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建勇:民族原则如何影响国家疆界——基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献的阐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3 次 更新时间:2020-12-01 22:3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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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建勇  

   摘 要:18—19世纪的欧洲,“民族原则”(principle of nationalities)已然成为最有力的政治思想之一。按照这一原则,每个民族(nationality)都应该有自己的国家,因此每个民族都应该把自己同一个国家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也应该充分地组成一个国家。然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表明,“每一个民族都应构建自己的国家”的假设搅乱了欧洲大陆,引起大国间的纵横捭阖,进而导致各国边界的变迁:无论是法国的“自然疆界论”,德国的“中欧大国论”,抑或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均以维护“民族原则”为口号,用以体面地掩盖自身的大国领土、疆界扩张政策。从实际情况来看,正如恩格斯所批判的那样,新建立的国家仅仅在理论上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事实上,他们和欧洲历史上的君主制一样,都是多民族的。

   关键词:民族原则;国家疆界;自然疆界论;泛斯拉夫主义

   基金:国家民委委托课题“新时代中国边疆民族治理理论研究”(2019-GME-064)阶段性成果;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疆域最终奠定的路径与模式研究”(15ZDB028)资助

   引言

   18—19世纪,俄国沙皇、法国拿破仑三世分别高举“民族原则”(principle of nationalities)旗帜,对欧洲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因应时势,对“民族原则”这一重大理论问题做过深入剖析。按照恩格斯的理解,“民族原则”的基本内涵,即在有领土争议、多民族生活的边境地区,借“语言”以确定边界。其具体实施办法,正如法国波旁王朝首位国王亨利四世所主张的那样,“让说西班牙语的地方归西班牙人,让说德语的地方归德国人,而让说法语的地方归我”。1

   检讨以往有关“民族原则”的研究成果,学者们多将其放在“民族”概念辨析与“民族自决”的语境下予以讨论2。通过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献可知,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或是列宁,均对“民族原则”这一问题有所涉及,但在讨论的主题上不限于“民族”和“民族自决”问题,还观照了欧洲大国扩张进程中的领土疆界形态变化问题。针对该问题,笔者曾与于逢春先生共同撰文提出,“自然疆界论”与“民族原则”对近代欧洲领土疆界的划分和民族国家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3不过,在该文中,我们着力阐释了马克思、恩格斯对自然疆界论的剖析和批判,唯对“民族原则”如何影响欧洲国家领土形态的讨论尚嫌不够充分。

   基于上述检讨,本文尝试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述当中搜阅、整理涉及国家领土、边界的论述,考察马克思、恩格斯对国家疆界形态演变视野下“民族原则”的剖析与批判,希冀借此发挥马克思主义对边疆、民族研究的理论指导作用。

   一、民族原则指引下的领土疆界划分

   近代民族国家最早产生于欧洲,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对构成民族国家的相关要素如领土、主权、人民等进行了制度性安排。4法国大革命及随后的拿破仑大征讨,引发了民族主义的浪潮,但随之而来的维也纳体系则让欧洲重新回到了“民族主义以前的时代”。5直到1848年欧洲大革命爆发,民族主义再次成为一场席卷欧洲各地的政治运动,受此影响,至19世纪70年代,德意志、意大利先后建立了统一的“单一民族(nations)国家”。彼时流行的“民族国家”理论,主张“一个民族(nationality),一个国家(state)”,这意味着世界上每个民族(nationality)都应当拥有自己的国家,因此每个民族都应该把自己同一个国家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也应该充分地组成一个国家。恩格斯认为,这就是所谓的“民族原则”(principle of nationalities)。6

   根据恩格斯的研究,俄国最早发明了“民族原则”,并将其运用于其在东欧地区的领土扩张。从历史上看,“一千年来亚洲人一次接一次的入侵有如潮涌,把大批大批的混杂的民族残余遗留在岸边”,其结果,东欧广袤的土地上分布了土耳其人、讲芬兰语的马尔扎人、罗马尼亚人、犹太人,还有十多个斯拉夫部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纷繁紊乱,无以复加,由此形成了“制造民族原则的基础”。7时至18世纪,鉴于波兰东部地区居住着小俄罗斯人,俄国沙皇遂打着维护“民族原则”的旗号,声称要将这些小俄罗斯人合并到大俄罗斯的疆界当中去,从而成为“全俄罗斯其中也包括白俄罗斯和小俄罗斯的专制君主”。最终,俄国通过三次瓜分波兰的侵略战争,用武力吞并了原波兰领土的62%,即全部立陶宛、白俄罗斯和大部分乌克兰的领土,从而将自己的西部边界从第聂伯河推进到涅曼河和布格河。8由于帝国的扩张是在“民族原则”的口号下进行的,彼时俄国政府的御用学者称其为一场“纯粹的解放运动”。919世纪中期法国拿破仑三世接过了“民族原则”的大旗,打着调解欧洲民族纠纷的幌子,致力于法兰西民族的复兴事业,归根结底,乃是为了获得梦寐以求的“自然疆界”(natural boundary),然则因此亦对欧洲民族国家疆界形态的塑造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般而言,“民族原则”强调在国家构建与领土疆界划分过程中,“每一个民族(nationality)都应当是自己命运的主宰”,“任何一个民族(nationality)的每一个单独部分都应当被允许与自己的伟大祖国合并”10,主张实现所谓政治、领土疆界与民族(nationality)界限的重合。但据恩格斯的观察,现实的情况是,“没有一条国家分界线是与民族(nationalities)的自然分界线,即语言的分界线相吻合的”。11 具体来说:

   在整个欧洲,没有一个大国境内不包括有一部分其他民族。法国有佛来米族的、德意志族的、意大利族的地区。英国是唯一真正具有自然疆界的国家,可是它走出这个疆界向四面八方扩张,在各国进行征服;在以真正的奥地利式的手段镇压了规模宏大的印度起义后,现在它又和自己的保护地之一——伊奥尼亚群岛进行斗争。德国有半斯拉夫族的地区,有居住着斯拉夫族、马扎尔族、瓦拉几亚族和意大利族的附属地。而彼得堡白帝又统治着多少种操其他语言的民族啊! 12

   恩格斯特别指出:“欧洲最近1000年来所经历的复杂而缓慢的历史发展的自然结果是,差不多每一个大的民族都同自己机体的某些末梢部分分离,这些部分脱离了本民族的民族生活,多半参加了其他某一民族的民族生活,已经不想再和本民族的主体合并了” 13。从具体实践来看,近千年以来欧洲国家各民族融合发展的结果,使得相关国家在政治上联系得更为紧密,同时也丰富了“过于单一呆板的民族性格”14。

   上述讨论表明,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民族原则”不过是沙皇俄国、法国对外扩张领土边界的一种口号或手段,与马克思主义者主张的“民族解放”毫无交集之处;因此之故,马克思主义者尽管反对民族压迫,鼓励民族自决和民族解放,但对18—19世纪俄国、法国发明并使用的“民族原则”持批判性态度。追究其根本缘由,乃因在恩格斯看来,“民族原则”与民族(nations)享有独立自主权利的观点有着明显的区别。15这在本质上阐明了“民族原则”与“民族自决原则”的差异性——两者的具体差别在于,在英语语言体系中,前者是nationality,后者是nation。亦正基于这种差异性,恩格斯进一步申说,并非所有民族都能以nation之名获得独立的权利,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即是,“威尔士人和马恩人,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就能——尽管这是荒谬的——像英格兰人一样享有独立的政治生存权利。整个是谬论”。16

   毋庸讳言,从当时欧洲的整体政治形势来看,恩格斯专门区分“nation”和“nationality”之含义,乃是为了将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张的“民族自决”(principle of nations)17与欧洲各大国实践的“民族原则”(principle of nationalities)划清界限。彼时,欧洲大国在理论上将principle of nations替换为principle of nationalities,进而在实践中致力于实现所谓“政治、领土疆界与民族(nationality)界限的重合”,不过是服务于自身领土疆界扩张的需要。然而,恩格斯心目中的民族(nation)和“享有独立自主的生存权利”的民族自决(principle of nations),显然与领土扩张主义者所倡言的民族原则(principle of nationalities)毫无共同之处。在具体政治实践中,恩格斯认为,“民族原则”完全不触及欧洲那些有历史地位的民族生存权利这个大问题,“如果说它触及的话,那也只是要把水搅浑而已”,因此,他坚决支持波兰通过维护独立自主的生存权利来摆脱俄罗斯的肢解。18

   当然亦应指出,为了批判“民族原则”以及受其指引的大国疆界扩张主义,恩格斯有关“拥有历史地位的民族”与“没有历史和生命力的野蛮人”的论述存在简单化、模糊化的倾向。有研究者注意到,在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文章中,1848年的革命力量被断定为四个民族(nation),即德国人、匈牙利人、波兰人和意大利人,他们在1848年和以往几百年来一样,已经采取了历史的主动性,因此代表着革命性力量;另一方面,“南斯拉夫人几百年来一直依附于德国人和匈牙利人,直到1848年才起来建立自己的民族独立,以便同时镇压德国人和马扎尔人的革命”,他们代表反革命力量,因为他们几百年来一直是野蛮人,“他们从来没有自己的历史,他们没有前途,没有生命力,而且永远也不能获得什么独立的”,因此不具备成为民族(nation)的资格。以至于该研究者提出:“按照这一观点,对小事情,包括小民族简直不屑一顾,决定性的事件将在历史的中心发生,急切的革命需求使他们在活着的时候就想看到他们。只能从这一观点出发才能解释,为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否定‘民族原则’。”19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族”与“野蛮人”的论述,与其深受当时的达尔文“进化论”思想影响有较大关系。恩格斯曾将进化论与能量守恒定律、细胞学说称为19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现”,马克思亦对达尔文十分敬重,专门将《资本论》第1卷(1873年第二版)寄给了达尔文。20

   二、踩着民族原则与自然疆界论的“高跷”

   一般来说,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近代民族国家框架之内,领土疆界往往关乎一个国家的主权尊严和人民安全,因此之故,保证领土疆界的完整成为一个国家生死攸关的大事,同时也是一个国家得以存续的要件。大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不同国家间边界线的划分,仍主要由“实力政治”来确定。21

   欧洲近代史上流行的重要政治文化概念——“自然疆界论”,从某种意义上说,与上述“实力确定疆界”的主张有一定相似之处。该论说产生于中世纪后期主权国家观念兴起之时,法国上层社会知识精英倾情阐发的“作为自然疆界的莱茵河形象”,为法国理想空间形态的塑造提供了重要元素22,并且这种记忆中的“自然疆界”,具有“深刻的民族性、深刻的历史性”,故而总能叩动多数民众的心弦。23概言之,所谓的“自然疆界论”,本质上仍是一种进攻性的扩张主义:如果就国内层面而言,显然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国家地缘政治安全;但从国际层面来看,则具有寻求对外扩张的愿望。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为寻求地缘政治安全,即便“最完善的疆界也有可以修正和改善的缺陷”,这就意味着国家总会存在向外扩张的理由,“兼并可以无止境地继续下去”。24

19世纪五六十年代,法国拿破仑三世为遮掩自身的侵略性,在鼓吹“自然疆界论”之际,有意地借用了“民族原则”。一个较为典型的案例即是,在法国南部边界一侧,最初拿破仑三世借着维护“民族原则”的名义,介入意大利内部纷争当中。不过,当皮埃蒙特王国渐次统一北意大利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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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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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民族》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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