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爱东:中国民俗学的学派、流派与门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63 次 更新时间:2020-11-20 12: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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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爱东  
为相近学术理念的青年学者提供发表平台。朝戈金就在《西北民族研究》史诗学“开栏语”中“热烈欢迎国内外史诗研究者和平行学科的学者的加盟和支持”。青年学者一旦秉持这一学术理念、使用这一研究方法踏入这一研究领域,很可能在后续的研究工作中沿袭这一学术进路继续向前推进,从而成为该学派的一分子。4.专题的学术会议或讲习班,学术领袖通过对同领域学术成果的阅读海选,会大致圈定一个“统战对象”专家库。时机成熟的时候,学术领袖就会调动手中的学术资源,召开具有学派性质的专题研讨会。会议主办者广撒英雄帖的同时,还会定向邀请那些“统战对象”一起共襄盛举。会议邀请函上的会议主题、宗旨、议题,以及主办者特别选定的会议总结人对会议宗旨的阐释与强调,每个步骤都是对共同理念的一次宣教与强化。事实上,所有以实践民俗学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都会由吕微做大会总结。而在口头传统领域,“为召集全球范围内不同学科及研究领域的学者共同研讨当前史诗研究中的前沿问题,民文所继举办两届‘国际史诗工作站’之后,创办了长线发展的口头传统研究跨学科专业集训项目‘IEL国际史诗学与口头传统研究系列讲习班’……在学位教育、学术交流及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预期效果”。5.项目合作,在西方科学界,学者通过共同的研究项目来习得相近的共同理念是很常见的现象,但在中国学界,许多项目合作者其实只是在课题申报时挂名友情出演,并不参与项目执行,因而能够经由项目合作而习得共同理念的,多数仍然体现为实际参与项目的师徒关系,或同事关系。6.虚拟的日常交流平台,对于科学家来说,科研团队的合作需要密切的相互配合,但对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个体之间的独立性显得更强一些。但这并不意味着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学派成员的互动关系就会减弱;相反,其共同理念不仅不会止步于学术范畴,还会因为更加广泛的兴趣爱好和社会关注,延伸到政治、经济及文化的方方面面。

  

   通讯技术的发展为学派的建立提供了更加便利的交流平台,微信群使学者之间的思想沟通变得更加频密。几乎每一个学派,都会有一两个微信群。但是,大家很少在微信群中讨论严肃的学术问题,因为学术问题需要精密的思考、严谨的文字,而微信聊天更多的是即兴的想法和简洁的表述。那些未经深思熟虑的粗糙的辩论很容易造成误解、产生裂痕,讨论学术问题是有风险的。所以,一个活跃的微信群,其“求同存异”功能总是大于“辨章学术”功能,学者们发言的时候,会最大限度地考虑到什么样的观点能够得到多数人的认同,利用本学科或本学派最具共识性的理论和方法评论社会文化热点,是这种微信群最常见的话题,剩下的就是插科打诨,融洽气氛。

  

   六、学派之间的不可通约性

  

   不同学派的学者很少认真阅读对方的学术成果,他们至多是从对方的成果中寻找些对自己有用的素材,但基本不会对他们的论证方式和观点感兴趣。陈连山经常批评我和陈泳超没有认真阅读吕微的论文,但他没意识到,我对吕微的论文消化无能,我用十个小时也读不透他一篇三万字的论文,我的阅读速度甚至赶不上他的写作速度,这对我来说时间成本实在太高。

  

   科学共同体在专业问题上的共识,是通过学术对话得以实现的。学术对话必须基于共同的知识结构,而不同知识结构的对话往往牛头不对马嘴。同样,对一个成果发布者来说,当他面对不同知识结构学者的质疑时,会很快失去耐心,你读的书他没读过,你思考的问题他没思考过,你的A概念被他理解成了B概念,学术辩论就如鸡同鸭的对话,你在叽叽叽,他却呱呱呱。辩论双方为了维护各自的学术尊严,很容易做出更极端的表达。这样的学术研讨不仅不能缩小分歧,反而会让分歧变得更加不可调和,加深双方的焦虑。正如王建民抱怨说:“批评别人‘洋八股’的人,其实往往看不懂洋文,甚至连人家的‘八股’到底是什么都搞不清楚,除了笼而统之地批判所谓的‘唯心主义’之外,并不清楚来自国外的观点到底有什么缺陷和问题。”

  

   学派之间的不可通约性主要表现为彼此不认同、不感兴趣、难以理解。“不认同”是基于对他派理论、方法全盘否定的态度;“不感兴趣”是不阅读、不讨论、不置可否的悬置态度;“难以理解”则是在试图理解的基础上,由于知识结构的差异,导致浸入困难,退而只求知悉其主要观点及结论的一种消极态度。

  

   只有同一学派的学者,才会用最挑剔的态度,认真阅读你的著作,发现你的不足,愿意与你进一步地深入探讨。吕微每当完成一篇新论文,都会发给几位同行好友征求意见,户晓辉总是会“昨天拜读一过,今天凌晨爬起来又把扼要标示的部分再拜读一遍”,然后就一些细节提出问题,这些问题多数是我这样的非实践民俗学者提不出来的。同样,我的论文发给他们征求意见时,学术取向相近的陈泳超总能找缺补漏地发现些问题,而吕微的回复却常常只是“基本同意”“没有意见”。

  

   同一学派的学者更容易发生共振效应。他们的知识结构是相近的,学术观点是相似的,学术符号是共通的,语言习惯是熟悉的,彼此学术交流不仅效果好,效率也高。通过相互习得,不仅有利于思想的促进,也有利于技术的精进。学派内部的相互鼓励和支持,以及不断累积的数据资源、思想资源、方法资源,必然会有利于技术精进和思想深入。

  

   学派是新思想的孵化器、扩音器,学派内部的学术对话和论争是学派成熟的必要取径。新思想、新理论在学派中更容易发生共鸣,会更快得到重视和响应。甚至有学者认为,学派有更大的概率产出大师级的学者:“许多创新思想和理论观点由于过于分散和孤立,他们往往被忽视,如果被纳入学派争论,新思想、新理论、新观点就会在学术争鸣中走向完善和成熟,汇入学派的大河,并得以传承、绵延,学术精英甚至学术大师也会脱颖而出。”个别学者的思想发明,只有通过集体的讨论、完善与传播,才可能成为社会的公共知识财富。

  

   学派之间的对话却是另外一种景象。不同学派的学者貌合神离地坐在同一张桌上讨论问题,老江湖不痛不痒打几个哈哈就过去了,可是,年轻学者很可能成为不同学派学术批评的牺牲品。北师大青年教师王尧的一篇故事形态学的优秀论文,落在一个实践民俗学的评议人手上,不仅没有得到肯定的评价,反而被认为整篇论文都没有意义。这样的学术评议对于正处在学习期、模仿期的青年学者来说,是非常有碍其成长的。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听到有博士生抱怨说:“做完开题报告,听了各位老师的建议,我更加不知道论文该怎么写了。”

  

   执着于不同研究范式、分属于不同学派的老师,很可能对学生提出完全相反的要求。“当不同范式在范式选择中彼此竞争、互相辩驳时,每一个范式都同时是论证的起点和终点。每一学派都用它自己的范式去为这一范式辩护”。学生作为弱势群体,不敢反驳,不敢抗拒,如果他不能清楚地理解不同学派的老师们迥然不同的立场和要求,试图左右逢源、平稳过关的话,恐怕只能交出一篇不伦不类,或者四平八稳、毫无创造力的平庸论文。

  

   这种弊大于利的学术评议在学术期刊的“匿名审稿”制度中为害更甚。一篇富于创新精神的论文如果落到一个执着于旧范式的审稿人手上,审稿人必然会基于旧范式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对新范式的论文提出意见,不同范式或学派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很容易导致这些论文得到较低的评价:“从哲学的角度看,历史著作很可能显得软弱无力;从历史的角度看,哲学著述则可能不着边际。”真正的学术创新很可能就断送在这种“公正的”匿名评审制度下。在现代学术中,同一学科未必是内行,只有同一学派或操作同一范式才是最熟悉的内行。但是,同一学派间的匿名评审又可能走向另一极端,同派成员之间过于了解,审稿人往往一眼就能看出匿名论文的真实作者,因此很可能给出一个远高于实际水平的学术评价。所以说,承认学派以及理解学派之间的不可通约性,有利于学刊编辑决定如何将审稿权交付到更合适的第三方审稿人手上。

  

   相对于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评价有更强的主观性和情绪性,但这不等于不同范式之间的相互评价就一定是非理性的。在一个更大的学术共同体“学科”的领域内,总是会有一些超脱于两个相互排斥的学派之外的第三方,学科中还有大量不从属于任何学派的独立学者,以及不拘泥于本学派理论与方法的学者,他们会基于普通的思维逻辑、公认的宏大理论、共同的学科基础、求实的取证要求、通用的学术规范来对某一学派的学术成果进行更加超脱的学术评判。与库恩相比,拉卡托斯对于不同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有更温情的眼光,他肯定学术是一种理性的事业,既有一定的客观标准,也有选择的理性。

  

   但在中国,不同范式之间的“文章相轻”却往往被转换成人与人之间的“文人相轻”。古人常常把“读书”和“做人”连在一起,为了否定对方的观点,首先否定对方的人品和学品。所谓“狗嘴吐不出象牙”,只要将作者贬成了狗嘴,就论证了文章不可能是象牙。历史上的各种派系之争从来都是被描述成人品之争,成者为王败者寇。著名汉学家吉川幸次郎曾经在《我的留学记》中评论北京大学的教授们:“中国人喜欢说别人的坏话。不只说活着的与自己同时代人的坏话,对过去时代的著作也一样:这是没有价值的书、这是没有价值的学者。经常这么明确地说坏话。比如说乾隆时期修《四库全书》的总编纂纪晓岚,就是一个‘没有学问’的人,我听一位先生说过,至今记得。此外,对著作的评论首先要看作者是个怎样的人。”

  

   历史学家王汎森把这个问题归结为“事实的厘清”与“价值的宣扬”混淆不分:“一旦新思潮当道,旧思想的承担者及其所抱守的学术见解,也同时成为被攻击的对象。同样的,旧派人物对新派人物不满,也倾向于否定他们的学术见解。”其实,这种混淆不仅体现在事实与价值之间、新派与旧派之间,也体现在为人与为学之间,学派与学派之间。

  

   现代学术则一直试图将学术与生活进行适当的分离,韦伯就说:“无论如何,使人成为杰出学者或学院老师的那些素质,并不是在生活实践的领域。”正确理解学派之间的不可通约性,既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学术论争,也有利于增进学派之间的相互宽容,以更加包容的心态去看待别人的研究,努力做到和而不同。

  

   七、学派的眼光都是片面的,但也是互补的

  

   尽管很少学派会承认自己的理论片面性,但事实上,所有学派看待事物、评论学术的眼光都是戴着偏光镜的、片面的、不同于其他学派的。

  

作为一个实践民俗学者,刘晓春组织的“《民俗》周刊创刊九十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为了“从过去的认识目的论的民俗学,转变为实践目的论、价值目的论的民俗学”,同时又想接续《民俗》周刊的伟大传统,于是对顾颉刚的《发刊词》进行了重新释读:“《发刊词》中宣示民俗学研究的立场、目的和方法,‘我们要站在民众的立场上来认识民众’,‘我们要探检各种民众的生活,民众的欲求,来认识整个的社会’,‘我们自己就是民众,应该各各体验自己的生活’。宣言强调学者的民众立场和自身体验,具有了学者与民众互为主体性的实践民俗学思想萌芽。”在这份释读中,主办者显然有意忽视了《发刊词》中反复出现的“认识”二字,只字不提其“认识目的论”,而是选择性地从中提炼出“非认识目的论”的“实践目的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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