我借书闲看。我有一部康熙刻的钱谦益尺牍,内容相当丰富而有趣,如给毛子晋、钱遵王的信都有好几十通,从中可以看出他们之间交际情形与彼此的矛盾。还有两通谢绝王渔洋请柳如是和他的“秋柳”诗的信,与常熟地方官的应酬信,虽然都说的是“官话”,也透露了一位乡宦大老结交官府的种种。我随手在书头写了些读后感。他读后还书,请一位他的学生送来,附一笺要我对来客就钱牧斋研究说些意见,这可是无从说起的难题。他的信就写在医院伙食单的背面,可见随随便便。但他也有很讲究的一面,如用陈小翠的赠画印成贺年片和便笺,就精致得很。

  蛰存晚年喜欢收些碑帖拓本,收集得不少。其中不无名品,但到底不如专收精本的富商大贾,所收不尽理想。他印成的《唐碑百选》,用了不少心思,细心考订,可惜原拓质量关系,为之减色。鲁迅当年跑琉璃厂买碑帖拓本,也因财力所限,同有此憾。读书人与收藏家的区别,大抵也就在此。

  读他的《闲寂日记》,常有卖书纪事。如一九六四年岁末记,“卖却西书四十六本,得四十元,聊以卒岁”,次年除夕记,“今日除夕,怀中仅余二元。昔罗瘿公甲子卒岁仅余一元,余已较胜之矣”。我当年每隔些时,也总挟一包旧书去书店卖掉,用以维持“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文革”中造反派批语),读蛰存纪事,不能无感。

  蛰存还有一本《云间语小录》,是关于故乡(松江)琐事的笔记。多年陆续写成,分三辑。所记有人物、风俗、土宜、掌故种种事物。这是一册别致有趣的小书。难得的是作者保持了多年的浓厚兴趣,零碎积累,始终不渝。这是对故乡的挚爱,扩大来看,也是对祖国的挚爱。至于其成为新修地方志的参考资料,更是无疑。历来此种地方小志,所在多有,唯不为藏书者所重,往往散佚。此书写得又多风趣,尤为难得。

  蛰翁往矣。不再能听到他高声谈笑,但他留下来的著作,尚能使我们聆听到他纸上的声音。他说平生治学,开了四面窗,他的著译也已等身。他是教授,却不知是几级。想来他因有与鲁迅争执的旧案,肯定不可能评得甚高。我想我们不必称之为大师,因为目前因“通货”膨胀,大师的声价已日趋贬值,不值钱了。又眼下每逢名人去世,人们往往有一个时代终结之叹,以后继无人为忧。我觉得也不必如此,进化论虽已不时髦,但我仍坚信,后来者未必不如前人,而必将在品格、风骨、学养上超过前人,这简直是必然的。也就是说“江山代有才人出”,在缅怀逝者、追想前徽时,我们应该采取这样的态度。

  

  二○○六年三月十四日

  

  附记

  

  偶检书丛,得剪报一纸。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六日《新民晚报》副刊载施蛰存《我有好几个“自己”》一文,有云:“最近我给自己拟定了一块墓碑题字,是‘钦定三品顶戴、右派分子、牛鬼蛇神、臭老九、前三级教授降二级录用,施蛰存之墓’。”

  这节话解答了我前文的疑点,也说明了我对蛰存知之不深,不禁感愧。附记于此,以当补遗。

  

  二○○六年三月二十一日春分

  

  来源:《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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