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行之:晚清困局渊源于政治文明衰弱

——陈行之思想小品辑录(21)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25 次 更新时间:2020-12-03 22:1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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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当“人”被大写出来的时候

  

   小时候对未来的想象绮丽而又混沌,这里当然有心智未全的原因,但起根本作用的还是时间。孔子晚年总结自己一生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里有一个时间轴,是这个东西串联起了孔子的人生顺序,这个顺序是不能改变的。如果你抬杠说:“改变了又如何?”改变了就不成体统了——你能想象一个“吾十有五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三十而耳顺,四十而知天命,五十而不惑,六十而立,七十而志于学”的孔子么?这绝不是孔子,这是一个很让人疑惧的妖精,用市井语言描述,这个人在“往回活”,越活越天真越活越愚蠢了。

  

   可见,人和万物一样,在时间的浸润中不可避免就会走向成熟,不仅是生物肌体的成熟,更是精神肌体的成熟,这个过程不可逆转。“成熟”是什么意思呢?复杂说就是拥有了自我,即有了看世界和看自己的独到眼光,简单说就是这个人不那么好哄骗了。譬如你可以哄骗一个两三岁的小孩子,说门外有一条大灰狼,孩子往往就会相信,会钻到你怀里寻求保护,但你不能对一个八十岁的老头儿说:“别闹了,再闹大灰狼就来了。”那个长着花白胡须的老家伙是绝不会相信的,丫会认为你在侮辱他的智力。

  

   这种分别,在社会政治领域尤其如此。比如,历史是不容倒退的,有些已经被时间淘汰的东西,是不能再拿出来使用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这辈人曾经声嘶力竭地呼喊“祝福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有人甚至激动得昏死过去,当时也没有人觉得这有什么不正常,现在你试试!还比如,你当然可以在墙壁上给无智识的民众画一个圆圈,然后神采飞扬地对大家伙说:“这是一张饼,我们以后全指望它活着了。”不会有人质疑那张饼是不是真可以吃到嘴里,但你要对耳目聪敏、政治成熟的民众许诺说我以后会给你们一张很大的饼,他们就不会相信了,他们会说:“我不要你的饼,我凭什么非要你给我的饼?我要自己烙一张饼,而且我现在就要吃到那张饼。”事情到了这步田地,实际上是比较严重了,用政治学语汇说,这意味着民众源于人性的利益诉求的意志第一次被提到了权力者意志(意识形态)前面,权利被提到了权力前面。这是一个巨大的颠覆,有了这个颠覆,社会政治形态、经济形态和文化形态不可避免都要发生相应的改变,通常来说,这意味着一个崭新时代初露端倪,并且会随着时间的延展而必将到来。

  

   在世界范围内,无论纵看历史还是横看现实,我们都可以观察到无数诸如此类的情景,甚至可以说,人类进步主要体现在人类不断走向成熟和深邃的伟大过程之中,这一过程的核心主题,是人从小写改为大写了,这意味着人将不再在权力的脚下乞求苟活,“尊严”二字被庄严地镌刻在权利的旗帜上;这也意味着历史绝不再是权力者恣意涂抹的东西,它是人类自由意志在历史时空中的延伸和张扬,是人类理性在神圣的精神殿堂中的汇集和萦绕。我们说时光不可倒转,实际上是说精神事物一旦显现,你是没有办法再让它消失——或者说“失能”——的,无论处境多么严苛,多么艰难,它总是会顽强地表现其存在,任何人任何力量都不能遮蔽和阻挡这种存在。

  

   这样的时刻,你能说不是伟大的时刻么?

  

   202.超稳定政治结构的生机渊源

  

   儒家学说实际上是一种政治伦理,我们甚至可以指认说,它仅仅是一种政治伦理。

  

   为什么这么说呢?就历史——不仅仅中国历史——而言,皇权专制主义所代表的封建势力,通过高效能的政府(朝廷)运作和国家机器淫威,为皇帝家族及特殊利益集团攫取民脂民膏提供保障和动能,固化他们以宗法的形式独占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阻滞社会人群的上下流动,从而也就绝对阻滞了政治分化(用西方政治学语汇表述是:“形成民主意义上的政治反对派”)的任何可能性,绝对阻滞了人民进入国家政治过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任何可能性。人类历史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都是这样书写的。

  

   然而至少在欧洲,十四、十五世纪以后,蓦然间出现了一种力量,这就是新兴资产阶级贵族,这些人向皇权提出挑战并随之构成严重威胁。民权与皇权的斗争,贯穿绝大部分西欧政治史,为新兴阶级尤其是资产阶级贵族作为政治反对派登上历史舞台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是自由、民主理念最先在欧罗巴而不是在亚细亚产生的根本原因,这更是奠定当代世界基本面貌的工业革命以及与之伴生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思想大爆炸)最早在欧洲发生,世界历史——如果它像英国历史学家费希尔1934年所说的那样,真的拥有一种“预先注定的范式”的话——直到今天也没有改变它的结构和方向,仍旧在沿着自由民主之路向前发展的根本原因。

  

   我们看得到的很多著名历史事件,譬如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苏联极权主义政权突然崩塌;譬如发生在中亚以及东欧独联体国家的以颜色命名、以和平和非暴力方式进行的政权变更运动;譬如在委内瑞拉乃至于最近在白俄罗斯发生的政治危机,都是在自由民主频率上发生的历史震荡。这种震荡还要持续很久。无可否认,这种震荡在旧秩序的瓦解中不可避免会导致混乱乃至于倒退,然而这并不能减弱人类追求民主自由的价值意义。

  

   必须强调指出,混乱和倒退非因自由民主而起,反之,这恰恰是长时期不自由不民主的结果,是所谓的“种瓜得瓜之瓜,种豆得豆之豆”。至于历史是否会像福山最初认为的那样,“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还需要观察,但世界历史发展的主要趋势,即自由民主的趋势,是明晰可辨毋庸置疑的。它就在那里,它绝不因为你不愿意看到它而不存在,它更不会消失。这是一种人性的存在,而人性的东西是不可能被消失的,无论你用什么手段。

  

   在这样的历史趋向中,中国处在什么位置呢?众所周知,中国是没有宗教的,人们通常所说的 “儒教”严格说起来与宗教无干,就像我前面说过的,它不过是政治伦理或者说文化伦理的另一种标签而已。特别值得警惕的是,儒教伦理总是与皇权专制主义暗通款曲勾肩搭背,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关系,甚至可以说它们是连为一体拥有相同血脉筋肉的,它们相互依靠相互支撑,彼此不可相离。这是中国超稳定政治结构的生机渊源,这种渊源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也就是儒学刚刚兴起之时就已经成型了。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在战国后期形成了绝对君主制,相较而言,钱穆先生更乐观一些,他认为中国到元、明、清才发展成为绝对君主制。我们不认定孰是孰非,我们只认定实质:绝对君主制是一种超稳定政治结构,这种政治结构在皇权专制主义的所有政治形态下都是有意味的,而不仅限于绝对君主制。如果我们粗略一些看历史,就会发现,两千多年以来,这种源于儒教政治伦理的超稳定政治结构,从来没有被打散也从来没有被终止过。尽管辛亥革命逼迫年仅六岁的皇帝溥仪于1912年2月12日颁布《宣统帝退位诏书》,形式上结束了君主专制制度,然而生命力顽强的超稳定政治结构绝不会由于遭遇一次偶然的历史波折而有所松解,相反,借助于历史不断提供新的历史条件,它的根系会变得越来越粗大,枝叶越来越繁茂。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即使在初始的意义上,东方皇权专制主义也断绝了产生拥有诉求于政治权力的政治反对派和自觉追求最基本人身权利的人民的任何可能性。

  

   这里需要问一句:“历史难道真的如此坚固么?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又该怎样理解历史过程中曾经出现过的政治宽容和社会宽容呢?”是的,点缀在中国历史幕布上的亮点,譬如齐国“喜议政事”的稷下学宫,譬如汉代对秦制的大规模反思和矫正,譬如明代“讽议朝政,裁量人物”的东林党人,譬如明末被称之为“中国自由主义先驱”的大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的出现……确实挺亮眼的,然而必须指出,所有这些都没有动摇甚至可以说根本没有动摇中国皇权专制主义的根基。如果我说那些历史运动仅只是一些读书人的空忙,当然是太损了些,然而无法否认,由于中国文化人没有从整体上摆脱“君子学以致其道”(孔子:《论语·述而》)的政治伦常窠臼,中国政治甚至是民间政治也从未动摇“是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韩非子·物权》)的精神认知,这些所谓的历史运动,难道不就是一些不省心的家伙忧国忧民臧否国是,而其身后仍旧空空荡荡么?我们不是仍旧看不到在欧洲看到的那种迫切要登上历史舞台的新的社会政治力量么?

  

   邓小平曾经反复告诫人们,中国要反“右”,但主要任务是反“左”,中国面临的主要危险也是“左”。邓小平所说的这个“左”字,从传统文化角度说,就渊源于作为儒家学说核心的皇权专制主义,就渊源于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核心的皇权专制主义。邓小平的思想是明晰的,与邓小平同时代的中国人也是明晰的,所以上世纪八十年代才涌动起让世界瞩目、让世界赞叹的蔚为壮观的思想解放大潮,所以才有中国社会至少在经济问题上的整体性改变,这绝不是偶然的啊!1992年,晚年邓小平到深圳发表著名的“南巡讲话”,针对的就是“左”,就是“左”所导致的社会封闭和皇权专制主义回潮,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用比喻的话说,闻到过那个年代气味的人——都知道,没有邓小平“南巡讲话”力挽狂澜,依据一些人的主张和社会政治惯性,中国会向“左”甚或是向“极左”狂奔致死的呀!

  

   当然,伟大政治家当然不会是绝不犯错误的完人,他不可能做历史没有提供条件让他去做的事情,他甚至有可能犯将会被历史证明极其严重的错误,然而伟大政治家就是伟大政治家,他不会在复杂情势面前进退失据,他的视野和胆魄,他的智慧和才能,绝非庸碌之辈可比,而这正是我们时常怀念邓小平的原因之一。

  

   203.强秦—暴秦—亡秦,一个无情的逻辑过程

  

   没有任何东西比历史更耐人寻味。

  

我们说秦国。处在西部一隅的秦国在春秋时期时代远不是最强大的,基础设施薄弱,军队战力也不强,文化积淀相较于担当起儒家正统的鲁国(所以才出了孔子、孟子两位大家),更不是最深厚的。也正因为如此,它没有那么多传统禁忌,没有那么多历史负担,轻装上阵,咬紧牙关,率先实行变法,国力迅猛增强。到战国时期的秦孝公(公元361年-338年在位)时代——汉代思想家贾谊在《过秦论》中有言:“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从时间上说尚不足百年,被称之为“戎狄”的秦国就与赵国、魏国、韩国等东方大国平起平坐,甚至有实力向它们发起挑战了。这是春秋战国时代最耐人寻味的历史画面之一。我们还可以把话说直白一些:实行大规模变法,全面改革社会政治制度,是战国末期秦国逐渐强大起来并最终以金戈铁马灭六国,完成全国统一大业的最重要因素,其他一切都可以不谈。然而正如老子所言,“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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