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建丽:全球治理视域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超越性内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5 次 更新时间:2020-12-10 22:29:12

进入专题: 全球治理   人类命运共同体  

宋建丽  

   内容摘要:在全球治理形势日益复杂的当下,重新反思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有助于阐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超越性内涵。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逻辑延续和当代新发展,既是对资本侵略扩张逻辑主导下的全球现代性的超越,同时也是对仍陷于现代性思维框架的西方全球正义话语的超越,体现出以共商共建共享为核心、在塑造新型人类文明的视野下共同应对全球治理危机的全球治理新内涵。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既体现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时代品格,也是在全球化时代世界经济、政治形势恶化的情势下,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新贡献。

   关键词:全球治理;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性

   作者简介:宋建丽,1972年生,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治理面临新的复杂形势,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在此背景下,审视旧的全球治理体系危机的根源和表征,阐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超越性指向和内涵,对于推进21世纪全球治理话语体系建设,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一、全球化与旧的全球治理体系危机

  

   全球化曾是学界和政治家阐释后冷战时期国际问题的重要概念,随着逆全球化潮流的兴起,全球化一词再度成为学界的高频使用词汇。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的全球化进程彰显了福山的乐观叙事与亨廷顿的悲观叙事之间的张力,21世纪以来的全球化进程则呈现出更为复杂多样的面向,金融风波、欧债危机、政治冲突使得全球化进程晦暗不明;以特朗普上台、英国脱欧等为标志的黑天鹅事件频出,难民问题凸显,民粹主义思潮泛滥,逆全球化潮流兴起,则更是警醒世人:全球化进程绝非一帆风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旧的全球化进程已然陷入困境。

   按照学界通常的说法,从1972年加拿大传播理论家麦克卢汉(Herbert Marshall McLuhan)对“地球村”的使用,到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莱维特(Theodore Levitt)于1983年正式提出并初步界定全球化概念,再到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全球化作为一个新时代的理论范式和历史叙事被学界、政界广泛接受,“全球化”概念本身经历了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而作为一种历史进程的全球化,则是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进程及其全球扩张相伴的。按照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L. S. Stavrianos)在《全球通史》中的描述,以公元1500年为分界点,人类从相对而言的彼此隔离状态走向通讯联系日渐加强、交通工具不断发达的时代。地理大发现揭示了新大陆的存在,从而预示了世界历史的全球性阶段的来临。在这种界分下,1500年往往也被视为现代化的开端。1500年以后,资本主义的各种制度和精神迅速发展,富有扩张性的资本运动扩展到整个世界。与此相应的全球化意味着资本、技术、劳动力、信息、规则、文化等要素的全球流动,其背后的根本动力便是资本的扩张。资本的逐利本性使其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不顾一切地为自己开辟道路,冲破一切地域的、民族的、国家的界线,把整个世界连为一个统一市场。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使用全球化的概念,但他们同样敏锐地把握并描述了这一进程。他们在《共产党宣言》里总结道:“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既然全球化是资本扩张的结果,其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相一致,那么,全球化就不能被视为后冷战时期的特有现象,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的概括,全球化的真正开端是工业革命的胜利。1492年的地理发现只是为全球化的展开提供了工具意义上的外在性条件,它充其量只是全球化的序曲。冷战的结束标志着全球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其突出特征就是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及其在全球的扩散。新自由主义主导下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伴随着霸权思想和强权逻辑,造成不发达国家民族经济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依附,以及发达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自然资源和经济资源的持续掠夺,并持续性引发当今全球范围内的财富再分配问题、地区冲突问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危机在全球范围蔓延,引发新的全球性社会、政治与意识形态危机,全球性贫富差距持续拉大,不同地缘政治之间的冲突进一步加剧。

   从客观趋势来看,全球化是不断超越和克服不同空间、制度、文化等社会障碍,把所有国家和地区的人群在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越来越紧密地联结成一体,所形成的一种不可逆转和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和客观发展趋势;同时,由于在全球化进程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据主导地位,不可避免地伴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全球扩展,伴随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从一国范围向全球范围的扩展,以攫取巨额利润为目的的金融资本的全球渗透和扩张,造成中心—边缘、支配—依附、占有—剥夺为特征的全球地理不平衡发展以及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在此秩序下,资本主义经济的自发性和盲目性日益显露其不可克服的弊端,进而引发全球性的经济动荡、衰退和风险。伴随西方发达国家内部劳资矛盾的加剧,社会分化和贫富差距的拉大,全球经济和全球市场霸权的争夺也愈演愈烈,极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逆全球化”浪潮勃兴,全球秩序处于分裂边缘,全球化进程呈现出日益复杂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全球治理体系打上了深深的不公正不合理的烙印,弊端和乱象丛生。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在全球的扩散,亦使各种全球性问题和地区性冲突不断升级,新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成为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和霸权政治放大了既有的全球不平等和风险,为少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建构并标榜的“自由民主”的全球化不但没有实现所谓的公平、正义,反倒日益呈现出反民主的后果,成为新的不公正不合理的制造者,全球化进程所需要的公共空间、公共价值日益衰落,全球治理面临深刻危机。

   在此背景下,西方左翼思想家基于对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加大的忧虑,重思全球化进程,全球现代性批判成为时代主题。贝克的《全球化的政治》分析了全球化的政治因素,他认为,认识到全球化挑战的人必须做出抉择:或者放弃民族国家、国民经济学、民主和社会公正之间的神圣同盟,与新自由主义对欧洲政治思想的背叛同流合污,或者要思考在全球化时代民主怎样才可行这一问题,即必须重新思考西方现代性的基础。在《风险社会:迈向一种新的现代性》(1986年)一书中,他首次以“风险社会”的概念来描述当今西方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并从社会学层面反思、批判现代性出现以来风险因素日益突出的社会现象。

   现代性概念是现代理论家对其特征进行探究的产物,现代性与全球化密不可分,全球化理论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对现代性的批判而定义的,体现了全球化理论家们对现代性在全球化过程中所暴露的矛盾和危机的深刻反思和批判。全球化理论家们大多假定,先前的现代性理论家们没有识别出生活世界的全球化特征,正是全球化进程构成了与之前社会形态的决裂。例如,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认为全球化构成了一种独特的现代性形式,即晚期现代性,并将全球化视为现代性视阈下的“普泛性危机”;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将全球化视为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向全世界扩张背景下的文化渗透与文化宰制;阿尔布劳(Martin Albrow)和贝克则认为全球化引领了一种新的后现代的全球时代;哈特(Michael Hardt)和奈格里(Antonio Negri)进一步将全球化的进展与后现代主义相联,倾向于采用替代现代性的语言来描述他们对当代全球霸权的激进批判。与其他现代性批判的理论家相比,马克思提出了一种有关全球发展的独具特色的理论。他认为,永不停歇的资本和市场运动构成现代性的不竭动力,这种动力的全球扩张不断强化着市场工具主义,并不断再生出资本自我扩张的能力,成为形塑全球化至关重要的动力因素。马克思对资本现代性的批判有助于我们在反思西方现代性的基础之上,阐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于资本逻辑主导的全球现代性的超越。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全球现代性的超越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自由市场所带来的个人利己主义盛行、社会分化、公共利益衰微、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对市场竞争的强化更是放大了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之痛”:对自然资源的掠夺与全球生态环境恶化;对经济增长的关注与对正义价值的忽视;对超额利润的追求与对共同体价值的漠视;强权政治、霸权文化在全球的肆虐与极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思潮勃兴,全球现代性的进程危机重重。简言之,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全球化并没有使当代资本主义摆脱困境,全球化真的正在走向终结吗?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70多年前就从世界历史的理论形态出发,对全球化问题做过精辟论证和科学预见,这主要体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中。他们以“世界历史”的特定概念阐述了全球化的意蕴及发展规律,从资本的本性出发揭示了全球化的本质及发展趋势。全球化是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当今全球化不但没有走向终结,相反,全球“一体化”趋势日益加强,应对全球性危机也越来越需要人类的通力合作。正如2020年6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向“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级别视频会议发表书面致辞中指出的:各国命运紧密相连,人类是同舟共济的命运共同体。无论是应对疫情,还是恢复经济,都要走团结合作之路,都应坚持多边主义。全球化进程之所以呈现出“一体化”与“分裂动荡”、“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并存的复杂局面,根本原因在于:目前的全球化进程总体上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主导地位,资本的侵略性扩张逻辑把几乎所有的民族、国家、文明都裹挟进新的世界历史洪流的同时,日益成为一种凌驾于人类共同利益之上的任意权力,带来种种全球性恶果。因此,导致不公正不合理的旧全球秩序的关键不是全球化进程本身,而是由资本的侵略性扩张逻辑所主导的全球化方式。我们要反对的,也不是全球化本身,而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旧的全球治理体系。支撑这种不公正不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运作的,是工具理性思维和竞争思维,是资本的侵略性扩张逻辑和个体主义逻辑,这种全球现代性的负面表现,与马克思曾批判过的以自由竞争、资本逻辑、个体主义为特征的现代性病症何等相似!

   马克思曾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消极自由的虚伪性给予彻底的批判,指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自由不过是“资本的自由”,自由竞争绝不是人类自由的终极发展,因为建立在自由竞争基础之上的社会生产不过是在资本统治基础上的自由发展,其结果不是自由的实现,而是自由的丧失,是人屈从于物的统治。在题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人自由”一节中,马克思指出:“自由竞争是与资本生产过程相适应的形式……资本的统治是自由竞争的前提……包含在资本本性里面的东西,只有通过竞争才作为外在的必然性现实地表现出来,而竞争无非是许多资本把资本的内在规定互相强加给对方并强加给自己。”因此,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关系中,不仅劳动者出卖劳动力的自由是形式上的自由,实质是强制,就连资本家购买劳动力的自由也是形式上的自由,因为资本家本人也受到包含在资本增殖本性中的必然性的强迫。如果说在资本主义的社会条件下,存在某种自由的话,那么这种自由只能是“资本的自由”。

既然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自由充其量只能是“资本的自由”,或者说是“资本剥削的自由”,显然,资本已经成为一种凌驾于劳动力占有者和货币占有者双方之上的社会权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全球治理   人类命运共同体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国际关系 > 国际关系理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3873.html
文章来源:《国外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1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