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爱东:中国民俗学的学派、流派与门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56 次 更新时间:2020-11-20 12: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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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爱东  

   再次是启发法。这是研究纲领的形成方法。“纲领由一些方法论规则构成:一些规则告诉我们要避免哪些研究道路(反面启发法),另一些告诉我们要寻求哪些道路(正面启发法)”。无论是正面启发还是反面启发,都是对于学派内部成员的约束方案。

  

   所谓反面启发法,是一种禁止性的规定,警示其成员“切勿误入歧途”,以免危及硬核。比如,口头传统理论家泰德洛克《朝向口头诗学》通篇在于阐明哪些是无益于口头诗学建设的工作:“从排除常见错误现象这个立足点出发,他开篇就指出:若是从阅读荷马起步,则我们无法建立有效的口头诗学;从阅读由那些早期的民族学家和语言学家记录下来的文本起步,也不能建立有效的口头诗学;从惯常所见的对书写文本作结构分析起步,也无法建立有效的口头诗学。”同样,实践民俗学也明确反对认识论的民俗研究,其倡导者吕微就说:“作为认识论的民俗学只能视民俗为社会现象甚至自然现象,以认识其中的社会规律甚至自然规律,进而认识民在社会规律甚至自然规律中外在于民自身内在目的的他律存在条件,用理论民俗学的认识论话语来说,就是通过俗来认识民。其结果是,如果我们研究的民只是服从社会规律乃至自然规律的他律的客体,那么民就不再是自律的自由主体,随之,民自身内在的自由目的、自律目的,也就烟消云散了。”正是基于这一反面启发法,所谓科学主义、实证研究,都是受到实践民俗学旗帜鲜明反对的。

  

   所谓正面启发法,则是一种鼓励性的规定,号召其成员“行此金光大道”,以进一步筑牢、完善其保护带,增强研究纲领的学术竞争力。这种启发法可以是方法论的,也可以是目的论的。比如,口头诗学是从方法论上指导学者们使用程式、典型场景、故事范型等结构性层次,以分析和确立口头叙事的故事构造规则是如何形成并发生作用。而实践民俗学则是从目的论上为民俗研究指明方向,吕微说:“有了对人自身的自由权利与道德能力的自由信仰在先,当我们说到人的其他信仰例如民俗、民间信仰的时候,我们才有充分的理由坚持说,民俗、民间信仰也自有它天赋的自由权利。于是,我们民俗学根据自身内在的实践目的论应该且能够做的事情,就不再仅仅是教育民如何俗、教育民间如何信仰;我们只是先验地阐明,民有俗的自由权利、民间有信仰的自由权利。”

  

   拉卡托斯认为,理论科学是相对自主的,正面启发法通常既不顾忌经验事实的反例,也不顾及同行的反驳,“把反常现象列举出来,但放置一边而不管它们,希望到了一定的时候,它们会变成对纲领的证认”。吕微正是这么做的,他坚定地相信实践民俗学的理论正确性,从不顾忌“实践民俗学难以转化为民俗学实践”的质疑,甚至自豪地声称:“我为此再多死多少脑细胞也无悔,以无愧于独立之学术、自由之精神。”

  

   四、核心人物:擅长学术经营的学派领袖

  

   学派与党派不一样,不必有执政党、反对党、在野党,但是,每一个学派都一定会有学术领袖或核心学者。“凡属郑重的学派,总是先有一位或几位学者,在某一门或一系列学科的研究中付出了艰辛的劳动,进行了反复的严肃的论证,从而提出了不同于众的精辟见解,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学术体系和独特风格,在一定的时代条件下和学术范围内给人们以启迪,因此吸引和影响了一批又一批的后来者,赢得了他们的崇奉和支持,再经过他们的不断补充、匡正、加深、加细,蔚然而成独树一帜的学派”。学术领袖也即学术组织者,可以是学科带头人、项目负责人、学术活动家、会议召集人、专栏主持人。但是,学派对其领袖的要求会更高,学派领袖不仅要具备学术领袖的社会地位,还必须有独到的理论思想。学派有异于行业学会,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社会组织,学派是思想、风格、理念的聚合,是一个开放的思想磁场,学派领袖如果没有深厚的理论素养就无以凝聚学派成员,无法为学派成员解惑答疑,指引方向。

  

   学派领袖的个人品德在学派建设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科学史上几乎找不到一个才高八斗却品格低劣的学派领袖。学派领袖是精神领袖,他必须且只能依靠其充满魅力的学术思想和个人品德(而不是行政职务或导师身份)团结一批科学工作者为一个共同的学术目标而奋斗。一个吹毛求疵、专注个人名利、热衷个人宣传、缺乏服务精神的“学科带头人”是很难得到周围学者拥戴的。几乎所有的科学史在论及学派领袖品德的时候,都会以伟大的实验物理学家卢瑟福为例:“卢瑟福是那么的关心帮助学生,尊重个性发展,即使是一个平凡的人,在这里学习研究几年,也会找到自己的科研目标,并成长为一流的科学家。”以致于他的学生、量子物理学家玻尔称之为“我的第二个父亲”。玻尔继承了他的高贵品质,创立了著名的哥本哈根学派。

  

   学派领袖必须擅长学术经营。杜正胜在评论现代史学“重建派”的建设时说:“傅斯年先生深切体会到现代学术不容易由个人作孤立的研究,要靠团体寻材料,大家互补其所不能,互相引会订正,要集众工作才易收效,故创办了历史语言研究所。”组织和维护一个学术共同体是学派建设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无论这个共同体是实体的学术机构还是学术理念的精神聚合。一个处于成长期的学派,学派领袖为了吸引年轻博士的加入,往往会在各种讲座和会议上介绍、称赞、推荐同派学者,在学术论文中大量引证、阐释同派学者的学术成果,营造一个共同体的良好氛围。

  

   在这一点上,吕微是做得最好的第三代民俗学者。吕微酷爱西方哲学,数十年的比较阅读之后,他最终选择了康德哲学,最初是小范围内开设了康德哲学读书班,后来又坚持不懈地应用康德哲学进行民俗研究。吕微不仅勤奋于哲学阅读,还特别关注新近学术成果,尤其擅长发现同行的学术优点,从康德哲学的角度对同行的学术成果进行理论提升和重新阐释。吕微特别注重“学术对话”,他的每一次富于激情的演讲、每一篇长篇大论的宏文,都会点面结合地反复引证同行学术成果,尤其是引证高丙中、户晓辉的学术成果。随着实践民俗学队伍的扩大,吕微反复引证的学者名单也在不断扩充。吕微的理论提升让那些被点名的学者感动,也让许多年轻学者感到佩服,许多原本处于学界边缘的年轻学者都是在吕微的提点和引导下,逐渐地被吸引到实践民俗学的阵营当中。

  

   相比之下,第二代民俗学者大部分都没有培育学派的意识。以理论素养最为深厚的刘魁立为例,他是第二代民俗学者最重要的学术领袖,学术演讲机会特别多,但他几乎从不在这样的场合公开评议同行的学术成就,很少鼓励,更不会批评,“不谈学术是非”。他的论文也曲高和寡,很少引证同代学者的学术成果。这种孤傲的学风使他的杰出成果长期得不到学界应有的重视与呼应,更遑论模仿与追随。其故事学代表作《民间叙事的生命树——浙江当代“狗耕田”故事情节类型的形态结构分析》发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得不到任何回应,直到他的几个学生在学界站稳脚跟,反复推介之后,才逐渐奠定了该成果在中国民俗学史上的经典地位。

  

   另一位学术领袖乌丙安的风格则与刘魁立完全相反。他的弟子数量和成才率在民俗学界可谓仅次于钟敬文,他特别擅长夸奖和扶植后辈学者,十分注意照顾同仁、奖掖后进,令人热血沸腾。可惜的是,乌丙安的理论源泉主要继承自钟敬文,他没有在理论和方法上做出革命性的突破,也没有建构新的研究纲领,所以,团结在乌丙安麾下的学术队伍虽然庞大,但依然无法构成学派。

  

   学术领域有一些独行侠,以其精湛的学术操作,可能会赢得众多“粉丝”(fans),成为学术偶像。但是,偶像若无学派意识,再多的粉丝也只是一盘散沙,他们就像一群观戏的影迷,只是远远欣赏,叫好,并不参与偶像的学术游戏。刘宗迪是民俗学界公认粉丝最多的学者,可是刘宗迪并没有一套适合粉丝效仿的研究范式,他甚至在多次会议中公开声称论文有三不写:“第一,别人写过的他不写;第二,别人虽没写过,但能写得和他一样好的,他不写;第三,没有智力含量和挑战性的,他不写。”这种高冷学风无异于在学派建设上“自绝于粉丝”。

  

   大凡学派领袖都很注重扶持、奖掖自己的学术追随者。一方面适当地提出些研究方向的建议,组织专题、派发任务;一方面积极地为他们联系出版或发表,推介其成果、褒扬其成绩,甚至关心其生活,推荐合适的工作岗位。学派领袖总是会努力地利用自己的学术影响力,为追随者们创造尽可能好的学术条件,充分激发他们的学术创造力。与此相应,普通学者拥护一些与自己研究范式相近的学术权威,抬高其身价,本质上也是对自己观点和范式的肯定。普通学者对权威学者的引述,以及与权威学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有利于加大普通学者的话语力量,以便在资源分配中获得更加有利的位置。

  

   五、自觉的共同体意识:共同理念的生成基础

  

   所有的共同体概念都是相对的、分层级的。“科学家共同体”最早被英国科学社会学家波兰尼提出的时候,指的是所有科学研究工作者所组成的具有共同信念、遵守共同规范、具有科学自治意识的社会群体。可是,这一概念在半个多世纪的知识变迁中,越来越倾向于收缩到更小的学术领域,如今常常被用在同一学科,甚至同一学派。

  

   学派形成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自觉的共同体意识”。这是一种学派意识和共同理念的习得过程,学者们为了更好地融入一个学术共同体,会自觉地养成一系列相近的观察社会、理解社会的基本观点和角度。

  

在物理学上,一个系统往往同时存在多个共振频率,当受到一个外界激励时,系统会自动选择一个相应的共振频率随之振动。学术共同体也一样,除了共同的研究纲领,还有其他许多共同理念。对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这些理念可能包括相近的政治观点、社会理想,甚至相似的治学风格、相同的体育爱好、共同厌恶的某类行为或某个公众人物,等等。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学派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具有拟亲情的特点”。但这种共同理念并不是在学派产生之前就已经存在的,而是在学派成员的互动交流过程中,因自觉的共同体意识而逐渐形成的。此类共同理念的生成途径主要有六点:1.师承关系,这是最直接、最明确的生成途径,主要来自导师的言传身教。在学术界我们常常看到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现象,如果一个导师特别擅长拿项目、争课题,其门下弟子多半也会精于此道;如果导师是个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其门下弟子就很难是个自由主义者。2.学术成果的相互引证和相互阐释,这是最有效的跨时空学术对话。“为什么越是年轻学者越爱批判权威学者?因为他仔细阅读了权威学者的著作;而他之所以这样做,又是因为他尊重权威学者及其观点”。无论批评、对话还是引证,其前提都是阅读和理解,否则不会有商榷的冲动。吕微就特别擅长发现别人学术成果中的优点和闪光点,而且总是能把这些闪光点往实践民俗学的理路上靠。那些被他引证并阐释出来的学术意义,有些是别人论文中未曾说透,或未曾表达的意思,有些甚至是别人论文没想讨论的问题。北京大学教授陈泳超就曾多次说到,吕微从他的书里看到的那些东西,其实并不是他想讨论的,但吕微那么分析,他也觉得很有道理。对于那些学术理念尚未成型的青年学者来说,觉得有道理就会有认同,反复强化的认同,就会逐渐生成相近的学术理念。3.开设学术专栏,组织学术专栏是培育青年学者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在民俗学界,朝戈金、巴莫曲布嫫、吕微、高丙中、张士闪、安德明、杨利慧、赵宗福、陈泳超等人都擅长组织学术专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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