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磊:后发优势论的隐形结构及其中国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1 次 更新时间:2020-12-01 22:4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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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磊  

   【内容提要】 后发优势论影响了后进国家的实践,引领了相关研究的发展。但是,后发优势论之中存在双重结构:一重结构是显性的,已经广为人知;另一重结构是隐形的,尚未受到关注。本文借助工业化研究领域三位代表性学者的论述,将后发优势论首倡者格申克龙被忽视的洞见抽象为三个层层递进的命题,揭示后发优势论的隐形结构。后发优势论的隐形结构表明:成功发挥本土因素的正面影响的后进国家可能在与生产活动有关的企业组织形态领域实现重要创新。后发优势论的隐形结构指明了改进中国故事讲述方式的方向,提示了中国实践之中初步具有范式变迁性质的企业组织形态创新可能存在的领域。

   【关键词】 后发优势论,工业化,生产组织方式,中国故事,跨所有制竞合

  

   一、引言

   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倡导的后发优势论对于后进国家的工业化实践以及相关研究具有重要影响。经济史学家指出,格申克龙提出的中心问题——后来者如何实现发展——的重要性,使得他的开创性研究一直影响着发展研究领域的学者(兰德斯,2007a:293-295)。类似地,经济学家对于格申克龙的研究有以下共识:“格申克龙的研究方法被证明是有效的和持久的。他的杰出理论遗产,可能主要不在于他自己对19世纪欧洲工业化的研究,而在于发展了一个具有启发性的重要结构,它将继续对各个社会和时期的经济发展模式分析提供思路”(福尔库斯,2016:185)。实际上,后发优势论广泛地存在于中国经济研究之中,关注中国工业化进程的研究几乎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这一理论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后发优势论的分析结构是双重的:显性结构广为人知,隐形结构受到的关注较少。后发优势论的隐形结构源于格申克龙长期被忽视的洞见,在重视后发优势论的三位代表性学者的研究之中得到了扩展。挖掘这种隐形结构,具有学说史意义。除此之外,这种隐形结构涉及工业史上非常成功地实现赶超的后进国家工业化进程与并不那么成功的后进国家工业化进程的根本区别。考虑到中国是当代最为成功的后进国家,展示后发优势论的隐形结构有助于学术界思考如何改进中国故事的讲述方式,发现中国实践之中具有示范意义的部分。

  

   二、被忽视的洞见:隐形结构的起源

   一般来说,格申克龙的后发优势论的要点可以归纳如下:第一,由于后进国家和先进国家在技术以及企业组织形式上存在明显的差距,所以,对于先进技术和企业组织形式的引进将大大推动后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第二,后进国家越落后,其工业化越可能在政府的主导下以有组织的形式进行(格申克龙,2009[1962]:53,55,59)。①这种版本的后发优势论为后进国家工业化研究提供了基础。但是,松散的行文方式掩盖了格申克龙关于后发优势的另外一些深刻认识。

   首先,在他看来,发挥后发优势的过程不仅是向先进国家的机械学习;在这种学习过程之中,由于本土因素具有关键作用,所以那些展现出“创造性适应能力”(格申克龙,2009[1962]:60),成功发挥了后发优势的国家不但可以追上,而且可能超越原来的领先国家。

   他指出,“在每一个工业化的场合,对于先进国家发展过程的模仿看起来都要伴之以不同的、本土性的决定要素。……我们从历史的回顾中可以得到一种对于落后国家工业化过程中本土因素所起重要作用的强烈感受”。由于本土因素是特殊的,所以后进国家引进先进技术时的手段在先进国家“很少或者根本就没有类似的存在”(格申克龙,2009[1962]:32,10)。沿着这个思路推衍下去,那些充分发挥本土因素的作用,采用新颖模仿手段的国家完全可能超越先进国家。实际上,他明确地指出这种超越存在于欧洲工业史之中(格申克龙,2009[1962]:20)。

   其次,他认为实现赶超的后进国家的特征不仅“体现在发展的速度上,而且还体现在从这些进程中产生的工业的生产结构与组织结构方面”(格申克龙,2009[1962]:10)。所谓生产结构的特征是指后进国家的企业规模呈现扩大的趋势,所谓组织结构的特征则包含了组织形态创新的空间。换言之,他认为实现成功赶超的国家的企业可能在企业规模和组织形态方面实现突破。②

   再次,格申克龙指出了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后进国家在不同产业的进步程度不同。

   落后国家(不包括美国)在吸收现代机床的生产方面是缓慢的。但是,像钢铁生产这样的部门,却提供了易于引进大多数现代创新的极好例子。看看德国的高炉是多么迅速地超过了英国的水平,而本世纪初在更为落后的俄国南部地区的高炉在设备上却又已经开始超过它们的德国同行了,这些例子是富有启发意义的。反过来,英国在19世纪在棉纺产品上的优势却是德国或者任何国家都难以匹敌的。(格申克龙,2009[1962]:13)

   请注意,格申克龙是在对于后发优势的行业效果进行总体比较的时候指出上述现象的。也就是说,可能导致这种差异的变量已经被控制。换言之,上述观察表明,在国别特征和时代背景等问题之外,存在制约后发优势得以发挥的结构性因素,正是这种结构性因素导致了引进技术的过程中不同产业在“生产方面”的差距。对于后进国家来说,发挥后发优势必定体现为具体行业之中的具体企业的生产过程。因此,他实际上指出了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赶超的过程之中行业或企业层面的生产过程的重要性。③

   至此,我们发现,在广为人知的论述之外,格申克龙还提出了以下洞见:第一,后发优势不但是后进国家开始追赶的起点,而且可能成为后进国家实现超越的通道。第二,成功实现超越的后进国家的“创造性适应能力”主要体现在扩张企业规模、创新组织形态方面。第三,这种“创造性适应能力”在相当程度上存在于企业的生产过程之中。

  

   三、三个递进式命题:隐形结构的发展

   在继承了格申克龙的后发优势论的学者之中,笔者重视世界体系论者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又译阿瑞基)、经济社会学家道尔(Ronald Dore)和发展经济学家艾姆斯丹(Alice H. Amsden)的研究。之所以讨论三位学者的研究与格申克龙被忽视的洞见之间的关系,不仅因为他们是相关研究领域的重镇,而且因为他们在继承了后发优势论的基本内容的同时,分别扩张了格申克龙的后发优势论之中被忽视的三个洞见。④

   在工业化研究领域,三位学者从不同角度回应了格申克龙的洞见,尽管这种回应如同格申克龙的洞见一样被忽视。将格申克龙的洞见与三位学者的回应相对接,可以抽象出关于成功地实现赶超的后进国家工业化进程的一组具有递进关系的命题。这些命题构成了后发优势论的隐形结构。将后发优势论的隐形结构和显性结构结合在一起,格申克龙的后发优势论才开始整体性地呈现出来,而完整的后发优势论可以作为思考何为讲述中国故事的理想方式的逻辑起点。

   (一)格申克龙-阿里吉命题:工业化进程之中的模仿与超越

   格申克龙与阿里吉的研究之间的联系是间接而又重要的。两位学者在后发优势问题上的关联典型地反映在以下引文之中:

   西方与东亚发展道路的混合一直是双向的过程。如果说19世纪末和20世纪早期主要是东亚向西方道路趋同,那么20世纪下半叶则是西方向东亚道路趋同。(阿里吉,2009:347)⑤

   上文之中的趋同在相当程度上是引进技术和组织形态——实现后发优势的主要途径或后发优势论的显性结构的主要思路——的结果。但是,阿里吉重视的引进是双向的:后进国家从先进国家的引进,以及原来的先进国家从已经成为最新的先进国家的前后进国家的引进。在论及西方国家之间的学习过程的时候,他明确指出,曾经领先的英国不得不考虑向曾经落后的德国和美国学习;类似地,赶超英国之后的美国曾经不得不向东亚的日本学习(阿瑞基等,2001:408;阿里吉,2009: 349-350)。⑥

   作为关注霸权转移问题的学者,阿里吉承认后发优势的影响。⑦但是,阿里吉重视的是后发优势发挥作用的一种特殊形式,即原来的先进国家向作为最新的先进国家的前后进国家学习的过程。对于这种特殊形式的强调,使得格申克龙和阿里吉的研究在逻辑上紧密地联系起来。正如上文提及的那样,格申克龙认为,那些充分发挥本土因素的正面作用的后进国家可能在实现后发优势之后成为领先国家。与格申克龙相同,在阿里吉那里,充分发挥后发优势,成为新的领先国家的赶超者之所以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特定的本土因素。⑧

   于是,笔者发现,两位学者在工业化进程之中的学习与赶超问题上,事实上形成了可以称为格申克龙-阿里吉命题的共识:充分发挥本土因素的正面作用的后进国家,可能在实现后发优势的过程之中完成对于先进国家的超越。

   格申克龙在讨论后发优势的时候,曾经将后进国家依靠后发优势完成追赶的过程比喻为乘客搭乘公交车(格申克龙,2009[1962]:440)。类似地,阿里吉将成功地从追赶者转变为领先者的国家比喻为铺轨机司机:这些国家不但可以为本国资本寻找出路,而且可以为其他国家指示发展方向(阿里吉、贝弗里,2003:26-27,45,315)。将两个比喻连接起来,笔者注意到,那些成功地完成了身份转变的国家就是顺利地从公交车乘客转变为铺轨机司机的国家,正是这种国家的连续出现塑造了后进国家工业化进程的方向。

   (二)格申克龙-道尔命题:工业化进程之中的组织创新

   作为比较经济社会学领域的重要学者,道尔在关于英国、日本企业的经典研究之中,将研究主题设定为后发工业化效果(late industrialization effect)与英日两国企业的组织形态,特别是劳资关系的差别之间的关系,并将这种思路延续到日美企业比较之中(Dore, 1973;Aoki and Dore, 1996; Dore, 2000)。在道尔那里,所谓后发工业化效果指以下现象:正如格申克龙论证的那样,越晚开始工业化的国家,政府的作用越大,家庭式工厂转向现代工厂的速度越快,学校体系与企业技术和组织水平的进步就越快(Dore, 1973:415-416)。很明显,后发工业化效果可以理解为后发优势产生的影响。所以,格申克龙的后发优势论是道尔研究的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两位学者的研究存在紧密的联系。

   格申克龙认为,“此类替代模式(指后发国家在发挥后发优势的过程之中采取的不同于领先国家的方式)通过审慎的输入可以从一个国家扩展到另一个国家。然后,同样真实的是,这种替代的概念本身又是以创造性的创新活动为前提的”(格申克龙,2009[1962]:435-436)。如上文所述,这种创造性的创新活动既可能体现在政府介入的方式上,也可能体现在工业的组织结构或企业的组织形态方面。在本文的语境之下,道尔的理论贡献是通过踏实的实证研究,具体地展示、分析了格申克龙所说的“创造性的创新活动”在企业组织形态领域的形式和逻辑。

道尔的研究表明,英日两国在企业组织形态领域的区别可以概括为市场导向系统(market-oriented system)和组织导向系统(organization-oriented system)的不同。市场导向系统指英国(以及美国)大企业之中,市场原则对于企业组织形态具有决定性影响。相反,组织导向系统指日本(在一定程度上包括德国)大企业之中,市场原则对于企业组织形态的影响并不突出(Dore, 1973:422-427)。随后,道尔论述了英日两国在企业间关系方面的结构性差异:英国企业更多地依赖契约来构筑高度市场化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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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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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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