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乃社:殖民、霸权和帝国的空间批判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7 次 更新时间:2020-12-14 20:4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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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乃社  
资本在全球范围的空间争夺导致霸权。

   1.霸权与地理扩张。哈维认为,可以从权力自身的强制和认同的基础角度来理解霸权,即霸权可能是以认同为基础而形成,也可能是认同和强制混合而形成,或者是以单一的强制为基础。这种霸权有一定国家领土内形成的优势,更有世界范围内竞争甚至对抗与冲突中获得的优势。所谓的霸权就是一个社会集团或民族国家的优势,可以通过政治、经济、军事、知识与道德领导权来实现的优势。这种关系可以概括为两种:一种是支配性关系,另一种是引领性关系。这与强制和认同是一致的。这里的支配性关系的形成和实现往往存在一个悖论:一个支配性国家成为其他国家仿效的样板,并吸引别的国家走向自己的发展道路,结果可能提升了支配性国家的声望和力量。同时,如果这种仿效成功,也造就了竞争对手甚至壮大了对手,霸权就受到影响。这里的引领性关系似乎更加能够成为真正的霸权关系,一个支配国引领由多个国家组成的体系向预期的方向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往往认为是在追求一种普遍利益。这往往是一种道德和知识上的优势。这种意义上的领导权使支配国的力量得以膨胀[13]32。

   资本主义的帝国霸权和历史上的不同。19世纪中期由于缺乏营利性的投资而形成了所谓的过度积累的危机。为了应对这次危机,国家进行长期投资,同时进行疯狂的地理扩张,但是在国内范围问题无法解决,需要国外扩张。寻求空间时间修复的资本主义逻辑登上了世界舞台,海外的投机性投资和贸易浪潮形成。这个时候,帝国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瓜分殖民地或建立势力范围,运用帝国力量掠夺世界上的绝大部分资源,以及四处散播恶毒的种族优越论”[13]39。比如,“从19世纪末期开始,美国逐渐学会在普世主义价值观的名义下,隐藏其明确的领土扩张和领土占领意图”,并最终将这些意图隐藏在众所周知的全球化的华丽辞藻中在世界各地兜售,甚至获得了很多成功[13]40。

   在国际关系中,资本和空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国家领土是有限的,但是一个国家的资本在逻辑上其扩张上是无限的。这个时候,资本的无限积累要求与领土有限的逻辑彼此之间并不矛盾,国家往往支持资本进行跨国界的发展,国家与资本一起推进地理和空间的扩展,满足资本和国家的优势要求,达到一定程度就形成了世界范围内的霸权。这种霸权的核心是资本的无限积累要求—— 一种没有餍足的空间扩张。

   在当代围绕空间形成霸权的斗争过程中,霸权并没有一味地使用强力来征服其他国家地区获得空间上的扩展。这种霸权非常狡猾,它将强制和说服联系起来。在一定程度上说,这种霸权的非强迫特征是能够维持这种霸权长久存在的一种非常重要的特征或者方式,因为资本的逻辑是非常残酷的,资本逻辑在一些地方的盛行,带来的多是灾难性后果。但是,如果资本扮演一种非常甜蜜的角色,将胡萝卜和棍棒充分结合起来,那么资本的霸权维持就变得更加容易,在空间上的扩张也更加容易。

   为了维持资本自身需要的空间扩张,霸权国家自身形成了一种内在的、其资本对所有空间实施占有的冲动,资本至今还是以国家作为重要的、也许是最好的选择来保护自己。世界范围内多个地域和区域关系的紧张甚至战争,都与资本自身内在要求空间的扩张有关系,实质就是资本自身的无限积累要求。

   2.空间与霸权。拉克劳和墨菲在《霸权和社会主义策略》中也对霸权进行了一些值得重视的空间视角的分析。按照英国地理学家马西的解读,拉克劳和墨菲对传统空间和政治的关系是排斥的。马西坚持的空间观点是社会建构性的,人的社会活动包括与性别有关的社会活动,建构了空间。拉克劳在《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中的空间观点,在马西的著作中多次出现。但是,拉克劳重视的是:时间是动态的、空间是静态的,因此,空间中没有政治、没有斗争。没有接合,没有勾连,甚至空间会消灭政治。后现代的名号没有影响拉克劳成为一个现代性的空间观念持有者。柏格森对于空间的静止化处理(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这是福柯曾经给柏格森的判词)是偏现代性的,拉克劳没有怎么翻新。从这个意义上说,拉克劳依然强调现代性的甚至传统的空间的意义和价值;或者说,他那里没有让他满意的后现代意义上的空间,只有那个现代性意义上的静止、必然、容器性、背景性的空间,只有时间才是运动的,才是变化的。如此,时间中的运动才是可能的。

   对拉克劳来说,霸权关系有多个维度值得注意,其中与空间的关系是有价值和意义的。比如,霸权关系是“它要求倾向空的能指的产物”[14]52。一种霸权如果能够实现,那么这种霸权就不能是自身。霸权往往并不能实现。不能实现是霸权的一个重要维度。这就是所谓的倾向于一个空的能指。这种空是虚空,没有任何的填充,是一种特殊的空间。霸权的另外一个维度是,“它在其中扩张的地形是在再现关系一般化的地形,它是一种社会秩序构造的条件。”[14]53地形、再现是拉克劳霸权理论中的重要词语。这种霸权的空间特征是比较明显的。地形也指地貌,是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空间转向中的重要问题,主要从人和地形与地貌之间的关系理解面对的问题。研究地形的学科——地形学也叫地貌学,是研究地球表面形态特征及其发生、发展、结构和分布规律的学科。地形的借用,其实要解决的是霸权形成和分布的动力、趋势、样态等关键问题。地形关系与其中人和物的关系直接关联的再现关系的一般化,就是指霸权本身涉及的诸多因素和问题,映射和再现了资本、市场等当代社会的关键和核心要素,而映射和再现的场所就是一个相对静止、容器般的地形空间。

   墨菲最近在有关马西的空间问题探讨中,对空间问题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她在《空间、霸权与激进批判》一文中做了比较多的探讨。墨菲对马西的研究非常重视。她认为是马西的研究让她认识到“政治学中空间维度的重要性”[15]22。马西在哪里让她认识到空间的重要性呢?即空间是多样性的一个维度:空间是实践和关系的产物,我们需要认识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有空间性。人和人一起如何能够有空间维度,很多政治理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墨菲认为在当代的批判理论中,针对帝国的批判有两种方式,其中一种是撤出,从帝国掌控的各种地方撤出来,从帝国控制的各种权力中脱离,无论是什么地方和区域,全球化也是如此。所以这一类的批评家如哈特、奈戈里等,他们提出所谓的脱域化(deterritorialisation),为国家的消失、一个不断到来的超过统治和国家权力束缚的平稳的民主世界的到来提供条件。问题的关键是,“在他们的全球化视野中,缺乏充分的空间性概念,导致他们要建立一个风平浪静的空间”[15]25。这种观点是错误的。马西认为,空间是生产出来的。“权力在空间化的社会实践中发挥中心作用。”“我们需要地方政治,同时它超过了地方,因为地方是全球生产出来的,全球是地方生产出来的。”[15]25马西让我们意识到空间的政治维度,需要探讨场所政治,对地方的特点既进行辩护,也进行挑战。这不同于奈戈里、哈特等人的撤退和擅离职守策略,即脱域化、脱离场所、去地方与空间的策略。

   从更大范围看,资本主义的转型发生了,从福特主义到后福特主义变化了。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转变的价值有两个特征:一个是对抗,另一个是霸权。霸权“争夺位置”的策略是由空间概念来确认的,就是马西所说的空间和多样性是相互建构的,它们相互关系的建构暗含着空间性。围绕极点,霸权就建立起来。“全球化的空间展示永远有实践痕迹,不同的权力关系在特殊的地方、区域、国家构成了场所。这揭示了争夺位置策略的空间维度,它必然发生在很多不同的社会空间中。”[15]28

   总之,无论在哈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那里,还是在拉克劳和墨菲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那里,空间和霸权之间都有不可割裂的联系;可能哈维更加侧重马克思的一些基本概念的分析,而拉克劳和墨菲作为后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更加重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

  

   三、新帝国的资本积累与领土逻辑

  

   对帝国的理解在历史上有很多的版本,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帝国的核心武器是资本,资本具有摧毁一切的能力。这种摧毁的范式不仅仅是赤裸裸的占领,而且是一种温柔的、空间上的扩展,资本可能给被奴役的附属国家甜头。这种帝国和资本互为表里、狼狈为奸,有很强的表演性质。哈维对此提出了空间视野的新帝国主义理论。哈维理解的帝国主义主要是一种政治经济学的空间批判视野中的帝国主义。按照哈维所说,他进行新帝国主义探索的“目的是为了研究全球资本主义的现状,以及一个‘新生的’帝国主义在其中可能将发挥的作用。我力求从长时段的视角和通过我称之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镜头来实现上述目的”[13]1。所谓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就是对社会历史事件的考察,不仅需要时间,而且需要有地理、空间的维度。他认为这是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新的推进。哈维与苏贾等人明确做过这种探讨。

   当代帝国则是所谓的资本帝国主义,是一种新的帝国主义。按照哈维的理解,这一专有名词可定义为国家和帝国政治,通过资本积累在时空中的分子化过程将这两种要素矛盾的融合[13]24。帝国主义政治是区别以往社会的一种特殊政治方案,其主体权力建立的基础是拥有一定土地,能够动员这个领土上的人和自然,实现其政治、经济和军事目标。帝国主义作为一种在时空中扩散的政治经济进程,支配和使用资本占据着首要地位。这是资本帝国主义区别于以往帝国主义的地方。所谓资本积累的分子化,主要是“经济权力在连续空间中的流动,也即通过日常的生产、贸易、商业、资本流动、资金转移、劳动力迁移、技术转让、货币投机、信息流动和文化冲击等,流入和流出不同的领土实体(比如国家或地区性权力集团)的方式。”[13]24分子化相对的是整体化,前者指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具体过程。

   国家和资本不同,有各自的逻辑。资本家行为在于必须将货币投资以赢得更多货币,这种利益追求是个人的,他们并不为社会负责,而是为特定的主体比如股东等负责,他们的活动几乎不接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他们为获得利益而形成的组织如公司可以任意建立和解散、变更地址、合并或者停业。但是国家或者领土治理者并不能如此。政治家的任务就是要使本国相对其他国家,维持和增加自己国家的权力,政治家追求的是一定集体的利益,为国民和一定的团体、阶级甚至家族负责,他们只能在一定的领土范围内活动。国家作为一个实体不能随意变更、迁移,总是被限制在一定的领土范围之内[13]26。现有的民主国家虽然很难有一致的意见,但是必然会产生一种决策。而主要由资本家决策主导的资本积累,其地理进程更加分散,因此更加不容易形成明确的决策。这些决策和其他资本主体的决策往往可能是冲突的,也可能是共同形成一致的力量。这些决策形成、发挥作用与国家不一样,但是资本个体机构的决策及其作用的整体调整,受到国家制度的重大影响,比如,“国家内部的制度安排在搭建资本积累舞台的时候,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3]26。

   有一点是肯定的,资本能够实现分子化的积累过程需要国家、帝国的支持。这种支持下形成的资本积累有个比较明显的特点,那就是非对称性,也是所谓的帝国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帝国主义的特征在于通过开拓非均衡性的地理环境,并利用空间交换所必然产生的,我称之为‘非对称性’的关系来进行资本积累。非对称性关系主要表现在不公平和不平等交换在空间上连为一体的垄断力量限制资本流动等不合理行为,以及榨取垄断租金等。通常存在于运转良好的市场中的平等环境被放弃,取而代之的是具有特定的空间和地理特征的不平等环境。特定领土在损害其他领土利益的情况下,获得了更多的财富和幸福。”[13]28

非平衡性地理环境不仅仅是由于资源禀赋的不平衡分布以及地理位置的优劣所造成的,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财富和权力本身通过非对称性交换,日益高度集中于某些地区所造成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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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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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习与探索》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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