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机制解释的诠释学挑战和回应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5 次 更新时间:2020-12-09 09: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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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本文首先介绍西方学者在面对机制解释弱点时发展起来的各种补救方法,以及这些方法的局限,其次介绍笔者提出的“加大被解释问题信息量”方法,以及这一方法的优点和局限。本文想让国内学者了解在面对机制解释的各种弱点时西方学者并不是无能为力,同时也想强调所有的试图克服机制解释弱点的方法,包括本作者提出的“加大被解释问题信息量”方法,都只是缩小诠释圈,并不能消除诠释圈。这应该说是社会科学的特性。

   关键词:准实验; 替换假设; 过程追踪; 情景机制互证; 反事实推论; 加大被解释问题的信息量; 诠释圈

   作者简介:

   赵鼎新,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浙江大学社会学系

   文献来源:

   赵鼎新:《机制解释的诠释学挑战和回应》,《社会学评论》2020年第6期。

   赵鼎新 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

  

   自默顿提出了中层理论概念后(Merton,1967),一种以机制解释为中心、轻视甚至是忽视宏观社会结构和社会行动者作用的机制分析方法在美国社会学中逐渐占据主流(如Coleman,1990; Elster,1989,1998; Hedstrom and Swedberg, 1998; McAdam et al. , 2001; Stinchombe, 1991)。笔者曾经写文章就机制解释在社会科学中所面临的一些在诠释学(hermeneutics)意义上的弱点——包括宏观微观脱节问题,结构/机制和行动者脱节问题,归纳和演绎脱节问题,过度决定难题及机制在社会上的重要性多变难题——展开了讨论(赵鼎新,2020)。西方学者并不是没有考虑过以上这些问题,或者在面对这些问题时完全无能为力。他们做出了大量的努力,发展出了许多方法。关于这方面的工作,虽然国内有所介绍(如,彭玉生,2011;徐竹,2012;蒋建忠,2018;张长东,2018),但具有一定全局性的综述却不多见,于是就有了本文的缘起。本文首先介绍西方学者在面对机制解释弱点时发展起来的四种补救方法,以及这些补救方法的缺陷,其次介绍笔者提出的“加大被解释问题信息量”方法,以及这一方法的优点和局限。

   诠释圈(hermeneutics circle)是现象学的一个核心概念。在社会科学中,诠释圈指的是通过文献、考古、访谈、抽样和大数据等方法所得到的资料对于我们所分析的某个案例或者对某一类所要研究的社会现象而言总是局部信息,因此我们所建立的叙事和理论都只是基于这些局部信息的提炼。问题是:如果说一个叙事或理论只是建立在局部信息之上,我们如何保证该叙事或理论是整体,或者整体的一个主要侧面的准确刻画?或者,如果无法确保从局部信息中提炼出来的叙事或理论是对整体或整体的一个主要侧面的准确刻画,我们是否有办法保证叙事(或理论)A要比叙事(或理论)B在经验上更为可靠,或者说叙事(或理论)A的诠释圈要小一些?对于以上问题,现象学家、受到现象学影响的社会学家都有过探讨,可是大多数探讨都停留在哲学层面,提出了问题但是却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或者说在经验解释层面上都显得肤浅。本文探讨的是机制解释的诠释圈问题,或者说社会科学家为了缓解机制解释的局部和整体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发展出来的各种方法以及笔者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新的解决方案。

   需要说明三点:第一,如果能准确和熟练的运用,以下所讨论的各种方法都会有助于我们找到在认识论意义上更为可靠的叙事和理论。换一句话说就是这些方法都能帮助我们缓解局部和整体之间的紧张,即缩小诠释圈。但是任何方法,包括笔者所提倡的方法都不能完全解决机制解释在经验分析中的弱点。用现象学的术语表述就是,对于机制解释弱点的种种补救方法只能帮助我们缩小机制解释的诠释圈,并不能消除诠释圈。第二,本文的讨论主要局限在以质性为主的比较研究领域。包括统计方法在内的定量方法也都有自己的一套弥补机制解释在诠释学意义上的弱点的方法,并且它们所遵循的原则也与本文所介绍的方法相似,但是本文不做专门介绍。第三,本文所介绍的弥补机制解释缺陷的四种方法,再加上笔者自己所推崇的“加大被解释问题的信息量”方法,其背后都必须有某种反事实推理(counter factual reasoning)的存在(Zhang, 2019)。比如,我在准控制实验方法中所介绍的加芬克尔犯规实验(Garfinkel,1967),其出发点就是如下的反事实提问:如果我们在讲话时不按常理,它会给人际互动带来什么不同后果?本文把各种弥补机制解释缺陷的方法与反事实推理方法并列,并且把对反事实推理的讨论局限在一个比较窄的分析历史进程中的结构和偶然性的关系的范围。我们这么做只是因为各种弥补机制解释缺陷的方法都已经有了自己的名字,分开介绍不但会方便些,同时也会使得读者在今后阅读其他社会学著作时更容易与本文的内容建立联系。

   准实验方法

   社会科学的实验很难做到自然科学实验的控制水平,或者说许多变量在社会学研究中很难得到控制。在这种情况下,通过观察所得到的结论就不一定准确。但是,社会学家仍然会试图采取各种方式对研究对象做各种有限的控制,希望能把一些最有可能干扰实验结论的条件通过“控制”给剔除出去。这就是所谓的准控制实验方法(quasi-experiment)。我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分析过的那些关于美国公司种族和性别歧视程度的研究就是一个典型的准控制实验方法研究(赵鼎新,2015):研究者随机地向同类公司发出许多封除了名字的差别外,履历和其他内容都高度一致的求职信,而通过名字我们则能看出申请人的族群和性别。显然,不同族群和性别的人的申请成功率差别越显著,族群和性别歧视就越严重。

   在社会学中,准控制实验方法一般会被用来验证某些因素是否存在,或者某个机制的存在及其作用方式。以上提到的那个关于美国公司种族和性别歧视程度的研究就是一类用来验证某些因素是否存在的研究。这类验证机制的研究往往会出现在组织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以及政治学和经济学领域。加芬克尔的犯规实验(Garfinkel,1967),即通过不按常理说话来强行打破人们习以为常的互动,并且以此来彰显我们本来已经意识不到的人际互动中所需遵循的礼仪以及这些礼仪被破坏后的社会后果,也是一个准控制实验。我们说这是一个准控制实验是因为一旦某个互动礼仪被破坏,任何一个身处其境的人都多多少少会生气。对于这样的研究,个体之间的差别其实不太重要,或者说我们在研究中只要对“犯规”方式进行控制就行了。

   政治学家阿克塞罗德的著名的合作机制研究也是一个准控制实验(Axelrod,1984)。阿克塞罗德的研究证明只要两个人的博弈次数足够多,“一报还一报”就是一个最优策略。所谓“一报还一报”策略就是第一次与对方总是采取合作,以后就跟着对方的上一次策略走。如果上一次对方采取的是合作,那么我这一次继续采取合作;如果对方上一次采取的是不合作,那么我这一次就不合作。我们可以从阿克塞罗德的研究中总结出促进人类合作最为重要的两个原则,其一是长互动链原则,即互动链越长,合作就越是优势策略,其二是有条件的原谅原则,即对于互动过程中产生的不合作行为必须进行处罚,但是某人在被处罚后改正了自己不合作行为时,我们必须给予原谅。阿克塞罗德的实验能告诉我们很多东西。比如,如果条件许可,我们往往会情愿多花点钱去大商场买东西。这是因为在大商场买了伪劣产品,改日你可以去找它,并且你的抗议会对商场的声誉产生严重影响,因此大商家出售伪劣产品的可能就会小许多。但是到处摆摊的小商贩,隔天就可能再也找不着了,信誉对他们来说就相对不重要,他们出售伪劣产品的可能也就大了许多。还比如,假冒伪劣、抄袭剽窃等机会主义行为目前在中国学术、生活和商业等许多领域非常盛行。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根源就是中国社会变化太快再加上各种行政法规多变,各种社会规则或者正在失去效力,或者不能确立,或者时常在变。现在大家遵从某一规则,两年后可能就必须遵从另一种规则。从阿克塞罗德实验的角度看,中国社会的快速变迁加上政府号令多变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博弈互动链非常短,使得机会主义行为成了最优选择,尽管机会主义行为给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都造成了很大的危害。

   准实验方法在社会学研究中有多方面的应用,也有一定的潜力。但是这类方法存有两个明显缺陷,因此并不能解决机制研究所面对的一些根本性的诠释学难题。第一,准控制实验让我们看到的是社会现象的一个个简单静态的切面,而不是某类复杂社会现象的动态规律。有人会说生物学实验让我们看到的也是生命现象的一个个孤立的切面。但是这个问题对于生物学研究来说并不大,因为生命体是一个结构功能紧密结合的系统,并且生物机制的重要性和作用方式也不会随着我们的实验发现而改变。这两个性质的存在给了生物学一个很大的便利,那就是随着对于生命现象中的各种机制了解增多,我们对整个生命系统的了解也会逐渐提高。但是社会并不是一个结构功能紧密结合的系统,新的社会机制会不断在人的行动过程中涌现,社会机制的重要性和作用方式也会随着我们对于它们的了解而改变。更直白说就是:社会机制在社会上始终处于不断重组的高度灵活状态。社会机制的高度灵活组装性带来以下的困境:在社会科学领域,随着对于各种社会机制了解增多,我们对整个社会的了解不但不见得会有明显的提高,还经常会因为学者们放大符合自己个性或者价值观的社会机制的重要性而影响到我们对社会的整体理解。这就是为什么准控制实验对于社会科学来说更适合用来验证人类的一些基础性行为机制或者某些社会因素在某一社会的存在与否以及严重程度。在面对像社会运动、革命、经济发展、科学革命和技术创新、工业资本主义形成、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兴起、福利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信息社会和全球化、民主化、世俗化、女权主义和认同感政治的兴起、宗教激进主义的回归等等复杂社会现象时,准控制实验基本无能为力。而正是对于这些社会现象的把握和理解才是近现代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核心。

   第二,准实验方法能让我们了解大量的社会机制以及这些机制在“控制”条件下的作用方式。但是准控制实验与现实不同。我们可以用准实验来展示某一社会机制的存在及其作用,但是由于社会学分析中存在着社会机制过度决定这一问题(即equifinality,或者说在大多数情况下多种社会机制都会导致同一社会后果),我们一般很难用某一个准控制实验所得出的社会机制来预测一个具体的,特别是复杂的社会现象。笔者在《论机制解释在社会学中的地位及其局限》一文中指出(赵鼎新,2020),我们不会说库冉提出的偏好伪装机制不重要,或者说这一机制在苏联垮台中没有起到作用(Kuran,1995,1997)。但是库冉却用这一机制来解释苏联的垮台,我想绝大多数研究苏联的专家都不会同意库冉的这一论断的。

   总结起来就是,准实验方法能帮助我们以较为可靠的方式来了解各种社会机制的存在和作用方式。但是由于社会现象的“过度决定”这一特性,除了一些比较简单的或者说非常理想的经验案例之外(Bates et al.,1998),它一般解决不了中层理论所面对的演绎和归纳的分离的问题。因此,准控制实验的结论对于社会学分析来说主要在于启发,而不在于经验解释。公司或者政府的决策过程常常会用到可能性分析(scenario analysis)方法(该方法的核心是针对某一事件列出它的几个可能的发展趋势,并且分析每一趋势的发生可能性及其后果)。社会学的准控制实验,特别是各种计算机模拟方法,对于可能性分析来说都是有用的工具。可能性分析并不能为我们精确预测某一政策是否能成功或者某一政策的具体后果,但是在排除明显错误的决策和演示一些决策可能带来的非企及后果方面有一定潜力。

   排除其他可能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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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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