斋木哲郎 胡亦名等:关于《春秋繁露》的伪书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5 次 更新时间:2020-12-07 08:3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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斋木哲郎   胡亦名等  

   前言

   古今以来,对《春秋繁露》一书的来历和真伪一直有争议,受到如此质疑的书物可谓绝无仅有。对其书名、篇章、阴阳五行说方面的怀疑明显减低了《春秋繁露》一书的可信度,乃至现今的《春秋繁露》研究,一开始都必须涉及这些伪书说,但却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不对这个伪书说作任何反驳的话,这个伪书说似乎就是有说服力的,那么迄今为止的《春秋繁露》研究成果,好像就要被修正、被回收似的。所以,本文专门考察这些伪书说的来源,质疑在其学说上的可能性,重新确认作为董仲舒著作的《春秋繁露》的资料性价值。

  

   一、《春秋繁露》的历史

   众所周知,作为董仲舒的著述在《汉书•艺文志》能见到“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和“董仲舒百二十三篇”这两种。关于前者,宋代王应麟说“仲舒《春秋决狱》,其书今不传”①,可以认为它在宋之前已经失传。而关于后者,并没有记载这一百二十多篇的具体内容,但在数量上符合《汉书•董仲舒传》所说的“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一百二十三篇”。《汉书•董仲舒传》又说:“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数十篇,十余万言,皆传于后世。”认为除“明经术之意”的和“上疏条教”的一百二十三篇以外,尚有“说《春秋》事得失”的《闻举》《竹林》等数十篇十余万言存在,其中《竹林》为现行《春秋繁露》的一篇,根据上述说法,可以认为“说《春秋》事得失”的数十篇十余万言和“明经术之意”的“凡一百二十三篇”被拼合成一本书,成为现在所流传下来的《春秋繁露》的原型。

   《春秋繁露》的书名最先记载于书目的,是《隋书•经籍志》(沿袭梁代阮孝绪《七录》)中记载的“春秋繁露十七卷、董仲舒撰”。这说明董仲舒的著作早在班固之后不久就被编辑为《春秋繁露》了。与此相关,不能不提到的是,这本书为什么使用“繁露”一词。至今为止的说法是,“繁露”之名早已作为董仲舒著作中的一篇文章,出现在《汉书•董仲舒传》中,所以将之用作书名是理所当然的了。为此,《四库全书总目》有:南宋“《中兴馆阁书目》谓繁露,冕之所垂,有联贯之象;《春秋》比事属辞,立名或取诸此。亦以意为说也”(卷二十七),表现春秋哲理是贯穿天地宇宙的根本原理的意思,程大昌认为“繁露也者,古冕之旒,似露而垂,是其所从假以名书也”(《书秘书省繁露书后》)②,说是描绘了春秋之义像雨露纷落大地浸润万物的景象。即使都是些望文生义的解释,但都可以说是从董仲舒创造、概括春秋之义的多样性中得到的适当说法,正因为有这样的判断,所以“繁露”这样的美名被选作为了董仲舒著述的书名。(《西京杂记》卷二中说“董仲舒,梦蛟龙入怀,乃作春秋繁露词”,可见早在六朝时对他的著述就使用“繁露”一语来概括)。《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北宋的《崇文总目》也有和《隋书•经籍志》同样的记载。

   据赖炎元对其后《春秋繁露》的历史(《春秋繁露今注今译•自序》三页之后)所作概括③,作为木版本的书名始见于文献的,是宋仁宗庆历七年(1047 年)太原王氏的刻本(楼郁《春秋繁露序》),约一个半世纪后有了罗氏的兰台本,胡榘加入了关于此书的考证,于南宋宁宗开禧三年(1207 年)在萍乡的县庠加以重刻,但其卷数仅有十卷三十七篇(楼钥《跋春秋繁露》)。三年后楼钥得到了潘景德的藏本,其中三篇欠缺,但一共由十七卷八十二篇组成,符合隋志以后的著录。楼钥将之作为底本,和以前得到的手抄本、京师的印本、以及胡榘的刻本进行了相互对校,作成了定本,嘉定四年(1211 年)胡榘嘱托其兄胡摫将这个定本在江右的漕台印刻,从而广泛流传于世。《永乐大典》收藏的《春秋繁露》就是楼钥的这个定本。到了明代,出现了嘉靖蜀中本、程荣本、兰雪堂活字本、王道焜本等版本,清朝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四库馆臣勘订永乐大典的楼钥本而加以刊行,世称聚珍版本。之后,卢文弨、陈桂林、段玉裁等十二人用聚珍版和明朝的嘉靖蜀中本、程荣本以及何允中本相互对校,将之作成抱经堂丛书的一册刊行,被称作现今最好的善本。

   以上是《春秋繁露》流传到今天的概略,《春秋繁露》伪作说实际上首先在这样的过程中出现。指出这一点并至今仍有重大影响的,如《四库提要》所指出的那样,是宋代的程大昌。程大昌的具体论点载于那个《繁露书后》中:

   右《繁露》十七卷,绍兴间董某所进。臣观其书,辞意浅薄,……臣固疑非董氏本书。……。今董某进本,通以《繁露》冠书,而《玉杯》《清明》《竹林》特各居其篇卷之一,愈益可疑。他日读《太平寰宇记》及杜佑《通典》,颇见所引《繁露》语言,顾今书皆无之。《寰宇记》曰:“三皇驱车抵谷口”。《通典》曰:“剑之在左,苍龙之象也……。”此数语者,不独今书所无,且其体致全不相似,臣然后敢言今书之非本真也。

   如上所见,文中看到的董某的进贡本《春秋繁露》没有标出年代,卷数也少,大概属于太原王氏刻本系统,这段记载中程大昌提出的《春秋繁露》伪书说的依据,最值得注意的是他认定《太平寰宇记》《通典》所引用的“繁露”的话在董某的进贡本《春秋繁露》中看不到。但是关于这一点,楼钥在《跋春秋繁露》中这样写道:

   后见尚书程公跋语,亦以篇名为疑。又以《通典》《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所引《繁露》之言,今书皆无之,遂以为非董本书。……开禧三年,今编修胡君仲方榘宰萍乡,得罗氏兰台本,刊之县庠,考证颇备。先程公所引三书之言,皆在书中,则知程公所见者未广,遂谓为小说者,非也。④

   如果是这样的话,程氏的疑义就已经消除了,之所以说它“辞意浅薄”,是仅就宋代人的感触而言的。更重要的是,黄震在现行本《春秋繁露•服制象》篇里找到了程大昌所说的当时书里没有的“三皇驱车”等文字,却又发出了别的疑问:

   愚按,今书惟对胶西王越大夫之问,辞约义精,而具在本传。余多烦猥,至于理不驯者有之。如云“宋襄公由其道而败,春秋贵之”,襄公岂由其道者耶。……如以“王正月”之王为文王,恐春秋无此意。……于理皆未见其有当。(《黄氏日抄》卷之五十六)⑤

   然而,这首先是把董仲舒的儒者形象放在理想的高度,再以此来铨衡《春秋繁露》的内容而得出疑问,如徐复观指出的(《两汉思想史(卷二)》313 页) 那样⑥,应被叫做最“荒谬不伦”的观点吧。因为董仲舒所修的《春秋》是公羊学,黄震认为不可能受到尊重的宋襄公,在《公羊传》僖公二十二年中被认为是“偏战者日尔,此其言朔何?《春秋》辞繁而不杀者,正也。何正尔……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受到了称赞。在黄震看来,把“元年,春,王正月”的王变成文王,在春秋经里是没有依据的,然而在《公羊传》隐公元年里却记载为“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如此看来,黄震抱有的疑虑,反而提高了董仲舒《春秋繁露》的可信度。(见徐氏该书,同解)

  

   二、对于《春秋繁露》的书名和阴阳五行说的疑议

   其次想从《春秋繁露》的内容方面对伪书说加以探讨。对《春秋繁露》在内容方面所抱有的疑问,粗略地说来源于对这本书的书名和五行阴阳说等方面。首先,对书名的疑问是因为:

   其最可疑者,本传载所著书百余篇,《清明》《竹林》《繁露》《玉杯》之属,今总名曰《繁露》,而《玉杯》《竹林》则皆其篇名,此决非其本真。(《直斋书录解题》卷三)

   由上可见,原本是作为一篇文章篇名的“繁露”,在其后如何变成书名,对这一过程阐述不清而产生出的疑问。明代的胡应麟对此有极其详细的叙述:

   余读汉艺文志,儒家有仲舒百二十三篇,而东汉志不可考。隋志西京诸子凡贾谊、桓宽、扬雄、刘向篇帙往往具存,独仲舒一百二十三篇略不著录,而春秋类特出繁露一十七篇。今读其书,为春秋发者仅仅十之四五,自余王道、天道、天容、天辩等章,率泛论性术治体,至其它阴阳五行沴胜生克之谭尤众,皆与春秋大不相蒙。盖不持繁露冠篇为可疑,并所命春秋之名亦匪实录也。余意,此八十二篇之文即汉志儒家一百二十三篇者。仲舒之学究极天人,且好明灾异,据诸篇见解,其为董居然,必东京而后,章次残缺,好事者因以公羊治狱十六篇合于此书,又妄取班所记繁露之名系之。而儒家之董子世遂无知者。后人既不察一百二十三篇之所以亡,又不深究八十二篇所从出,徒纷纷聚讼篇目间,故咸失之。当析其论春秋者,复其名曰董子可也。(《少室山房笔丛》丙部•《九流绪论》中)⑦

   根据胡氏所述,现行本《春秋繁露》八十二篇来自于汉志的“仲舒百二十三篇”,“说《春秋》事得失”的《闻举》《玉杯》等数十篇不在其中。反言之,汉朝以后随着一百二十三篇逐渐残缺,好事者添加了《公羊治狱》二十三篇,并胡乱地加以了“繁露”之名来概括。与现行版《春秋繁露》不同的是,《春秋决狱》的辑佚有进展(《玉函山房辑佚书》《汉魏遗书抄》《九朝律考》),且两者之间没有任何类似性,所以这一点可以忽略。只是应该注意的是,不光“繁露”之名让我们产生疑念,“春秋”之名也不符合该书内容错综复杂的事实,甚至可以从《春秋繁露》一书中把与“春秋”无关的部分抽出来,单独称它为《董子》。然董仲舒春秋学的特质,在于不是将春秋经义作为过去的遗训来墨守成规,而是去不断地追求和发现,不断地扩大它的价值。董仲舒将之称为“指”,最终用十指掌控春秋大意。这是从产生变化的原因及其对应方法来阐述君权的强大、贤才的任用、文质、阴阳五行和自然的关系、灾异和天意等,这些十指是“统此而举之,仁往而义来,德泽广大,衍溢于四海,阴阳和调,万物靡不得其理矣。说春秋凡用是矣,此其法也”(《春秋繁露•十指》)。在这个层次上的春秋,已经从指向人伦秩序的支配性教典,转向到了更广泛地表现宇宙和自然样态的原理之书。绝非胡应麟考虑的只限于性数、治体那样的低层次的东西。胡氏所说的思想内容的庞杂性,正是知识的丰富性,体现了董仲舒拓展出的《春秋》价值的博大性。如果是这样的话,只有把《春秋繁露》的“春秋”以外的部分称之为“董子”才是恰当的,同样,《汉书•艺文志》“儒家“的一项中已经有了“董子”一书,那么回避这个名字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另外像金德建指出的(《伪书通考》春秋类所引)那样,《论衡•超奇篇》

   说:“董仲舒著书不称子者,意殆自谓过诸子也。”⑧认为董仲舒的学术活动超越了诸子。既然东汉时已经对董仲舒的著述给予了这样的评价,那么这之后不久被归纳为一本书时,就不可能另起和《春秋繁露》不同的,叫《董子》的书名吧。

其次是阴阳五行说方面,从这方面主张《春秋繁露》伪书说的骁将是我们日本的庆松光雄氏和民国的戴君仁氏⑨。两者的学说上有共通的部分,他们都着眼于《汉书•董仲舒传》里的“贤良三策”和《春秋繁露》阴阳五行说的乖异。在庆松氏看来,研究董仲舒的资料价值,《汉书•董仲舒传》的“贤良三策”胜于《春秋繁露》,“贤良三策”里提到阴阳,但一次也没说到五行说,所以五行思想频频出现的现行本《春秋繁露》不可能是董仲舒的述作(《春秋繁露五行篇伪作考》《金泽大学法文学部论集》哲学史学编6)。戴君仁跟庆松一样,以完全同样的理由认为董仲舒所著的《春秋繁露》是伪书(《董仲舒不说五行考》,《中央图书馆馆刊(新)二—二》)。乍一看会以为是这极其妥当的说法,但是其中却有重大的缺陷。关于这一点徐复观有过论述,即,《汉书•董仲舒传》的“贤良三策”主要是用来说明“任德教而不任刑”,《春秋繁露》里说到刑和德的时候,同“贤良三策”一样,没有用阴阳说来阐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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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衡水学院学报. 2015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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