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永琪:国马资源谱系演进与汉唐气象的生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6 次 更新时间:2020-11-19 09:16:48

进入专题: 移动性资源   汉唐气象   中华形象认同   西域天马   东亚古代世界  

尚永琪  

   摘    要:

   汉唐是奠定中华形象认同核心内涵和凝聚力的重要王朝,也是东亚古代世界影响力和辐射力最强的两个王朝。西汉王朝在开通西域过程中对国马资源谱系的完善构建,提高了汉代国家疆域管理的移动性能力,保障了汉王朝的幅员辽阔,奠定了“汉”国号的核心文化凝聚力。唐王朝踵继秦汉北朝而充分发挥了“胡苑之利”的地理资源与技术优势,促成恢宏壮阔的大唐气象,并持续影响了周边古代国家的发展历程,扩大了汉文明儒家文化圈的世界影响力。“汉唐气象”的生成,是以成熟丰繁的中华古代文明积淀的深厚辐射力为基础的,而以国马资源演进为基础、以高度移动性为特征的国家管理能力的增强,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原因。同时,汉唐国家形象的构建也往往以国之名马作为象征性标志,汉画像石中大量的西域天马谱系的汉马,表征着汉代国家形象的塑造与文化认同;而以唐太宗的“昭陵六骏”等为代表的突厥马谱系的唐马形象,则书写了大唐王朝的雄浑气象。

   关键词:移动性资源; 汉唐气象; 中华形象认同; 西域天马; 东亚古代世界;

  

   汉唐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两个高峰,史学家将它们恢宏的气势、壮阔的局面、繁荣昌盛的经济文化生活和蓬勃向上的发展趋势称为“汉唐气象”。1“汉唐气象”生成的关键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构筑了具有自身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的文化共同体,并由此影响了整个世界。2当我们回眸“汉唐气象”这个内涵深厚的中华文化历史形象认同核心时,寻找或选择一个象征意义鲜明的节点就显得相当重要。在以往的研究中,儒道思想的外传、汉文典籍的流布、物质文明的交流、华夏制度的外移、外交活动的丰富,都被当做汉唐文明璀璨光芒的重要事项。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所有这些都是“汉唐气象”的果而非因。笔者在这里选择的国家管理“移动性能力”的增强,则是“汉唐气象”得以成立的一个基础之因,也是认识汉唐何以成为“时代气象”的一个关节点。

   古代国家管理的移动性能力依靠的重要资源就是国马。在蒸汽、煤、石油等能源驱动的机械动力诞生之前,马匹不仅仅是一种动物或驮兽,它事实上具有“能源”的性质,是超大国家以尽快的“速度”传递信息和治理力量的唯一高效“动力”来源。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马政制度建设及国马资源谱系优化,对于汉唐国家成就其历史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这个问题上,前贤从推动中外交往的角度立论,注意到了以西域和北部草原为中心的马匹输入对王朝外交等方面的影响。3丹尼斯·塞诺指出马之于内亚文明具有关键性的作用,骑马的弓箭手是一种象征,代表了建立历史上那些最大国家的真正力量。4而马的历史图像与其同时代马的品种显然是有一定正相关关系的,学术界也试图从图像变化中探讨欧亚大陆上尤其是中亚及其周边地带国马资源的历史演变。5虽然这样的努力因为图像的非连续性而显得力不从心,但是至少从图像方面,我们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不同地域、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用途的马在时人认知体系中的独特形象——这也正是一种国马资源谱系特征和时代精神的反映。

  

   一、畜牧之盛与汉代国家移动性力量的增强

   在古代世界,只有主动掌握和极大程度上发挥移动性能力的国家,才可能拓建和管理辽远庞大的疆域。对移动性能力的把握,是汉唐国家的开创者最为重视的问题。对于马政制度及国马资源谱系演进与汉唐国家兴盛之间的逻辑关系,王夫之作出了精确有力的概括。他在历数秦代以来各王朝的边政与养马利弊的基础上,提出“国以马为强弱”的观点,并重点强调:“汉、唐之所以能张者,皆唯畜牧之盛也。”6王夫之的这一论断,是同欧亚大陆北部地区历史以来存在的大帝国之所以能建立并壮大的力量基础相吻合的。在古代社会,在以北方欧亚草原为大背景的国际舞台上,骏马是强势国家的经典象征符号。从亚历山大大帝的牛头(ox-head),7到秦始皇的遗风、8汉武帝的天马,直至唐太宗的昭陵六骏,它们作为欧亚大陆上庞大国家的象征,不仅仅是一种形象意义上的符号,更重要的是一种军事实力与技术储备的表征,其背后所隐含的是国家体系内对相应的育马技术知识及其实践体系的学习、吸纳、整合与应用。

   无论是战争时期的机动作战,还是和平时期对超大疆域的管理,以及国家之间的利益交换,马匹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物项,9是军事力量的重要保证,国家通信系统的唯一支柱。10然而,对于马匹在军事征服与国家疆域管理方面的强大机动性特征,并非所有古代国家都能意识到其重要性,如古代波斯帝国虽然继承了亚述帝国的战马培育和骑兵技术传统,但其骑兵的壮大却是在与亚历山大的马其顿军队作战过程中不得不扩大的应激性反应。11同样,以农业立国的中原王朝,其重视马匹的培育技术和骑兵的机动能力,也是在匈奴、突厥等北方游牧国家的军事打击下迫生出来的被动反应。

   这种以大批量国马养育为基础的骑兵意识的觉醒,在中国古代国家最典型的显然就是战国时期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但这只是局部的军事改革;而强秦王朝以战车与步兵对抗中原及南方、东方的国家,以长城战略与强大的骑兵对付匈奴,“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12秦朝虽短祚而亡,但是“秦马”作为重要的军事战略要素和政令通信手段,在构建超大国家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则是有目共睹的。崛起于秦雍之地的秦人族群,自其先祖非子始,就以替周王朝牧马而兴起,所以这个族群及其建立的秦国,其文化潜意识中就有着对骏马和骑兵重要作用的清醒认识。13但是,兴起于楚汉之地的汉王朝及其统治者,则对马匹培育、骑兵建设、机动作战缺乏必要的认识。应该说,汉帝国及其统治者对于骑兵及国马重要性的认识,始于“白登之围”的惨败。公元前200年,轻敌冒进的汉高祖刘邦中了匈奴的诱兵之计,被冒顿单于围困于平城白登山,虽然此役最终因为贿赂冒顿单于的阏氏而得以解困,但是匈奴强大而精良的骑兵使得汉帝国及其统治者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冒顿纵精兵四十万骑围高帝于白登七日,汉兵中外不得相救饷。匈奴骑,其西方尽白马,东方尽青駹马,北方尽乌骊马,南方尽骍马。14

   从表面的描述看来,匈奴王身边集中如此多的纯色马,好像是一种权力的排场。然而,问题绝不是这么简单。据现代动物学的研究,动物行为和毛色之间的关系是动物生化作用产生的结果,动物的毛色色素先质和神经传导介质之间存在着可以共享的路径。动物的毛色无论黑白都与驯化行为有关,白色或黑色的动物能承受较大的压力、不容易受到惊吓、比较忠诚且组织结构较为松散。15在古代战场上,如乌骓或枣骝等纯色的马之所以受到青睐,就有这样的经验判断因素在内。因而,匈奴冒顿单于集中如此阵容庞大的纯色马,这种貌似排场的表象下面,其实蕴含的是北部草原部族精良的马匹育种技术和选择标准,是一种知识含量极高的技术体系和国力储备。

   “白登之围”这场惨败之战,对汉帝国而言,无疑是一次从步战方式惊醒过来的军事启蒙、技术启蒙。匈奴王规模恢宏、马种精纯的骑兵队伍,使在农耕技术背景下以驾车负重而养育的种群混乱的汉代国马,在草原文化背景下精心培育的远途快速骑乘军马面前,顿时成为不堪一击的劣马。因而,汉帝国初建之年的和亲政策,正是这种天壤之别的军事技术体系和国马储备下的明智选择。

   西汉王朝认识到了“车骑者,天下武备也”16的重要性,汉景帝时期,在秦代国家牧苑的基础上“造苑马以广用”,17开始有意识、有目的地大批培养国马。18此外,对马匹的买卖与使用也作出法律上的限定措施。汉律九章中的《厩律》及《金布律》《津关令》都对马匹的外流与买卖作了严格规定。19由于关中秦陇之地自战国以来就是优质军马的主要培育地带,因而控制关中地区马匹的外流,就成了西汉政府控制战略要素的重要举措,诸侯王和各级官员在未获得特许之前不得买马关中。20这些措施,一方面保证了西汉国家发展骑兵的战马需要,另一方面也限制了非国家势力拥有良驹的能力。

   汉代国家马苑中大量培育的国马,在种群谱系上主要是本土的秦马和代马。秦马是春秋战国时期秦人的祖先在今甘肃、陕西一带培育豢养的蒙古马。21在《史记·秦本纪》的记载中,秦人的祖先就是因为在渭河一带为周王室养马而起家。秦国的军队之所以统一天下,一定程度上也与其拥有大批的良马有关。而传说中的周穆王所得到的“骅骝、绿耳”等名马,也是源于今陕西地区的桃林,其地界西至潼关,22也是秦地。至东汉,将军马援正是因为在秦地养马而积累了丰富的马匹豢养技能和军事才能。23

   代马则是指今山西与内蒙古交界地区的古代代郡、雁门郡一带生长的蒙古马,随后则发展成为北方匈奴等骑乘的蒙古马的一个泛称,相当于“胡马”。在战国时期秦国吞并天下的过程中,北方草原的蒙古马大量进入秦军之中,成为主要作战马匹。所谓秦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24则说明以“代马”为主的北方草原蒙古马已经成为秦军的主要战马。在西汉早期,西域未通,皇帝能得到的名马也主要来自这一地区,如汉文帝拥有号称“九逸”的9匹良马,25就是来自燕代地区。

   对于优良秦马的记载与描写,最早记录在《战国策》张仪劝导韩王的说辞中,司马迁在《史记》中将之概括为:“秦马之良,戎兵之众,探前趹后,蹄间三寻。腾者,不可胜数。”26这显然是张仪夸张的说辞,但是秦国拥有大批优良的代马,则是不争的事实。27在西域马没有大批输入之前,代马在先秦时期是中国北方草原天字第一号的名马,所谓代马、胡犬、昆山之玉,是当时赵国的三宝。28在春秋末期三家分晋的赵家赵无恤占领代地后,就用代马武装其主力车骑,为后来的胡服骑射打下基础,吃苦耐劳的骡子也是在代马的基础上由狄人培育而来的。29

   大批代马的融入,是汉代国马改良换代的开始。汉初,中原农业地区大都是以蒙古马为母本的地方改良品种,其奔跑速度、耐寒能力、自然适应能力显然远远无法同草原游牧民族养育的良马相匹敌。汉文帝时,晁错在论及汉朝与匈奴的军事差别时说:“(匈奴马)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疲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30中原农耕地区养育的蒙古型战马体尺小、速度慢,在以先秦车战为主的战争中尚显不出劣势,但在激烈冲突的骑兵相接中劣势非常明显。31为提高中原马匹的品质,汉朝不得不寻求大力引进优良马种,代马当然是首选。

   汉武帝即位后,汉王朝培育的“代马”系国马已经发展到“阡陌之间成群,乘牸牝者而不得聚会”32的地步,汉军终于有足够的马匹来与匈奴骑兵相对抗了。自公元前129年至公元前119年,汉武帝派遣卫青、霍去病率军连续打击匈奴,不但威服西域各国,而且在自酒泉至玉门关之间,修筑了连绵如链的亭鄣,保证了西域道的畅通和对匈奴的制约。在战争中马匹的损伤数额是非常巨大的,以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卫青与霍去病分路出塞远征匈奴为例,出征时有14万匹马,回来时剩不满3万匹,损失达11余万匹。33然而,这场在马背上长距离旷日持久的战争,却验证了汉帝国在建国初年育马举措的巨大成功。

   汉初国家马苑的制度性育马,大幅度提高了国马的种群质量,汉军的移动性能力随之增长,使得其突破长城的保守型防御而北上西进,构建了汉帝国的幅员辽阔。同时,这场战争也使得汉帝国的骑兵意识进一步觉醒,正如司马迁所云:“为伐胡,盛养马。”34连年战争使马匹损耗巨大,更是激起汉帝国培育马匹的动力。35当然,彼时的汉武帝和汉帝国的政治精英们,对于培育国马的热情和要求已经不仅仅满足于本土的种群了,以“天马”为蓝本的西域名马成为更高的追求目标,乌孙马和大宛马随之被引入进来。

乌孙马是西汉王朝最早大批引进的“天马”系西域良马,主要产地就是以今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昭苏县为中心的天山、乌孙山盆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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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 2020年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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