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玺:唐代赎法规则及其当代启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0 次 更新时间:2020-11-27 08:5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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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玺  
显致讼论。自归有过之门,须举无偏之道。合该议减,亦举律文。其汉宾前任黔南节度使,是三品使,关八议,准律减一等,杖九十。准《名例律》,官少不尽其罪,余罪收赎。罪少不尽其官,留官收赎。其杨汉宾所犯罪,杖九十,准律赎铜九斤,准格每斤纳钱一百二十文。从之”。67

   《唐律疏议》规定:诸八议者,“流罪以下,减一等”。68《名例律》又曰:“诸以官当徒者,罪轻不尽其官,留官收赎;官少不尽其罪,余罪收赎。” 69后唐政权相当程度上沿袭了唐代法律体系,在本案裁断中,康澄引据唐代旧制,首先判定杨汉宾(三品)符合从议身份,原判杖刑一百,例减一等。杨汉宾因罪大官小,余罪纳赎。至于具体纳赎方式,康澄援引格文规定,允许纳钱赎罪,杨汉宾当纳钱一千零八十文。此案量刑条款提及“准格”一节,显然源自唐代天宝六载四月敕令中一百二十文钱折赎铜一斤的规定。此敕应于后世纂修格文,长期适用于晚唐、五代司法实践,并作为行用日久的司法惯例,在两宋之际持续起效。北宋庆历初年,范仲淹《奏乞于陕西河东沿边行赎法》记载:“应有荫并老小疾患之类,但旧条合赎者,并依旧法,每斤纳钱一百二十文足。”70南宋《庆元条法事类》也明确规定:“赎铜,每斤一百二十文足”。71五代、两宋折钱纳赎的计算标准,显然受到唐代天宝六载四月敕令的直接影响,一条纵贯唐、五代、两宋的折钱赎罪规则演化脉络,由此清晰展示于世人面前。自天宝定例以后,一百二十文钱折赎铜一斤的换算标准,并未因王朝更替而发生阻断,其间虽有敕、格等法律形式之差异,且行用官钱亦发生多次更替,但司法审判中折钱纳赎的具体方式与折算标准并未发生任何实质变化,经由法律继受得以传承的优势文化基因在纳赎领域得以清晰展示。

   (三)征铜赎罪:五代赎刑之行用

   五代十国时期是勾连唐宋法制变迁的重要历史阶段,五代赎法直接承接隋唐典制之余绪,72官吏犯罪得依律征铜纳赎。“李照殴詈案”“张嗣宗渎职案”“李思美私盐案”三则案例贯穿后唐、后晋、后周三朝,清晰展示了五代纳赎裁断程序之实况,并可在相当程度上印证唐代赎法的运行。唐、五代纳赎程序大致包含狱成定谳、引律定罪、赎铜折抵、法司详覆等环节,后唐长兴二年(931)七月,泽州沁水县令李照与主簿乐钧斗殴,“大理、刑部详断其罪,准律罪当徒及罚铜”。73《唐律疏议•斗讼》“斗殴折齿毁耳鼻”条规定:因斗殴致人折齿、毁缺耳鼻、折跌支体、眇瞎其目、折手足、折人肋、堕胎等,科徒刑一至三年不等。李、乐二人致伤情况记载不明,但行为方式却在诏敕中有所揭示:“处令佐之资,纵屠沽之行。既骂且斗,自昼经宵”。对照徒刑纳赎标准,本案事主当征铜二十至六十斤。后晋开运二年(945),开元府奏襄邑县令张嗣宗被百姓赵觉直论讼不公,“法寺定罪,合徒一年半,以官收赎,赎铜三十斤”。74此案断徒年限和征铜数额与《唐律疏议》完全吻合,至于张嗣宗犯罪详情,因史料所限,未可详知。发生于后周广顺年间的“李思美私盐案”,为全面认识五代纳赎抵罪规则提供了直接证据。据《册府元龟•总录部•讼冤第四》:“李思美请屋税盐于本州关城内经过,为官所擒,诘之伏罪。狱成,(郑州防御判官杨)瑛断之弃市,王氏以夫所请官盐,不入州郭门,与私盐所犯有异,诉夫之冤死”。75大理卿剧可久“断瑛失入,减三等,徒二年半”,76以官当赎,追夺见任官牒,官当不尽,余罪征铜。参照《唐律疏议•断狱》“官司出入人罪”条:“诸官司入人罪者,若入全罪,以全罪论;(原注:虽入罪,但本应收赎及加杖者,止从收赎、加杖之法。)……断罪失于入者,各减三等”,77与省寺裁断相合,说明后周律令相关条款亦本于唐代律法。

   另外,五代征铜纳赎原则适用中,也存在以敕令变革法司判决而对赃官适用真刑甚至改判重罚的情形。长兴四年(933)七月,观察使奏秦州清水县令吕澄于长兴元年(930)至长兴三年(932)乞敛人户财物,共计一千一百一十九硕头贴贯,计赃三百六十八贯。《唐律疏议•职制》“受所监临财物”条规定:监临之官“乞取者,加(受所监临)一等;强乞取者,准枉法论”。78吕澄涉案赃额巨大,依律当绞。“事下法司,大理少卿康澄断:‘准律:受所监临赃,罪当赎,流三千里。’吕澄以两任官,当二年徒罪,余二年徒罪征铜四十斤”,并经刑部员外郎薛冲覆讫。明宗随后发布的诏敕彻底否定法司定谳,禁其纳赎,改断配隶:“宜决脊杖二十,配流岚州”。79此案排除犯官纳赎的裁断,显然是严惩赃吏刑事政策的直接反映。与开运二年(945)“张嗣宗案”事由相似,天成四年(929)十二月发生的“李商案”也因所部举报进入司法程序,但最终的刑罚适用结果却大相径庭。蔡州西平县令李商为百姓王饶等告陈不公,“大理寺断止赎铜,以官当罪。”后唐明宗认为“大理定罪,备引格条。然亦事有所未图,理有所未尽”。在查办此案过程中,发现李商尚有侵夺庄田、私印官文、乞取辖内等漏罪若干。依据数罪并罚原则作出裁断,敕夺李商历任官资,剥夺李商当赎权利,“重杖一顿处死”。80

   五代也有恩宥罪人,减死纳赎之例。长兴二年(931)五月,鸿胪卿柳膺将齐朗文书两件卖与同姓人柳居则,其婢母论诉伏罪。“大理寺断罪当大辟,缘遇恩赦,令与减死,夺见任官,罚铜,终身不齿。”81相比之下,晋天福三年(938)七月“王兴哥戏杀减死征铜案”显得相对复杂:晋州民曹继勋诉:男满籍与王兴哥因里俗戏掷砖子,误触破头上,辜限内因风致卒。准律合决重杖处死者。刑部详奏云:“王兴哥情非巨蠧,年乃童蒙,满籍死既因风,本州勘须有据。虽执殴伤之律,自有常刑。当逢钦恤之朝,宁无宥过。”寻有敕减死一等,征铜一百斤。82王兴哥戏掷砖子误伤曹满籍致辜限内死,涉及“戏杀”“保辜”“老小及疾有犯”“死刑”等众多条款。戏杀属《唐律》“六杀”之一,据《唐律疏议•斗讼》“戏杀伤人”条,“诸戏杀伤人者,减斗杀伤二等。虽和,以刃,若乘高、履危、入水中,以故相杀伤者,唯减一等。即无官应赎而犯者,依过失法收赎”。 83因此,一般情况下,戏杀减斗杀二等处断。刑部奏称兴哥年属童蒙,据《唐律疏议•名例》“老小及疾有犯”条,“诸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犯流罪以下,收赎”。 84且曹满籍辜限内因他故死亡,当据殴伤法论罪。以上《唐律疏议》三条律文均倾向于从轻量刑,但“准律,合决重杖处死者”一节,显然已非《唐律疏议》原貌。需要指出的是,“重杖处死”的规定源自唐建中三年(782)敕,85更是中晚唐死刑日趋严苛的重要例证。后晋开运三年(946)十一月丁未,左拾遗窦俨上疏引《刑部式》:“决重杖一顿处死,以代极法,斯皆人君哀矜不舍之道也”。86此式显然是据唐建中三年(782)敕厘革而成。本案苦主曹继勋明确提出“准律合决重杖处死”的诉请,可见后晋律法已对辜限内他故死亡的定罪量刑以及死刑处断方式作出重大调整,相关条目已与《唐律疏议》相去甚远。王兴哥最终减死为流,征铜百斤赎罪。此案在充分证明五代纳赎制度运行状况的同时,彰显了唐、五代两个历史时期赎刑规则之间的继受与厘革关系。

   综上所述,与货币经济复苏的历史潮流相适应,隋唐时期革除纳缣旧制,重立赎铜之科,以铜纳赎成为赎刑适用之主流方式。唐代“开元通宝”的长期流布,直接促使天宝六载“折钱纳赎”规则的形成,并对五代、两宋司法产生直接影响。铜与钱是古代货币法制的核心内容,赎铜与赎钱成为官府经费开支的重要来源,并在货币回笼与财政支出领域担当重要职责。因此,从货币经济角度而言,赎法的性质已不再限于易科制度,其中与铜禁、支纳、折算关联部分,已在一定程度上融入古代钱货法律制度框架之内,铜钱由此成为沟通中古时期政治、法制与金融的重要媒介。

  

   五、赎法规则之当代启示

   作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探究的唐代赎法规则包含若干彰显法律智慧的理性因子,对于完善当代刑事诉讼法律中的刑事和解制度具有一定启示意义。2012年《刑事诉讼法》“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第277~279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第496~506条)系统规定了刑事和解制度,对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和解主体、和解条件、和解方式、和解程序、监督程序、和解效力、量刑裁断等做出全面规定。鉴于往事,可资治道。唐代赎法体系在立法理念、刑罚适用、和解规则等方面均对当代刑事和解制度具有重要借鉴价值。与此同时,由于不同类型法律创制、运行与发展的物质生活条件存在一定差异,借鉴、转化和应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资源,应当遵循扬弃的基本立场,有效调适古今法律文明的兼容问题。

   (一)立法理念层面

   立法理念包含了人们关于立法的认识、思想、价值观、信念、意识、理论、理性、理想、理智,又涵盖了上述思维产品的表现物,如立法目的、目标、宗旨、原则、规范、追求等。87唐代赎法规则的构建、运作乃至发展,正确处理了法律继受与法律变革的关系,体现了诸多先进的立法理念,兼顾公平、效率、价值等若干要素,对当代刑事和解立法的完善有所裨益。例如,立足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据客观形势变化,适时调整赎刑适用范围并创制纳钱赎罪规则的因时制宜立法理念;以赎刑适用为核心,有效沟通经济、民事、刑事等相关规则的跨域造法理念;通过典制、诏敕大幅限制特权阶层纳赎用荫的公正司法理念;细化过失纳赎、疑罪纳赎规则所彰显的宽仁慎刑理念;关怀弱势群体,调整残障人士纳赎范围,体现矜恤幼弱理念;构建二元赎金归属制度,实现扶危济贫,促进社会和谐理念。凡此诸条,应在当代刑事和解的立法规划和制度安排层面予以适当关注。

   (二)刑罚适用层面

   就其性质而言,唐代赎刑是与五刑规则逐一对应的刑罚易科规则。所谓刑罚易科,是指“确定裁判宣告之刑,有时因特殊事由,不能执行,或其犯罪情节显可宥恕,以不执行为宜,得以他刑或其他方法代为执行完毕者,其所宣告之刑,即以已执行论,此即所谓易刑”。 88古之赎刑、官当、折杖、枷号等均具备刑罚易科性质,其本身并不隶属于传统“正刑”体系,而是在特定条件下适用的替代性刑罚措施。因此,赎刑本质上是以身份、罪过、动机等要素为基础,与正刑等次相互对应的刑罚折算和替代措施。《唐律疏议》设立的五刑二十等赎刑规则,在刑罚适用层面充分体现矜恤老幼、宽宥过误、限制用赎等基本原则,对于推动当代刑事和解制度改革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基于程序法律与实体法律混一互通的立法格局,唐代赎法规则的内部构造与实践运作,既在实体层面设计了精准的易科折算规则,便于行为人对行为后果与法律责任进行预期判断和风险评估;又在程序层面因时制宜,厘革损益,系统规定了纳赎程序、纳赎方式、赎金归属等关键问题,此恰与当代“刑事一体化”理论追求刑法内部结构合理与刑法运行内外协调的理念高度暗合。我国现行刑法体系由主刑(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和附加刑(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组成,刑罚之间未曾构建任何折算、递进标准。审视历史,观照现实,有必要参照传统易科原则,构建相应换算机制,推进刑罚轻刑化、行刑社会化和恢复性司法的改革进程,为治疗被害人精神创伤和被告人重新回归社会提供有效路径。自1950年代开始,欧陆刑法改革运动就对以往的报复性司法进行了批判,主张建立人道主义的新型刑事政策,确立非犯罪化以及非刑罚化在刑事政策中的地位。89 “替代刑”是用以取代主刑的刑罚,是对短期徒刑规定的替代制度。法官在确定应当适用的主刑之后,折算并适用非监禁刑替代措施。例如,社区矫正作为一种非监禁刑罚措施,在降低行刑成本、减少社会排斥、预防重新犯罪等方面具有传统监禁刑无可比拟的优势。《刑事诉讼法》第258条正式将社区矫正制度作为刑罚适用的一种法定执行方式,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的现行刑罚体系。需要强调的是,部分刑事和解案件被告人正是在被害人一方获赔并签署刑事谅解协议书的前提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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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商研究 20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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