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志华 郭萍:儒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 ——程志华教授访谈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3 次 更新时间:2020-12-10 22:0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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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自近代以来,儒学的现代化就成为儒家学者的思想课题,而今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儒学的世界化又作为一个新的思想方向,与儒学的现代化一道构成了21世纪儒学研究的核心课题。对此,当代儒家以不同的思想维度和理论进路做了积极探索,除了各种当代儒学理论的创建以及围绕不同主题展开的中西对话之外,进一步消化推进20世纪现代新儒学的成果,同时系统梳理以美国儒学为代表的儒学世界化历程,不仅是探索儒学现代化与世界化的一个最基本环节,而且也是一个最直接的切入点。在这方面,程志华教授的研究正是一个典范。为此,本刊特邀程教授就相关问题做了深入解答,在此将访谈分享给广大读者。

   程志华教授简介:

   程志华,哲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河北师范大学原副校长,现任河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院院长,兼任河北大学学术委员会专职副主任、《河北大学学报》(哲社版)主编,中国现代哲学研究会副会长、教育部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儒家哲学、中西比较哲学和美国儒学史。目前已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专著6部,在《哲学研究》发表论文10篇,另有代表性论文80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等项目7项。

  

   近年,程志华教授聚焦现代新儒学与美国儒学史研究。在现代新儒学研究方面,以牟宗三为核心,上溯到乃师熊十力,下委到弟子群体台湾“鹅湖学派”,已完成现代新儒家“祖孙三代”式的系列成果;在美国儒学史研究方面,梳理了一百多年的美国儒学发展历程,将之划分为五个阶段,涉及29个代表人物的思想,完成了我国迄今唯一一部系统的美国儒学研究著作。

   郭萍:程老师好!您提出“以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为根据,借鉴现代新儒学的问题意识,立足于整个人类哲学的视域,服务于以本体论为核心的哲学研究”,这可以说是您对自己学术研究的内容、思路、方法等提纲挈领的概括。而通过您关于现代新儒学和美国儒学史研究的成果,可以看出您据此展开的研究一直聚焦于儒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所以想请您对此做一些具体的解答。

   “返本开新”是现代新儒学的标签,但您认为“‘返本以开新’之表达不如‘据本以开新’恰切,因为‘返’字有‘返回’之义,让人有‘保守主义’的联想。若使用‘据本以开新’,则这种联想会淡化许多,而且它在强调‘开新’的同时又不‘忘本’。”

   我想,这不仅是您对现代新儒学思路的理解,而且也是您为儒学现代化发展提供的一种理论思路。不知您所谓的“据本”是什么“本”?是否如现代新儒家那样以宋明儒学,或其他传统儒学理论为“本”?再而,您对“返本”一词的修正,表明您不赞同史学意义上的思想还原,那么,您认为应以何种方式实现“据本”呢?冯友兰提出的“抽象继承法”算不算是一种“据本”?

   程志华:现代新儒学既反对保守主义,又反对激进主义,谋求一种“中庸之道”,故通常将其立场表述为“返本以开新”——依据宋明儒学以开出儒学现代形态。这个说法就内容讲明确无误,但因用一“返”字而在表达形式上让人有保守主义联想。也就是说,“返”强调的是“返”的过程,而凸显“本”的地位和作用。在此意义下,我提出“返本以开新”不如替换为“据本以开新”,因为“据本”不以强调“返”而以强调“本”为重点。在此,“本”不是“本体”义,而是“依据”或“根据”义。不过,这种“修正”只是表述形式的问题,“返本以开新”与“据本以开新”在内容上并无不同。

   我赞同现代新儒家“据本以开新”的理路,其实这种理路实为根据哲学史研究哲学的理路,不是“四无依傍”的“杜撰”。而且,我也赞同现代新儒家以宋明儒学为“本”,因为宋明儒学是原始儒学的发展形态,为已包含原始儒学问题在内的超越形态。即,以宋明儒学为“本”,可以包含原始儒学在内。

   进而,修正“返本”为“据本”,并不意味着我反对“思想还原”,实际上我非常赞同“思想还原”,认为它是20世纪以来哲学界的主导性哲学方法。而且,这个方法也是我近些年非常受用的思想方法。我曾写有《“追问根源”与“哲学困难”》[1],就是受启于“思想还原”而发。在我看来,“思想还原”是“据本”的具体途径。

   另外,您提及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20世纪50年代,冯友兰将古代哲学命题区分为“抽象意义”与“具体意义”,主张“抽象意义”可以继承,而“具体意义”不可以继承。这样一种做法上升为方法即是“抽象继承法”。他说:“我们近几年来,在中国哲学史的教学研究中,对中国古代哲学似乎是否定的太多了一些。否定的多了,可继承的遗产也就少了。我觉得我们应该对中国的哲学思想,作更全面的了解。在中国哲学史中,有些哲学命题,如果作全面了解,应该注意到这些命题的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抽象的意义,一是具体的意义。”[2]显而易见,“抽象继承法”属于一种“据本”,为“据本”的具体途径。

   郭萍:您说:“中国哲学之发展不能离开中国哲学之传统,故对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乃是不可或缺者。”这表明您提倡“据本”的目的是“开新”,也即为了面向我们的当下和未来。但不是以民主与科学为内容的形下层面的“开新”,您强调的“开新”是要建立一种新的本体论、新的哲学。因此您提出了“一体两态”或曰“一体三态”的本体论,这也是您哲学研究的核心。

   但我们知道,当代哲学呈现解构形而上学、消解形而上学的发展趋势,当代大陆新儒学也大都集中于政治哲学、道德哲学层面的创展,而您仍坚持以本体论为核心的创新和研究,这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呢?进一步地,“一体两态”的本体论“新”在何处(特点是什么)?

   程志华:哲学构成哲学史,哲学史是哲学的基础;哲学史是对已有哲学思想的疏解,它的时间面向是过去;哲学是对哲学问题的解答,它的时间面向是当下和未来。因此,哲学必须“开新”,否则便是未尽自己的使命。当前儒家哲学有一种不好的倾向,即只强调哲学史研究,遮蔽了哲学研究。即,只强调弘扬传统儒学的现代价值,而忽略了儒学的创新。

   “哲学”是对事实、价值或事实和价值总体之超越研究的学问。这个定义当中,哲学和科学均为依理性而有的学问,由此哲学区别于“宗教”;“超越”指对经验的超越,为哲学和宗教的共同特征,由此哲学区别于“科学”。进而,既然哲学乃“超越”研究的学问,故它的核心是形而上学,而形而上学的核心是本体论,故,要进行哲学研究,形而上学或本体论乃核心内容。

   近年来,“大陆新儒学”反对现代新儒学“心性儒学”理路,倡导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等“实践哲学”。在他们看来,原始儒学本有“心性儒学”和“政治儒学”两个面向,但现代新儒学片面发展了“心性儒学”,边缘化了“政治儒学”,因此要弥补现代新儒学不足,发展“政治儒学”理路,以恢复原始儒学完整形态。可见,“大陆新儒学”只是对现代新儒学的补充,不可能成为对现代新儒学的否定,故不会对儒学形而上学发展形成“威胁”。

   20世纪以来,形而上学在西方受到空前冲击,而冲击主要源自内外两方面:外的方面指实证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实证主义认为,经验是知识的唯一来源和基础,故凡不能被经验证实者都须排除在知识之外;既然形而上学不能被经验证实,故哲学应该“拒斥形而上学”。而且,形而上学以思辨虚构代替实证研究,实际上乃人类精神不成熟的产物。后现代主义则认为,“理性主义”“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均为形而上学“建构”,与世界多样性实情相悖,故“形而上学”应该被“解构”,进入“后形而上学时代”。内的方面指存在主义,它以“存在先于本质”的命题反对“本质主义”,进而批判传统形而上学只研究“存在者”而“遗忘”“存在”,因此应该建构以“存在”为核心的新形而上学。这样,为了建构形而上学新形态,存在主义对于传统形而上学亦形成了冲击。

   实际上,上述两个方面并不能真正“解构”“消解”形而上学。就外在方面讲,经验并非知识的唯一来源,这不仅已被科学所证实,亦被康德哲学所证成,故不可谓形而上学是“人类精神不成熟的产物”,亦不可“拒斥形而上学”。另外,“理性主义”“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确实是形而上学的产物,它们也固然有一定局限性,但因有局限性而“解构”形而上学,不仅于理论上不合理,而且于实践上亦不可能。就内在方面讲,存在主义对传统形而上学进行批判,目的在于建构新形而上学,故仍为“建构”而不是“解构”形而上学的理路。总之,所谓“拒斥形而上学”和“后形而上学时代”,实质上只是对形而上学的修正,而不是对形而上学的颠覆。也就是说,只要哲学存在,形而上学就须发展,本体论亦须建构。

   关于本体论建构,我提出“一体两态”的说法。[3]具体来讲,以往本体形态可归为两种类型:一为基于对“事实”之超越性研究建构的“事实本体”;二为基于对“价值”之超越性探讨建构的“价值本体”。前者源于古希腊,后来成为西方哲学的传统;后者成熟于中国哲学,是整个中国哲学的传统。两种本体均有不足:“事实本体”片面强调“事实”一面,边缘化了“价值”一面;“价值本体”片面强调“价值”一面,边缘化了“事实”一面。因此,当下和未来之本体建构,须综合并超越“事实本体”和“价值本体”,建构一种基于世界整体而有的本体。[4]借鉴已有哲学概念“道”,这个本体不妨名之为“道体”,以表示“事实和价值总体”的本体。可见,“道体”既综合又超越“事实本体”“价值本体”,为两种本体之“体”,而两种本体为“道体”之“用”的具体形态。这种本体论体系即是“一体两态”之“新”。“一体两态”的说法引起黄玉顺教授的关注,他不赞同“一体三态”的说法,而肯认“一体两态”的说法。他说:“综合性的或绝对的‘道体’和区分性的或相对的‘事实本体’(客体)、‘价值本体’(主体)其实并不在同一层级,前者是可以涵盖后两者的,不能并列为‘三’,倒是‘一体两态’的表述更为确当。”[5]我接受了黄玉顺教授的观点,并一直沿用这种说法。

   郭萍:关于本体论的开新,现代新儒学的做法是通过与德国古典哲学的会通而展开的。您认为,他们的做法有什么利弊得失?在当代,现象学、诠释学、分析哲学、后现代主义等等理论的发展,也给儒学带来了新的可资借鉴哲学资源,那么,我们当前应当如何借此展开进一步的“开新”?

   程志华:通过会通德国古典哲学而实现理论新创,乃现代新儒家的重要理路,其中尤以牟宗三会通康德哲学为代表。康德哲学在西方哲学史上占有极重要地位,它不仅将经验论和唯理论作一综合,而且为后来西方哲学开辟了一个源头。因此,郑昕曾说:“超过康德,可能有新哲学,掠过康德,只能有坏哲学。”[6]牟宗三立意高远,他认识到康德哲学的重要性,希望通过会通以创建儒学新说,从而确立儒家哲学的主位。就此来讲,他的努力成功了,为儒学的现代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刘述先评价说:“我曾将牟先生在当代中国哲学的地位比之于康德在西方哲学的地位:你可以超过他,却不可以绕过他。”[7]

但是,就“后牟宗三时代”看,这个会通有其成功,亦有不足:其一,停留于认识论阶段。无论是康德生活的西方,还是牟宗三生活的中国,当时认识论均为哲学的核心领域。在此背景下,康德和牟宗三的理论建构均达到了理论高峰。但是,当代哲学正在走出认识论,回归社会生活实践,在此意义下,以认识论为核心的学说似乎“过时”了。其二,有较强的主体主义色彩。康德通过理性批判将“主体性”高高举起,牟宗三以“良知”不仅开道德界,而且开存在界,成为“道德的形上学”的闪光点,但同时也因有极强的主体主义色彩而被质疑。总的讲,现代新儒家对德国古典哲学的会通带有明显的时代性,而如今时代已然发生变化,故儒学亦应该相应发展。此时的问题是,以今天的眼光苛求先哲似乎不妥,但若不客观理性地分析这种不足,儒学何以“开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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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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