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云亮:社交媒体时代国家话语能力的建构逻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4 次 更新时间:2020-11-25 09:26:44

进入专题: 国家话语能力  

丁云亮  

   内容提要:全球互联技术和多向沟通机制,正在型构着新的国家传播图景和语言交换经济,并在社交媒体话语的生产-消费循环结构链条中,获得表征性和实践性的双重赋权。一方面,传统主流媒体单一化、统合式的支配性叙事,正在被虚拟化、离散化的多模态叙事所融合;另一方面,传-受双方互动模式的变异,必然强化话语方式、修辞发明的对话性和策略化。面对社交媒体对以“国家”为主体的传播行为的强力介入,国家话语能力的建构不止是日常人际交流、交往的社会环境的适应性问题,还是蕴含文化政治逻辑的权力交换问题。话语技术的创新乃至话语范式的转换,是社交媒体时代国家话语能力建设的前提;对关系网络、符号意义的具身认知和语境理解,是提升国家话语能力的条件;通过有效话语沟通,建立积极的个人形象、机构形象以及国家形象,则是其实践旨归。

   关 键 词:社交媒体/国家话语/国家话语能力/建构逻辑

   作者简介:丁云亮(1967- ),男,安徽庐江人,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传播、媒介批评,安徽 芜湖 24100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9BXW052)。

   随着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体化,以及商业交往、公共外交的日趋频繁,国家话语能力逐渐成为一个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国家话语能力建设也成为不同国家塑造族群形象、提升文化软实力、谋求话语权的社会性指标。国家话语能力的建构,既受制于国家自身的发展情势,还因传播技术的变革有一个不断重组、创新的过程。网络技术尤其是建基其上的社交媒体形态的大量涌现,不只改变了现实世界的人际交往、交流方式和知识习得行为,也在以“国家”为主体的话语传播层面,获得新的实践路径,并深刻影响着人们对本国的认同意识和对他国的认知逻辑。作为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的国家话语如何在日新月异的新技术浪潮中,通过多样化的传播路径,展示自身的政治理念、价值信仰及文化旨趣,不仅关系到多民族国家在竞争性世界格局中的地位,还直接影响到转型社会的稳定、和谐、安全。以社交媒体时代为视界,探讨国家话语能力的建构理念和实践方略,有助于新时代“中国形象”“中国道路”的全球性传播。

  

   一、社交媒体时代国家话语能力建构的观念转换

  

   “国家话语能力”是由“国家语言能力”演进、衍生而来。20世纪90年代,伴随冷战的结束,世界秩序发生重大变化,一些美国政界、学界人士,呼吁加强非通用语的课程建设和人才培训,以便应对全球格局的新挑战,继续保持美国的领导地位;“9·11”事件的惨痛经历,出于对国家安全的急迫考量,2006年美国正式出台“国家安全语言计划”,标志着“语言能力”被纳入非传统安全的视域[1]。最近10年,中国自身的国家安全战略,乃至跨文化交流和国际传播的热潮,也推动着国内学人对“国家语言能力”的研究,并业已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论雏形”。按照文秋芳的厘定,国家语言能力可分为“国家语言资源能力”和“国家话语能力”两个相互关联的层面,前者属于“内在能力”,后者标识“外在能力”。[2]也即是说,“国家话语能力”更多地体现为,通过言语、语言表达和理解“国家意识”的实际应用能力。社交媒体时代传播话语的多模态特性,必然导致国家话语生产、接受乃至国家话语观念的转换。

   (一)多元化的话语主体

   在传统政治哲学中,语词的发明被视为人的自我属性的一种确证;意味着人从自然状态下被解放出来,同时还直接推动了以“安全”为需求的契约化国家的出现。语言符号不止在个体意义上指向信息传递、情绪交流的目的,而且还从整体上获得区别于动物的三项重要能力,即推理、代表和联合能力。[3]182-183这些能力使人类超越了过往时间、空间的囿限,通过“国家”这一共同体走向对未来的想象和公共领域的斗争。“国家”既是一种权力机构,又是具有代表功能的话语主体。延续至现代社会,国家主体语言的国际影响力,甚至与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直接关联,包括“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经济的竞争力和发展力、政治的操控力、科技的主导力和国际话语权等等”。[4]25国家话语的主体,主要指涉的是政党、政府、领导人、大型企业及国家媒体等具有“代表”能力的组织、机构或个人。国家话语能力,也即是这些组织、机构、个人的表达能力、传播能力,他们依凭官方公报、记者问答、新闻发布及品牌宣传,反映、传递管理者的决策、意志和执政倾向,集中呈现整一化的国家意志和话语表达体系。

   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出现,改写了国家话语的传播、组织和交往的方式;以报刊、广播、电视为载体的传统主流媒介主导的单一化、支配性叙事逐渐被终结,一种多渠道、多主体的话语传播方式正在融通甚至重构既有的传播系统,不止话语空间渐次向多维度延展,话语主体也从集体性走向个体性。自1994年曙光BBS站的建立,经由博客、即时通信、社交网站(SNS)、微博、微信,乃至人工智能技术在移动媒体、新闻报道中的普遍应用,中国的网络话语空间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铺陈、延展,“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公私联结关系越发紧密,任何社会性话题都可能被公开地交流、讨论和争讼,形成“人人都是麦克风”的话语态势。社交媒体的个人化及匿名性,意味着话语主体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使得国家话语内容亦从狭义的政治、经济、军事题材扩散至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呈现出繁复和驳杂的性征,它们与主流话语形成共生共振关系,合力塑造了中国的国家政治、国家文化和国家形象。

   (二)发散式的话语权力

   话语主体及话语代表功能的裂变,引发了国家传播背后话语权力的“播撒”和位移。在传统媒体主导的时代,大众传播主要承担的是传递、解释和宣传政府的政策信息和国家意志的功能,以便在执政者与民众之间、不同国家之间搭建一座教化或沟通的“桥梁”,国家话语是经过精心设计、论证进而固化的修辞政治,具有封闭性、统合性的叙事逻辑。虽然伴随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的洗礼,我国的新闻传播已经在话语方式、修辞策略等渐次改变了纯粹的说教、外宣模式,但国家传播始终作为政治意识形态和权力博弈的话语场域,属于社会治理和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话语在此“作为一种政治实践”,致力于“建立、维持和改变权力关系,并且改变权力关系在其间得以获得的集合性实体”[5]62;换句话说,新闻发布及大众传播致力于通过“一致性”话语逻辑,型构某种阶级、集团乃至国家的共同体意象,有效地赢得治理、外交的权力效应和话语空间。

   而在社交媒体时代,媒介技术的创新拓展,改变了传播话语的生产机制,使得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界限日益模糊;全球现代性的沟通、认知模式,不断重塑着大众对国家认同、世界意义的理解。一国(尤其是大国)事务也可能是国际性事务,一个地域性的社会问题也可能成为影响一个国家形象的重要变量,一个分散的网络虚拟群体的舆情也可能被看作一个国家的集体性意愿,因之,国家话语能力不止体现在政府和管理部门的解释能力,还体现在众多网民的言说能力。在当下中国,“全媒体”“自媒体”平台的跨越式发展,已形成众声喧哗的话语场域;论坛、社区、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的多样化形态,不断推动着话语权力的流转和扩散,政府机构、主流媒体对“三网合一”“三微一端”的践行,进一步强化了网络媒体的社会传播效应。国家话语传播,已经由垂直性话语传递转向网络状的话语表达,并形成既连缀转合又具有张力的官方、民间舆论场,如何在维护网民表达权、参与权情况下,多元舆论场和不同传媒取长补短,深度融合,打造鲜活的“中国舆论场”,是提升国家话语能力的应有之义。

   (三)互动性的话语交换

   作为一种“会说话的动物”,人类的一切话语传播都是利用言语、声音、图像等符号系统,完成对共享性意义的传递;“共享性”不止意味着交流双方使用的话语符号的可理解性,还隐含着对话语符号建构的意义的认知和承认。这种显性的交流关系和隐性的支配关系,被布尔迪厄称为“象征性交换”或“象征性权力关系”。在布尔迪厄看来,每一次言语行动甚至每一次行动,都是“一种事件的结合,即彼此独立的因果系列之间的一种遭遇”,这种符号交换经济,一方面受制于被社会业已建构的语言惯习的固有配置,“它暗示着一种言说或者讲述确定事物的特定倾向(表达性利益)和一定的言说能力”,另一方面还受到“语言市场的诸种结构”的规约[6]6-7。对话语传播的社会惯习和市场结构的适应程度,决定了意义交流的成败。以“国家”为主体的话语传播,同样依赖于变迁社会带来的新的交际环境和语言配置,同时还因制度设施的区隔、意识形态的差异及跨语际交流的间性,认知和承认变得复杂和艰难,使得符号交换经济更具想象性和修辞性。

   无论是语言配置和语言市场,在社交媒体时代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从“社交媒体”概念看,“社交性”和“媒体性”是其显著特点,即是说,与传统的大众媒介相比,除了具有传递信息、引导舆论等基本功能之外,它还是进行有效互动、实施人际沟通、重建社会关系的自在客体。每个接触和使用社交媒体的人,都有先在的思想观念意识和价值认知结构,他们选择性地认同他人发表的意见、信念及价值观,“当这种认同在社交媒体中通过符号、文字、语音、图片等形式表现出来时,就产生了双方进行互动和沟通的可能性”,“增进以一种社交媒体特有的方式加以稳固”的社会关系。[7]社交媒体的自在性征,决定了话语表达的关系性和修辞发明的策略性。当下政府机构、主流媒体的官方微博及微信公众号的建立,大量个人社区、微博、微信朋友圈的涌现,既来自广泛、快捷地传播公共政策和社会信息的需要,同时也是通过互动性的交流、讨论、沟通行为,重建一种关于国家事务、公共话题的话语交换模式。

  

   二、社交媒体时代国家话语能力建构的认知机制

  

   话语是共同体成员在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化实践活动,在传统社会,不同的习得者往往借助不断的教育学习、交际行为得以获得话语能力,并累积成规范化的言语表达、句法结构及意义生成方式。认知传统下的话语研究者,通常将口语会话和印刷文本区分为五个层次,即表层代码、文本基础、情境模式、类型和修辞结构、语用交际。[8]114通过对这些表征层次的分析,探索话语理解、话语生产过程中及之后普遍性的认知机制。社交媒体的分享、互动和个体化属性,对话语认知包括国家话语认知带来新的传播动力,同时也重构了国家话语能力的组合要素和运行机理。在电脑、手机、阅读器屏幕上,信息发布者和接受者都是经由数字网络、智能技术的交互连通或链接,形成由语音、文字、图片、短视频等不同交换符码组成的话语系统,具有超越单一话语表述的跨媒介性和多模态性,这意味着社交媒体时代的国家话语的认知机制,是建立在“关系”“场域”基础上的象征性的权力交换经济。

   (一)凝聚族群身份的趣缘认知

国家话语是一种政治话语、文化话语,在网络社会形成之前,有关“中国”的话语主要由主流媒体特别是权威性的国家媒体担当和传递,从话语内容到话语形式都带有显明的体制特色和行政印痕;在传者—受者之二维关系上,呈现直线性的固化、宣导模式,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受众,新闻传播只是进行单向的信息消化、价值接受的活动。改革开放40年来,社会政治的调整、传播话语的多样以及全球秩序的重组,中国话语模式已从狭义的“治理性政治”走向弥散性的“生活政治”和“文化政治”。网络技术、移动技术的发展以及建基其上的社交媒体平台的创新,既是这一社会变局的结果,也是推动其转型的动力。社交媒体不同于现实世界中的话语沟通和人际交往,因为网络环境的虚拟性、松散性和匿名性,由“信息交流、情感分享和身份认同而构建的‘趣缘’共同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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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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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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