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玉刚:以理论自觉助力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建构——以马克思主义文论为视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9 次 更新时间:2020-11-19 08:4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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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玉刚  
我们今天的理论仍然存在许多缺点,理论的系统性不够,有一些新的观点,但还不成体系。⑧谭好哲认为王元骧、高建平作为中国文论界老一代和中年一代的代表性学者,由他们的这些判断即可看出,对我国40年来文论话语体系建设成就不能估计过高甚至盲目乐观。⑨一方面是改革开放40年的沧桑巨变,国力蒸蒸日上,一方面是置身火热实践中理论创新对此的习焉不察,理论研究没有对重大“时代之问”做出应有的回应,其结果是理论创造滞后于实践发展。谭好哲指出:“理论内容游离于中国当代文艺审美的现实实践之外,精神气质游离于民族文艺和文论的传统规律与特色之外,思想追求游离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方法之外,中国文论主体性的确立,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建构,便将只会是一个美好的愿望,而不能成为可以期待的现实存在。”⑩理论一旦脱离现实,就会陷入不及物的主观臆想的无边泥淖中。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必须倾听时代的声音,紧紧抓住时代,敏感于时代的变化,洞察文艺话语及其批评中新质的生成,在思维的开放中为当代中国文艺实践服务,增强理论自觉意识。

   新时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建构的理论自觉,要有能力回应“世界之问”,其前提是能够有效阐释新时代文艺的人民性本质。马克思指出:“人民历来就是什么样的作者‘够资格’和什么样的作者‘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11)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始终坚持人民性立场,不仅通过“身入”“情人”注重文艺大众化,还通过文化教育不断提升人民的文艺素养,在社会文明程度提升中使人民成为文艺的鉴赏者和评判者,使文艺精品成为人民美好生活的需求。可以说,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一直坚持人民性导向,谨遵“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理想,尊重人民主体地位,聚焦人民实践创造,自觉把个人学术追求同国家和民族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研究成果。”(12)高扬“人民性”的旗帜,不仅使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建构站在了世界道义的制高点上,还广泛团结了有着同样理想情怀的世界人民及其艺术家。强调理论自觉的价值立场,不是张扬狭隘的文化部落主义的“夜郎自大”,而是要以世界眼光充分理解和阐释何谓“中国的”,“中国经验”既是地方的,又是世界的。因此,既要关注“中国经验”的独特性,更要关注其所蕴含的一般性价值和世界性意义,注重文化间性和文明的可通约性,高度强调世界共同价值的共识。不可否认,在文艺学界的主流理论、研究范式与评价尺度中,西方文论话语仍然是强势的,中国当代文论的“神经”往往被西方文论的话语逻辑所牵扯,起伏于西方文论的演变与裂变之中,这愈加凸显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其最新中国化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构建新时代中国文艺理论学术话语体系的紧迫性和战略性。身份自觉是理论自觉的表征,理论建构需要清理地基,需要明晰何谓“中国的”。所谓“中国的”是在全球视野中对文艺或审美经验的“中国性”界定,是对一种基于中国立场的普遍性的特指,现实的中国发展已经走出一条成功道路,中国文艺及其文论建构也必然有着自身的独特性表达和普遍性价值诉求。“中国性”不是作为“他者”存在,不是对西方强势学术话语的补充,而是“世界中的共在”,是多元共在中的一元,当下的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在互为主体的平等对话基础上,中国文艺学界要努力提出为学界所共同认可和普遍接受的标识性概念和符号,以理论创造赢得学术尊严,把身份自觉落实到理论创造性上。在学术话语体系建构上,理论追求本身就蕴含了一种“身份”意识及其文化认同,是“学术中国”的自信表征。现在有些期刊倡导讲学术故事、学人故事,就体现了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建构的自觉。艺术人类学强调艺术生成的社会语境,对普遍理论持有一种本能戒备和抵抗。当下,世界的多元化和文化多样性,需要多声部和包容性发展,需要中国发出声音,需要中国贡献方案,需要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作为现代性诉求,审美现代性经验并非寻求一种本质主义的大一统的坚固存在,而是进入一种自主的、多样化、流动性状态,充分展示多样性审美存在和话语表达机制,这对中国文艺理论话语权的提升是一个难得的机遇。惟此,中国文论和美学理论话语体系建构要以本土的又是世界的“中国文化问题”和“中国审美经验”为研究对象,以明确的身份意识和价值立场参与话语体系建构,不能热衷于在“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中依附于西方理论,进而最终导致理论的失声。

   中国文论的理论自觉,需要立足中国“审美经验”,以天下情怀的世界观发掘优秀传统文论话语资源;所谓“审美经验”是对文艺作品和现实及其关系的艺术鉴赏与审美感知,作为对“中国人”审美实践升华的审美感知、审美意识和审美理想追求,“审美经验”以可通约性和审美共通感的追求成为理论体系建构的基础。这种理论有其界域,在理论对话和交流中相互借鉴和参照,因而不会形成理论霸权。所谓天下情怀的世界观的理论资源,主要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体系”思想,其核心支撑点是王道思想,今天要立足时代民族国家之世界体系的平等关系对之进行创造性转化。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王道思想不仅适用于国内政治统治,也推及至国家间的关系,践行“以德服人”的统治理念,即“王道天下”。在国家间关系上,“王道天下”不以追求本国利益为主要目的,而以仁义道德的实现为最大目标,倡导通过行“王道”来德化天下。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天道信仰与天下情怀的文化民族。自尧舜以来,中华民族就有一种“克明俊德,协和万邦”的天下关怀。独特的天下观意识,使中华民族不是一般单纯民族主义意义上的民族,而是有着担当和天下文明意识的民族,因此中国通常被某些西方学者视为一个“文明体”。因此,在天下体系中以追求“和平”与“礼治”为主导原则,主张慎用武力征伐,强调整个世界和谐相处。如《中庸》主张:“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以“和”为道的“和谐”思想,可以引申转化为今天的和谐社会、和谐世界,进而通约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理念。越来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建构文论话语体系要积极阐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并进行积极的文化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新年贺词中指出:“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多,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中国不能缺席。”在2017年的新年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历来主张“世界大同,天下一家”。作为愿景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所表达的是,中国人民不仅希望自己过得好,也希望世界各国人民过得好。这一价值共享性的宣示,深刻展现了中国梦的世界情怀,展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使命担当。可见,中国的审美经验不是“井底之蛙”的孤独感,而是有着世界价值共享的情怀,且扎根在深厚的文化传统传承中。“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和升华,要认识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国人,就要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血脉,准确把握滋养中国人的文化土壤。”(13)对于中国的发展变化,以及中国要到哪里去,“我们要主动发声,让人家了解我们希望人家了解的东西,让正确的声音先入为主。”(14)既要讲清楚中国的历史和现在,更要明明白白地传播真实的中国形象。“介绍中国,既要介绍特色的中国,也要介绍全面的中国;既要介绍古老的中国,也要介绍当代的中国;既要介绍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也要介绍中国的人和文化。”(15)文艺是最好的沟通桥梁,只有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形成一系列有时代价值的文艺精品、经典作品,进而把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才能建构起来。在全面提升中国理论原创性能力基础上,开展与西方文论及其美学研究的全球性对话,形成包容共在的对话主义理论研究形态,是新时代中国文论的使命。

   三、理论自觉要着力于方法论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真经’,‘真经’没念好,总想着‘西天取经’,就要贻误大事!”(16)不固守藩篱就要不断创新,建构“中国理论”需要打破对西方文化的迷信,走出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阴影,如此方能实现理论自觉,从而不会脱离文化主体性去任意表征。基于“中国经验”的文艺理论话语体系建构,不仅要增强反思意识,更要着力于方法论创新。所谓方法论创新就是要跳出既有的思维框架,打破条条框框和既有观念,以全新的视野清理地基,重构话语的学术逻辑。

   首先,需要清理“世界历史线性论”,在世界历史复线结构中定位中国历史,也就是以中国为历史重构世界历史哲学的学术逻辑。观察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既要有“由外向内”的视角,看到世界大变局对中国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也要有“内外并举”的视角,洞悉中国发展本身就是推动世界秩序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世界历史发展的重要主体力量之一。特别是良渚遗址成功申遗而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不但对中国历史有着深刻影响,进一步增强了我们对中华文明的自信,还丰富了对世界历史复线结构的理解,有利于树立一种大历史观,重新理解近代中国“追赶者”的历史角色,而展现出一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图景,中国文艺理论的现代化正是这幅世界历史图景中的一个支撑点。这种大历史观表明,所谓世界并非单指西方世界,所谓历史并非就是西方历史,中国始终就在世界中,世界从来也没有缺失中国。检讨传统世界史观,从既有的世界史叙述来看,中国近现代史是伴随西方现代性扩张、中国不断融入被迫裹挟其中的过程,是一个依附西方追随西方的角色定位,这是以西方历史观来裁剪中国现代史的结果。事实上,伴随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文化自信,我们既要看到中国人对现代性的矢志追求,更要洞察中国道路的独特性及其一般性的文明意义。文明型崛起的中国开启了世界史的新纪元,不仅赓续了五千年的华夏文明,还丰富了世界历史的复线结构,使世界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周期,中国是一个积极的主导性力量。因此,以中国为历史重构世界历史的学术逻辑,重新梳理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关系,为“中国理论”的建构开启了新的世界史视域。当下,中国综合国力发展之快、世界影响之大百年未有,中国的世界贡献、大国责任的快速增长百年未有,中国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全面自信百年未有。自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已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正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世界大变局与中国大发展的历史性交汇,是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历史背景。中国的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史诗般实践,有着“中国经验”的世界史意义。重构世界历史哲学的学术逻辑,其前提是全面客观认识当代中国、看清世界、理解中国特色,实质上是在全球化时代如何看待中国历史和中国道路。就当前世界主流历史哲学话语体系而言,中国作为东方或非西方,始终是欧洲民族国家海外扩张及其殖民的对象,在其表述中始终处于边缘性、依附者地位,“中国问题”与“中国经验”始终是另类的“他者”存在。因此,西方历史哲学基于对基督教文明以及现代西方文明的一种理论自觉,大多强调文明的冲突以及潜在的或显在的对其他文化传统的排斥或贬低。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新古典自由主义或新保守主义的推进,尤其是90年代苏东剧变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谷,西方历史哲学呈现全面抬头之势,“历史的终结”论也广为人知。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道路的成功探索,使得“中国经验”对西方主流历史哲学提出了尖锐质疑。当下百年未有之变局,不单是发展中国家力量上升引发的世界战略格局与秩序的重组,也有着发达国家自身力量的此消彼长和战略重心的转移,由此带来世界历史哲学的难题,对此需要打破线性思维和惯常思维定势。现实发展在召唤“中国理论”的出场,以纠偏世界历史发展的单向思维。只有基于中华文化的特点、天下体系的而非单纯民族国家的文化观、天人合德的思想观念,以创新为理念,在世界战略格局重组中重构一种全新的更具阐释效力的世界历史哲学逻辑,发挥中国文化在全球治理中的智慧,弘扬“中国理论”的世界意义,才有可能使人类文明进入新境界。

其次,要破除“文化冲突论”的思维定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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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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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文杂志》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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