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井奎:经济学中的劳动分工—— 一场经济思想史的旅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62 次 更新时间:2020-11-30 15:4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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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井奎  
在机器系统里,取而代之的是由各种专业化的机器来完成这些任务。在生产过程的每一阶段上投入使用的专业化机器,对专业化工人在工场手工业里的垂直劳动分工中所使用的工具的取代,刻画了这场由工场手工业的有机形式向现代工业的转型。

  

   尽管马克思关于历史的宏伟理论一直都在引发诸多的争论,但是,在他的著作里,关于劳动分工经济学的诸多洞识,仍然弥足珍贵。此外,还值得注意的是,由马克思做出大致描述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系统动态学,对成型于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熊彼特演化经济学有着显著的影响,于其中马克思的学说——即作为创新驱动力的技术决定了生产方式的演化——得到了极有成效的复兴,成果颇丰。

  

   (二)自发秩序与知识分工:哈耶克的扩展

  

   接下来,在20世纪的劳动分工经济学发展史上,值得着力讨论的就是哈耶克关于(分散)知识的社会经济理论了。哈耶克的这一贡献可以被看成是起源于苏格兰启蒙运动,尤其是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经济学的重大发展。而他为知识分工经济学所做出的最有价值的洞见和分析,可以在1937年的《经济学与知识》和1945的《知识在社会中的利用》他的两篇论文中得到体现。

  

   大体来说,第一篇论文给出作者所指称的“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之真正核心的问题”以及“所有社会科学的核心问题”就是知识问题这一论断,这一问题没有得到经济学家们的太多关注,因此,哈耶克断然地将它置身于经济理论最重要的位置上来。在这篇文章里,哈耶克给出了他所认为的:“所有社会科学的核心问题,这个核心问题就是,对存在于不同人心智中的分散知识所做的综合,究竟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才能达到这样一种结果——而我们知道,如果人们试图以刻意的方式达成这种结果,那么指导者就惟有在拥有任何个人都绝不可能拥有的知识的条件下才可能做到这一点。” 个体掌握以及/或者需要的知识之种类和数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所从事的是何种活动,因此,“这里存在着一个知识分工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与劳动分工问题颇为相似,而且还至少与劳动分工问题一样重要。”尽管对其知识问题进行了澄清和阐述,在对哪些类知识需要被掌握以及社会中这类知识如何被最优地予以利用这些问题上,哈耶克并没有更为深入地进行阐发,这个任务留给了他在1945年的那篇光彩夺目的论文。

  

   哈耶克认为,就经济秩序的形成而言,至为关键的一类知识,在经济分析中却被大大地忽略了,这类知识就是有关特定时空之情势的那种知识,也即必然反映了“构成整幅经济图景的持续不断的微小变化”之局部环境的知识 。在显示不同资源相对于其可欲性而在稀缺性方面提供的信息而言,价格体系准确地给出了该体系的行为人所需要的信息。这些个体行为人,对于其经济活动的目的和手段而言,每一个人都有着不同的特征和不同的信息,他们只需要通过正确地调整计划以对价格体系予以因应,即可使得每个人对资源之价值的边际评价与价格相匹配。哈耶克是使用“奇迹”(marvel)这个词来描述价格体系在传播和处理繁琐不堪的知识方面所具有的强大功能的。“令人极感震惊的奇迹是,在一种原材料短缺的情形中,虽说没有人发布命令,也甚少有人知道个中原因,但是无以计数的人……却能采取正确的行动。” 作为沟通分散信息的强大机制,价格体系真正的奇迹在于它轻而易举地就做到了。对于哈耶克而言,正是价格体系,也唯有价格体系,能够并切实解决分散知识的问题。中央计划经济是对在“完美知识”这一不能成立的前提之下构想出来的由上而下的解决方案,而价格体系则是就“人的知识必定是不完全的,因此需要有一种不断交流知识和获得知识的途径” 这一“社会的经济问题”,所给出的一个由下而上的解决方案。

  

   从斯密的劳动分工到哈耶克的知识(“分散知识”)分工的变化,的确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哈耶克对知识问题的研究不仅切实丰富了斯密的价格和市场体系,而且还在理论上宣布了经济学各种自上而下的方法,尤其是中央计划的神话的破灭。

  

四、劳动分工经济学的现代复兴


   (一)城市经济学的兴起

  

   城市的形成与成长,源自劳动分工的扩展和空间集聚的经济性。这一导源于城乡分离的经济过程,通过扩大现有市场并创造出新的市场和工作岗位,带来更为精细的劳动分工。亚当·斯密认为,城市乃是建立在更为精细的职业分工之上的。然而,在接下来的一个半世纪里,基于劳动分工报酬递增而对城市化所做的理论分析,除了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提出的外部经济的概念之外,其进展迹近于无。

  

   只是到了20世纪最后十年左右,才出现了一批文献,它们运用1970和1980年代发展出来的分析工具,对城市化的劳动分工理论进行形式化,并由此而切实地推进了这一理论。其中最引人瞩目的一支文献,就是所谓的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y,简称NEG),它是由保罗·克鲁格曼以及藤田昌久(Masahisa Fujita)、雅克-弗兰西斯·梯斯(Jacques-Francois Thisse)、安东尼·J.维内布尔斯(Anthony J.Venables)和其他一些人主要在1990年代发展出来的。这支文献规模已经堪称庞大,且还在不断发展,但是其主要研究兴趣和目前所取得的成果,就专业化经济学而论,则是对下列思想成功地进行了形式化处理:一方面体现了生产中的规模报酬递增和城市中市场的深度与广度的集聚经济性,另一方面是交通成本,这两个方面的权衡,决定了经济活动的空间结构。

  

   在城市经济学中有一个影响不是那么大的小分支,尝试着在现代竞争性均衡分析框架中复兴个体专业化的古典斯密主义经济学,尤其是利用它在城市的形成和增长方面的解释力。这个分支是由杨小凯和他的合作者所引领的。杨小凯和赖斯 的工作给出了一个简单的瓦尔拉斯竞争性模型,集中关注由工匠们集中居住所带来的集聚的经济性,以此来解释城市的演现。由于在专业化的经济性和交易成本之间所做的权衡,当单位交易成本系数下降,则每一个个体都将会减少它自我供给的商品数量,从而提高其专业化水平,因此劳动分工的均衡水平就会得以演进。农产品的生产是土地密集型的,因此农民们必然居住分散,而制造业产品的生产者可以在分散居住还是集中居住之间进行选择。这样一来,在农产品生产和制造业产品生产之间如果存在局部的劳动分工,每个制造业者住得离一个农民较近,就不会有城市存在;然而,如果交易和交通条件得到充分改善,从而制造业者之间以及农民和制造业者之间可以有较高水平的劳动分工,则所有的制造业者就会居住在一起,从而缩减彼此之间的交易成本,最终产生了城镇或城市。与劳动分工的扩张和城市的演现相伴而生的,是所有产品的生产效率以及人均实际收入水平的提高,贸易依赖度、市场的范围以及个体的专业化水平也会因之得到提高。这种概念之下的城市,在空间上是无维度的单点。只有在这个“点”变成了面——它本应如此——时,由专业化和市场交换的复杂网络所要求的交易的空间分布及其对城市化的深远意义,尤其是城乡之间在土地价格上的差异,才有可能得到分析。后来,孙广振和杨小凯 给出了对专业报酬递增的竞争性均衡分析,解释了这些典型的城市化现象。

  

   (二)从人力资本理论到企业理论:劳动分工经济学的现代方式

  

   艾伦·杨格和乔治·斯蒂格勒代表了20世纪前半叶对劳动分工进行经济分析的斯密主义路线的最重要的进展,但是,他们在关注点上颇不同于斯密,更多地关注企业或行业层面,而斯密则在个体层面上更为关注。从1970年代末开始,并且一直贯穿整个1980年代,关注专业化与劳动分工的那些与人力资本关系密切的现代文献,可以被视为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派主导下的人力资本研究的附属产物,开始回归到斯密的角度上来。市场范围的重要意义以及其对劳动分工的依赖,这两个斯密-杨格经济学传统中的主要论题,只有在以人力资本为基础的专业化方面的文献足够成熟,从而呼唤市场的回归之后,才重又引起诸多关注。

  

   人力资本理论的奠基人之一西奥多·舒尔茨通过研究农业中专业化人力资本的重要作用之后,认为专业化和专业化人力资本的递增收益是现代农业生产的主要特征,而在诸如商业、制造业以及学术知识的生产领域等其他产业,专业化人力资本的作用就更加明显了。舍温·罗森和约拉姆·巴泽尔与本·于 彼此独立地发展了个体决策模型,来探讨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的密集使用在促进专业化上的方式。同样值得一提的是,专业化人力资本的递增收益,在内生增长模型中起到了主要作用。例如,在罗伯特·卢卡斯 论经济增长机制的重要论文里,在解释经济增长方面,岗位培训(干中学)的递增收益被赋予了核心的重要性。作者明确指出,人力资本的外溢效应在解释何以人力资本会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引擎时乃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些效应是通过知识外部性的形式由一个人向另外一个人进行溢出的。

  

   贝克尔和凯尔文·墨菲(KelvinMurphy) 这篇文章扩展了对影响市场和得自劳动分工的收益之因素的研究。除了专注(于特定任务或活动)的人力资本以及每个个体选择从事的任务之范围外,贝克尔和墨菲认为,一般性目的的知识和团队生产中的协调成本是另外两个决定劳动分工的重要因素。原因也不难理解:一般性知识强化了专业化人力资本的递增收益,而协调问题降低了扣除与专业化相联的协调成本之后的专业化收益。经由社会中所有成员均可取得的一般性知识的存量,有助于强化技能的递增收益,而协调成本与社会的人口规模一起对市场规模进行了限制。由此而论,贝克尔和墨菲的研究可以很好地被看成是斯密劳动分工研究项目中微分学部分的颇有意义的扩展。此外,两位作者还试图探讨何者堪称知识和劳动分工之间的“相互决定”,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至今仍待认真研究的课题。

  

   在有关经济增长与市场扩展的文献中,杨小凯 完全抛弃外生比较优势而采取一种竞争性均衡方法,发展了一个分析性框架,将斯密关于在竞争性价格体系这一看不见的手引导之下,内在相似、通过非人格化市场交换而进行互动的个体之间产生分工的思想,进行了形式化处理。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早期,由杨小凯和其他一些主要是与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相关的学者运用和扩展的这一框架,对根植于劳动分工报酬递增上的经济发展的不同形式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包括城市化、经济增长、企业制度的出现和演化,等等。

  

   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济学界在企业理论上的进展揭开了企业内部分工的黑匣子。企业作为一个组织生产的单位,通常具有相当丰富的内在结构,这不仅体现在组织生产过程的方式上,也体现在用于激发工人努力工作的激励计划以及企业内部优化利用专业化资本所采取的方式上。有关这些主题的研究非常重要,原因也是多方面的。除了对复兴有关专业化的斯密经济学研究范围的扩大有着显而易见的贡献之外,这派分析还与现行的有关劳动市场上工作岗位与专业化人力资本之间的匹配问题如何通过市场机制得到解决,从而使人力资本的报酬递增得以实现这类研究相类似。

  

五、结论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劳动分工的思想可谓源远流长、丰富多姿。它始于古希腊和古代中国的哲学探讨,途经中世纪的伊斯兰和欧洲基督教经院学者的著述、以及重商主义者们论述商业和财富的各种小册子作品,最终汇聚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一书中,集其大成。虽然遭遇了近一个世纪的冷遇,但是在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的最后二十多年,劳动分工的经济学研究重新又登上了经济理论的核心舞台。

  

   然而,边际主义的经济学家本质上主要关心的是商品或要素之有用性的边际估价,是如何在价格体系中加以利用的,将重点置于劳动分工之上的斯密传统给中断了,取而代之的是边际分析和相关的均衡分析。由于专业化报酬递增在概念和技术上存在的困难和复杂性,致使劳动分工的结构问题几乎完全被忽略。但是,经济学的传统并未中断,劳动分工经济学所体现出来的远见卓识,对于理解现代经济体方面的威力,一直以来都在吸引着经济学家们的心智。最终,在20世纪的最后二十多年里,由于分析工具的实质性改进和经济学内部对经济发展过程中那些令人困惑的现象之解释的需要,经济学家们再次将劳动分工迎回到经济理论研究的核心中来。

  

   因此,我们可以利用古典经济学的丰富知识,对个体之间劳动分工的组合性质进行更为透彻的理解和分析,在斯密的精神传统下,去理解人类社会经济复杂性的真正问题。劳动分工经济学所揭示的深刻思想意涵,直至今日,仍在不断地指引我们去理解和探究这个世界。

  

   (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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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15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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