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诚 方国武:新世纪乡土小说中的土地意象及其文化表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3 次 更新时间:2020-12-14 21:2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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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诚   方国武  

   摘 要:新世纪的乡土叙事作品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作为乡土小说核心意象之一的土地意象在这一时期被乡土小说作家重视并广泛书写。新世纪乡土小说中的土地意象大体上可分为商品化的土地、失根的土地以及文化记忆中的土地三种主要的形态,作家通过这三种形态表达出新世纪乡村社会的现实矛盾、文化特征、精神空间等方面的内容,展示了新世纪的乡村文化图景。与此同时,土地意象的审美特征与文化内涵在新的形态下得到提升与发展,由此完成了当代乡土小说一次重要的转型。

   关键词:新世纪;乡土小说;土地意象形态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20)10-0040-05

   乡土小说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并取得了豐硕的成果,在这些乡土小说作品中,土地始终作为重要母题及核心的意象之一被阐释,历代作家以土地为载体书写出乡村丰富的文化内涵,使读者通过土地这一意象窥见特定时期的时代精神。费孝通先生于20世纪40年代提出了“乡土中国”的概念,他认为中国文化是“土地长出来的文化”[1],孕育生长在土地上的自然环境以及人文社会环境构成了中国乡村独有的生活环境,并以此为基础延伸出多种多样的社会文化特征,这些事物在耦合中形成了中国乡村独具特色的生活场域以及依托于其中的文化内涵。

  

   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的乡村受到了来自城市化、商业化、全球化浪潮进一步的猛烈冲击,多元化的文化语境愈加强烈地在乡村蔓延。对于一个相对封闭且流动性较差的传统乡村场域而言,这样的冲击无疑为乡村传统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带来了剧烈的震动,并因此产生了多种新的矛盾。新世纪的乡土小说作家直面这种矛盾冲突,继续将土地作为核心意象,进一步探讨土地与人文的关系。概括而言,新世纪乡土小说中的土地意象大体上可分为商品化的土地、失根的土地以及文化记忆中的土地三种形态,这些形态在新世纪乡土小说中共同存在,并完成了土地意象在审美内涵和文化表达两方面的转型。

  

   一、商品化的土地

  

   随着现代化进程在乡村的不断加快,土地的商品化成为乡村现代化进程中最普遍也是最显著的表现形态,土地的价值功能发生变化,从农民之生存的根本变为现代农民可以置换的商品,由此带来了现代乡村文化状态的改变,人们对于乡村的文化体验也因此发生了变化。

   首先,文学作品中商品化的土地意象形态呈现出两方面的文化内涵。作家通过这类意象形态一方面展现出对现代物质文明的向往,另一方面也表达出现代化进程对乡村传统伦理秩序的摧残和破坏。

  

   在传统的乡村观念中,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根本,那些失去土地的农民往往难以在社会中立足。王梓夫的小说《向土地下跪》中的康老犁作为一个典型的传统农民形象,眼中的土地“散发着令人心醉的庄稼的清香”,他拥有的第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葫芦垡“绵软得像面缸里的面”,他将自己与土地融为一体,也努力把自己的家人与土地融为一体,对于传统的乡村而言,正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孕育了独特的乡土文化。随着商业化浪潮对乡村的不断冲击,土地之于农民的意义逐渐削弱,农民不再认为土地是自身的生存之本,而是将其看作可以作为交换的商品。在周大新的小说《湖光山色》中,楚王庄利用自身的旅游资源将土地推向了商品化的浪潮,当选为村支书后的旷开田“按一亩一万元的标准,使用期五十年”与商人薛传薪展开合作,随着生意逐渐做大,村子里原本的耕地不断被征用,一座座湖边别墅在原来种植谷物的土地上拔地而起,由此不难发现,在商品化浪潮的冲击下,农民对于土地的心理态度从康老犁到旷开田完成了一次彻底的转变。

  

   商品化的土地形态是作家对21世纪以来乡村土地利用的现实主义表达,现代化的物质文明给乡村带来经济的发展,推动乡村生活的改善。一部分作家在小说中表现出了对物质文明的向往,通过商品化的土地形态传达出对于乡村生活改善的喜悦和更进一步的期待;与之相对应的另一部分作家则对土地的商品化进程表现出担忧;在此基础上,一些作家将土地的商品化进程看作社会发展不可避免的潮流,认为对于身处其中的农民以及依托于土地的乡土文化而言更是一把双刃剑,从而表达出对于传统乡土意识的扬弃。

  

   其次,现代化浪潮席卷乡村所带来的一对十分显著的矛盾就是自然化的土地形态与商品化的土地形态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本质上是社会经济的产物,也是时代潮流中新旧两代人之间激烈的思想碰撞,因此对建立在土地之上的乡村秩序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具体说来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乡村自然场域的变迁。在自然形态与商品化形态矛盾的基础上,同时基于对现代城市文明适应性较差、城乡发展长期以来的二元对立等原因,中国的乡村在工业化的冲击下面临着严重的环境污染以及土地危机等问题。

   王梓夫的《向土地下跪》传达了商品化对土地带来的破坏。进入新世纪之后的柳林庄大量青壮年外出务工,种地的收益大打折扣,村民对于土地不再是以往的赖以生存的状态,大量的土地随着商品化进程的推进变得面目全非,在康老犁眼中的景象是“葫芦垡却像是一头死去的巨兽,皮肉已经腐烂得面目全非,骨肉架子歪歪扭扭地显露出来,丑陋得让人恶心、想吐。”[2]作者将康老犁眼中所见用夸张的手法呈现给读者,这种被商品化进程破坏的土地与之前“绵软的”“香喷喷的”土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种现实状况下土地意象的审美内涵实现了由田园牧歌到丑陋不堪的变形,作者通过这样的变形奏响了建立在土地之上的传统乡村秩序的挽歌,尖锐地揭露了商品化背景下的土地危机。

   第二,自然化与商品化的矛盾间接导致了农民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21世纪以来,随着土地商品化进程中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不断剥离,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以乡贤为核心和以土地为中心的伦理秩序加速瓦解,文化认同的焦虑开始在乡村中蔓延,进而直接导致了农民价值观念的变化,这一时期的乡土文学作品通过对土地意象的书写展现出农民生活方式与交往方式的异化,传达出21世纪以来传统乡村伦理的解构。

   土地意识造成的乡贤身份的转变打破了乡村传统的人际交往机制。作品中的土地意象变迁往往能够从侧面反映出农民的土地意识,建立在土地意识之上的乡贤身份自然会随着土地意象的变迁而发生改变。贾平凹的长篇小说《秦腔》中的夏天义的土地意识建立在传统的自然化的土地意象之上,代表了传统的乡村秩序,他坚持躬耕,认为“土农民,土农民,没土算什么农民?”希望能够让年轻人跟他一样留在土地上,那些抛弃土地的农民在他的眼里就像池塘里的浮萍,一生无法扎根,因此力图用传统的乡村秩序紧紧套住年轻人。另一种乡贤则以周大新的作品《湖光山色》中的旷开田为典型形象,如果说夏天义代表了以政治地位为基础的传统乡贤,那么,旷开田则代表了以经济地位为基础的新一代乡贤,旷开田通过开发土地的经济效益,利用土地发展现代旅游业带领村民发家致富,新老两代乡贤不同的土地意识使得乡村传统的以家族政治为核心的人际交往机制开始转向以经济地位为核心的人际交往机制,这种转变在乡村日后的发展中愈加明显。

   自然化与商品化的土地意象之间的矛盾造成了乡村传统伦理秩序的解构。新世纪的乡村生活中,由于土地地位的变化,人们的思想信仰状况也随着土地意象的变化而不断打破传统,毋庸置疑,这种现象是一把“双刃剑”,既推动了农民思想的现代化,同时又使得传统的乡村伦理道德面临着灭顶之灾。《秦腔》揭示了清风街传统伦理秩序的解构,我们在文本中看到,随着土地的核心地位在人们心中的解构,传统的生长在土地上的伦理秩序变得荡然无存,赌博、通奸、嫖娼、卖淫、乱伦、贿选等丑恶现象曾经民风淳朴的清风街蔓延开来[3],不难发现,传统的伦理道德在由市场经济引起的土地意象的衰败中一步步走向沦陷。

  

   二、失根的土地

  

   土地的商品化导致了一部分土地陷入失根的境地,因此丧失了传统土地对于农民生存的主要功能。此时的土地已变成一个物质空壳,不再承载任何现代文化生活的意义,土地与人的关系从亲密转化为淡漠,甚至厌弃和愤恨,土地特有的价值开始逐渐削弱,最终变成人的附着物。失根的土地意象形态打破了传统乡村田园牧歌式的形象,这类形态直接揭示了现代化对乡村以及农民的摧残,作家在这种失根的土地形态书写中不再像商业化土地意象形态一样从两方面看待问题,而是更加直接地表达出对千年乡村秩序失范的痛心疾首。

   在文学作品中,土地的失根意味着农民乡土意识的淡薄甚至消亡,同时能够反映出传统以土地为核心的乡村秩序正逐渐瓦解和失范。土地作为传统农耕文明中最核心、最基础的物质载体,在跟现代性的各种产物相遇后,蕴含在其中的人性化及历史性的理想就非常鲜明的凸显出来,这使得土地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守旧的一种文学命题,而是基于对传统文化的眷恋和一种有意义的再探索[4]。

   贾平凹的《秦腔》中,年轻一代农民为了生活接连离开清风街,村子里大量的耕地被荒废,那些被撂荒的土地“长满了铁杆蒿、爬地龙和麻黄草”,无人耕种的土地不再是农民生存的物质载体,其价值被大大削弱,变成了村民心中可有可无的附着物。随着土地荒廢而来的是清风街的活力与精气神一步步走向衰落,建立在土地上的传统乡土文化面临衰败的危机。

   在失根的土地意象基础上,立足于土地之上的传统乡土文化开始走向衰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市场经济撕去了封建社会的田园诗般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抹去了一切职业的灵光,把一切都沉浸到金钱的冰水当中去。”[5]随着市场经济在乡村及其周边的不断扩张,文学作品中“田园牧歌”式的乡村书写从此一去不复返,文化焦虑在其影响下不断蔓延,传统的乡村文化遗产也受土地形态的转变而发生变化。

   (一)建立在土地上的乡土文化与人的疏离

   土地意象从“田园牧歌”到“金钱冰水”的转变造成了农民群体性的迷失与身份认同感的缺失,由于土地在乡村生活中不再占据核心地位,以农耕文化为代表的时代内涵逐渐解构,不同群体的农民表现出了相同的文化焦虑。

   随着现代化在农村的不断深入,传统的包括农耕经验、手工技艺、说唱艺术等在内的文化遗产正渐渐淡出农村生活,从而经历着一个重构的过程。大部分青壮年离开乡村,直接后果是土地撂荒,村庄社会生活缺乏活力,这无疑给承载农业文化的乡村生活增添了几分凄楚的晚景。农民与土地的部分疏离,也打破了乡村社会结构的平衡[6]。《秦腔》中的土地在现代化的浪潮中被清风街的年轻一代人所抛弃,原本生长在土地上的传统艺术——秦腔顺理成章地遭到了与土地一样的待遇,清风街的青年男女普遍表现出对秦腔的冷淡甚至厌恶,作为传统文化瑰宝的秦腔在这种情况下面临着无人可传的风险,其所面临的困境进一步削弱了清风街的活力。正是像秦腔一样的文化遗产千百年来扎根在乡村的土地里,参与构建了传统的乡土文化,于是年轻人对土地的疏离必然造成自身对传统文化的疏离,进一步造成传统乡村文化的解构。

   (二)离土现象的大量表述

随着土地商品化不断深入,失根的土地迅速占领了大部分的传统乡村,大量农民失去了曾经赖以生存的土地,21世纪以来的中国乡村在生态恶化和文化裂变的社会大背景之下,土地的核心文化价值地位开始动摇[7],农民大量脱离土地涌入城市,离土现象大量出现在农民身上,这些进城的农民大多游走在城市的边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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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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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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