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曼丽: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国际传播理论体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2 次 更新时间:2020-12-10 22:2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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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曼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给了世人一次全面了解中国、中国人,并得以重新审视中华文化的机会。外部世界对于中华文化的重新审视,客观上要求包括理论研究者在内的中国对外传播主体进行创新探索,建立与之相适应的观念和体系,并进行深入阐释和广泛传播。我们要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和道德理念,并在实践中对其进行补充、拓展、完善,形成创新性的思维和话语,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传播理论体系。

  

   找准理论体系建构的立足点

  

   回溯历史不难发现,无论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如何、经历了怎样的发展阶段,在它不断发展壮大,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时候,都伴随着一个由不被认可到逐渐被认可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思想的开掘、话语的提升和理论的建构是不可缺少的。

   当前,中国国际传播话语建设面临的首要任务是突破西方传统的话语框架,在世界发展新态势和多样性的发展格局中求取最大公约数,打造基于共同价值观的话语优势。从宏观上看,这个价值观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13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国际场合和国际会议上提出应在世界上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在于:首先具有现实针对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普遍性问题与挑战为宗旨的价值理念。它超越种族、文化、国家与意识形态界限,着眼于国际社会和平、发展、合作大局,符合《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成员国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原则。因此可以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一种理念、目标与愿景,更是一种价值观,在当今世界面临深刻的变革与调整,各种挑战日益增加的情况下,这一价值观意义尤显重大。其次具有科学的方法论支撑。作为一种价值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反对孤立、静止地看问题,突破了非此即彼、二元互斥的思维模式;它主张“合作共赢”“共同安全”“共享发展”,为思考人类发展问题提供了全新视角。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正是中国国际传播理论体系构建的突破口与立足点。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一种理念或思维框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效不仅在“一带一路”倡议、区域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实践中得以验证,在此次疫情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中国正是力求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框架下展开对外合作与交流,这也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通过具有说服力的中国实践在世界范围内得以传播。

   鉴于此,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特色国际传播理论体系的基础与依据是科学合理的,我们应当充分挖掘这一理念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及时总结实践中的经验与教训,在对人类社会普遍规律的探索与追求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传播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把握理论体系的主要特征

  

   第一,开放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在全面继承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时吸纳先发国家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创立、发展起来的,既有历史文化主体性,又具开放性。对于中国特色国际传播理论体系的构建而言,开放性思维同样重要。事实上,早在20世纪末期,我国学界就大量引进西方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相关学者的理论著述,国内研究者因此开阔了眼界,推出了一批兼具本土特色和国际视野的研究成果。由此可见,开放性思维有助于我们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进行中国特色国际传播理论体系的构建,并使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普遍意义。

   第二,包容性。世界是复杂多元的,人们对于世界(事物)的认知与评价同样如此。如何将看似互不关联,甚至相互矛盾的思想、观点、理论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改造制作”,使其相互兼容,统合为一体,正是包容性思维的要义所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之所以作为世界和平发展的目标与愿景被联合国决议、安理会决议所采纳,原因即在于此。包容性思维有助于我们在构建中国特色国际传播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兼容并蓄,避免自我封闭与自我复制,在关注民族国家命运的同时关注人类社会发展,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的引导下对话语资源和行为模式进行协同性的组织构建。

   第三,创新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过程,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应对挑战、创新发展的过程。中国特色国际传播理论体系的构建也必然经历这样的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内政外交方面不断推出新举措,立足于地区和全球战略的新思想、新理念也相继提出。这些新思想、新理念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一种自我超越,也超越了长期以来占据国际社会主体地位的西方思想体系和发展模式。这就要求中国的国际传播理论研究者进行创新探索,进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传播理论体系,这也是“创新性”的题中应有之义。

   (作者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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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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