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铭:诊断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下的增长与波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87 次 更新时间:2020-11-19 08:3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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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铭 (进入专栏)  
用于农业的补贴数量自2003年后大幅度增长。补贴政策虽然有利于缩小城乡间的收入差距,但是从负面效果来说,其使得农民进城工作的动力有所下降,提高了他们外出打工的机会成本。与此同时,由于在沿海地区人口持续流入的情况下土地供应有所收紧,房价快速上涨。而房价的快速上涨,又通过推升人口流入地的生活成本,形成了阻碍劳动力持续流入的因素,其结果就是在劳动力市场上产生了抬高工资的作用。不仅如此,在房价快速上涨的地区,实体经济的投资增长相应被挤出了。由于上述原因,2003年之后中国经济就开始出现了严重的资源空间错配问题。表面上看当时的经济增长似乎仍然非常快,但是这种快速度是以投资增长、消费相对不足、出口消化产能为背景,掩盖了中国经济的结构性扭曲和空间错配问题。

   理解了2003年开始的政策拐点,以及之后所产生的一系列影响,就不难理解我们的诊断:中国经济从快速增长转入明显的下滑阶段,根本不是通常的经济周期现象。另一个相关的依据是,在通常的市场经济的经济周期里,经济增长速度也会反映在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上,两者通常正相关,而中国经济却并非如此。换言之,当经济增长出现明显下降的时候,资本和劳动的使用数量下降通常相对较慢,而产能利用率则明显下降,这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也在下降。而当经济增长快速上升的时候,资本和劳动的使用数量上升也会相对较慢,而产能利用率则应上升,这时全要素生产率会同步上升。但是在中国经济的数据里,2003-2008年间,经济增长速度逐步加快,中国企业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却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下降。这说明自2003年开始的高速增长,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周期现象了。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就能对另外一些有关2003年之后拐点的观点进行评论。第一,我们已经多次指出,2003年之后中国东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出现的劳动力短缺和工资快速上涨现象,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刘易斯拐点。刘易斯理论本身是一个劳动力在城乡间流动不存在障碍的二元经济理论。而在中国,由于存在城乡间劳动力流动的障碍,以及2003年之后对于农村地区的大量补贴,还有事实上由于偏向内地的土地政策所导致的东部地区房价上涨和生活成本上涨都会促使人口滞留在欠发达地区和农村,所以,出现人口流入地劳动力短缺、工资上涨的现象。这种类型的工资上涨会随着政策拐点的到来而到来,但是它却不是刘易斯意义上的纯粹基于城市工业部门需求拉动型的劳动力短缺。

   第二,中国经济的拐点到底是什么时候?如果仅仅从经济总量增长来看,那么认为中国经济的拐点出现在全球经济危机之后,特别是4万亿支出计划之后的观点只看到了表象。在图1中,如果看实线表示的中国经济增长路径,那么会认为经济增长速度由快转慢的那一个点(T)是中国经济的拐点,大约出现在2009-2010年。而如果把中国经济偏离黄金率平衡增长路径的整个阶段连在一起看的话,中国经济的真正拐点恰恰是整个这一时期高速增长的起点 (D),而那正是造成资源空间错配的政策拐点所处的2003年。

   第三,如何看待中国的产业升级和资本深化?在符合黄金率状态的平衡增长路径之下,随着劳动成本的上升,会出现逐步的产业升级和资本深化。但是根据本文的分析,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在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上存在双重的扭曲。一方面,在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着政策扭曲所导致的劳动成本上升。另一方面,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存在以压制利率为主要表现的金融抑制。由于这些因素,从表面来看,中国的资本深化速度会非常快,在中西部资本深化的速度甚至超过东部沿海地区。但是,在生产要素价格存在扭曲的情况下,一段时间以来的资本深化偏离了黄金率下的最优经济增长路径,这样的资本深化伴随着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和消费的持续低迷。同时,城乡间和地区间差距依赖大幅度的转移支付来弥合。在这种经济增长方式之下,存在着民众福利的损失。

   第四,由于有了空间错配的概念,中国经济的很多宏观问题就需要分区域来看,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房价和债务这两个问题。在加总层面,中国的房价-收入比在不断上升,同时,债务-GDP比率也在持续上升。从这两点来看,宏观问题非常严峻,但是,如果从城市和省一级的层面来看,这两个问题其实都是空间错配的表现。在房价方面,根本的问题是2003年之后,在人口流入的地区土地供应增长速度有所放缓,导致这类地区出现房价-收入比的持续上升;而在另外一类地区,人口流出,土地供应却持续增加,房价-收入比其实有所下降。债务的问题也是一样的道理。如果欠发达地区的发展背离其具有比较优势的制造业,然后再通过地方政府借债来进行投资,那么,当投资回报比较低的时候,就会出现债务-GDP之比不断上升的情况。而在沿海地区,除了类似天津这样建设了超大新城的地方,其他地区的债务-GDP之比总体上还算健康。

  

   三、结论:增长和转型的政治经济学

  

   一切宏观都源于微观,一切行为都源于制度。一切总量都包含结构,一切全局都来自局部。中国的总量问题,其实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同时,中国的全局性问题在不同的局部又有不同的表现。

   传统的宏观经济学和应对经济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都刻画市场经济体制,很少讨论政府对于生产要素市场的影响及其结果,也基本上不处理结构性扭曲的问题。其原因在于,市场经济能够基本保证资源配置效率,低效率的企业和个人会被市场机制所惩罚。而在中国,如果不能理解制度如何影响地方政府的行为,以及资本、劳动和土地等生产要素市场如何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那么,中国的宏观经济学就没有真正地打好微观基础。

   从生产要素市场存在的政府影响入手,是理解中国宏观经济中结构性扭曲和空间错配的关键。中国宏观经济中投资和消费的占比、劳动收入占比之类的异常都与金融市场上的金融抑制和对于资本的补贴相关。不仅如此,在中国这样一个疆域和人口都超大的大国,不同地区的经济表现也大相径庭。总体而言,中国沿海地区和大城市出现的是人口持续流入,而土地供应跟不上,导致地价上涨。同时,住房供应跟不上人口增长导致的房价上涨,又进一步推升工资,从而削弱了沿海地区的竞争力。而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出现的现象,主要是人口流出同时投资加大,而且,由于投资大量依赖政府债务,偏离比较优势且投资过量,最终导致债务持续上涨。

   那么,到目前为止中国似乎没有出现经济危机,是什么原因呢?从表面来看,中国的确没有出现在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危机时出现的企业大量破产、劳动力大量失业、政府债务危机甚至关门停摆等状况。但是换个角度来看。经济危机本质上来讲是对过于乐观的生产者的惩罚和淘汰机制。如果供给增长过于乐观,而消费不足,那么过剩的产能就通过市场机制来淘汰失败者。如果在生产端没有严重的问题,而在金融市场上,对于增长过于乐观,则会出现证券和房地产市场上的泡沫,最终产生的是金融危机。经济的危机和金融的危机既可能有关联,也可能因为两者的联系不强而仅仅主要表现在其中某一方面。

   到目前为止,在中国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似乎都没有出现如同其他国家那样严重的表现。但是我们却不能回避,在中国存在的经济增长持续下滑、投资回报率下降、政府债务率上升等状况本身就预示着风险在累积。表面上危机没有发生,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国家信用。由于国家信用的支撑,在地方政府端持续存在的债务问题不被认为会导致大面积违约,公共部门即使发不出工资也不会关门。在企业端,特别是国有大型企业,虽然不一定会出现大面积破产和解雇员工的情况,但是可能表现为大量僵尸企业存在并维持就业和税收。即便如此,随着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滑,就业问题已经出现日益严峻的局面。在金融市场上,银行的坏账也因为僵尸企业的大量存在而没有得以充分暴露。社会公众也始终认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银行体系不会出现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危机时的银行破产。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经济危机以债务和僵尸企业的形式予以存在,那种认为中国到目前为止没有出现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论调是不负责任的看法,只能说中国的体制防止了更剧烈的波动。

   中央决策层已经看清,中国经济的持续下滑虽然有一些周期性的因素,但是主要是结构性和体制性的问题。即使是相似的宏观现象,中国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与其他市场经济并不一样,解决的方案也就不一样。其他市场经济的危机是一种总量上的调整,需要的是总量意义上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市场监管。而在中国,潜在的危机来源是结构性和体制性的,因此,解决问题的方案来自于结构校正和体制改革,需要减少生产要素市场上的扭曲和空间错配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高层始终在强调,要让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力量,政府需要更好地发挥作用。在金融市场上,要逐步打破刚性兑付的预期;对于僵尸企业,应当加快处置;在土地市场上,已经明确建设用地指标的增量要与人口流动方向一致;在人口政策上,则强调顺应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500万人口以下的城市全面放开和放宽户籍制度,特大超大城市的积分落户制度也需要加快改革。

   本文认为,从生产要素市场的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入手,才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治本之策。中国的供给侧改革不是西方供给学派所讲的减税那么简单,而是要涉及如何从生产要素的市场化入手,从根本上调整供给端市场和政府的关系,真正地在生产要素市场上发挥市场力量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

   从更深层次的角度来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伴随国家治理结构的深层次变化。在中央和地方关系的重构方面,核心的问题是如何让地方政府行为能够更加符合整个国家的整体长期利益。这需要打破传统的以短期GDP增长和招商引资为主要指标的官员考核体系,引入居民满意度等综合性指标,并将总量指标调整为人均水平的考核指标,直到逐渐放弃对于官员考核体系的追求,将生产型政府转化为服务型政府。同时,需要通过法律和市场两个机制,有效约束地方政府行为。违反法律的政府行为应当被追究责任,违反市场规律的政府项目如果出现亏损,就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进行破产清算。随着人口流动机制的逐步完善,民众用脚投票的行为也将形成针对地方政府违背市场规律的投资行为的约束机制。

   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对于转移支付加上了“有效”这个定语。我们的理解是,转移支付应当扶持地方具有比较优势的发展项目,同时为当地居民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而不是支持违背地方发展比较优势的投资项目,更不能为违背经济规律的政府投资项目进行事前的补贴和事后的偿债。同时,要更加珍惜和爱护市场机制中的价格信息,以及在公共领域各种发声机制所反映的信息,因为这些是最有效和宝贵的体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信息。只有充分信任且利用这些信息机制,并将其作为现代国家治理结构的一部分,才能建立更加高效的反应机制,使得决策层能够更有效地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工作的目标。

   (陆铭系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本文刊发于《国际经济评论》2020年第6期。)

   《国际经济评论》2020年第6期(第15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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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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