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福民:为什么农业产业升级需要平台赋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4 次 更新时间:2020-11-18 23:1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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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福民  

   [摘要] 当前,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进程仍面临不少问题,尤其是农产品供给结构调整面临的障碍,农业对环境的影响,以及广大小农户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存在“无力感”。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信息不对称以及正向激励即“赋能”不够,是导致这些问题的重要原因。为此,需要转换思路,打通堵点,唯一的路径是将平台嵌入农业产业链,通过平台赋能引领要素聚集和产业升级,主要方法是通过平台改造现有的流通模式以及生产经营模式,让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包括广大的小农户)可以获得更加稳定可靠的利润,让消费者能够获得价廉质优的农产品,以此实现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

   [关键词] 平台  互联网+   赋能  农业农村现代化  乡村振兴

   [基金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工业化市场化进程中的农户家庭经济研究:一个以“无锡、保定农村调查”为基础的长时段视角;用友基金会“商的长城”重点项目:中国农民的商业化行为研究:一个历史的视角(2019Z01)。

   [中图分类号] F3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20)05-0070-08

   [作者简介] 隋福民,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室副主任,兼任中国经济史学会秘书长,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农学思想与“齐民要术”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中国经济史学会会刊《中国经济史评论》执行主编,研究方向:农业经济。

   当下,学界很多人都在思考中国农业产业的升级问题,并且以此推动中国农业农村的现代化以及乡村振兴。然而,对于如何升级、升级什么,看法各异。我们认为,中国农业产业升级的唯一路径是将平台嵌入到农业产业链中,通过平台赋能引领要素聚集和产业升级,升级的主要方法是通过平台改造现有的流通模式以及生产经营模式,从而让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包括广大的小农户)可以获得更加稳定可靠的利润,让消费者能够获得价廉质优的农产品,从而使中国农业发展走进新时代。

   一、为什么要通过平台

   给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赋能

   赋能是一个网红词汇,但实际上赋能的举措历史上早已有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上就是赋能的表现。国家通过这种制度变迁,让小农户身上的制度束缚消失不见,一方面获得了土地种植的自由决策权,另一方面也能获得收益权,在“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余的都是自己的”利益分配机制下,小农户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了比在生產队时多得多的劳动,结果就是农产品连续增产,让束缚中国经济发展多年的粮食问题一举得到解决,不仅如此,农户还开启了自主创业的过程。中国自古就有兼业传统,在已经足够照料好自己土地后,农户选择了创办村办镇办企业或者去这些企业里务工,而乡镇企业的崛起又为国有企业改革铺平了道路。这就是党中央为中国小农户赋能的结果。

   当然,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我们今天对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赋能内容及方法与历史上的已经不同了,因为条件变了。以农业产业为例,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已经不是让这些农户开足马力进行生产的问题,中国的很多农产品产量都是世界第一了,人均产量也足以保障所有国民免受饥饿之苦。当下的问题是升级,是农产品质量得以提升且老百姓普遍都能消费得起的问题。因此,我们就不能赋能小农户让其单纯地增加产量,而是要赋能他们在保障产量的同时有意愿提高品质。

   平台也是网红词汇,但平台的快速发展也让人们感受到了它的力量。学界已有很多学者在研究平台经济。实业界更是把平台的概念落地生根,切实打造出很多平台,如中国的阿里巴巴、腾讯、京东、拼多多、美团、海尔等都是平台企业,美国的亚马逊、谷歌、脸书也都是这种类型的企业。在企业市值全球排名中,平台企业已然位于佼佼者之列。平台企业为什么能发展到如此规模呢?平台是什么?能做什么呢?

   我们从传统企业开始讨论这件事情。我们知道,认识传统企业的价值可以有两个角度:一个是分工的角度。工业社会讲求的是一种分工经济(与农业社会的分工含义不同),按照亚当·斯密的说法,分工可以提高效率①。其原因有三:第一,劳动者的技巧因专业而日进;第二,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需损失不少时间,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这种损失;第三,许多简化劳动和缩减劳动的机械发明,只有在分工的基础上方才可能。为了追求效率,社会的分工不断深化。分工和效率会形成一个正反馈。Young(杨格)深化了斯密的认识,阐述了分工会进一步导致分工的道路。在Young看来,分工和专业化之所以会提高生产率,是因为劳动分工通过“迂回生产方法”实现了规模收益递增;反过来,规模收益递增又降低了生产的单位成本,并使得给定的家庭收入购买力上升,从而扩大了市场规模,这又会导致分工的进一步深化,即分工具有一种自我强化的机制②。我们今天的世界之所以能有这么多的产品,这么丰富的生活,都在于分工的不断深化。每一个分工都对应着一个企业或者企业中的一个环节。企业是分工的承载者。分工可以提高效率,然而,与此同时,我们的这个世界也会出现这样一类问题,即知识和信息不对称的加深。由于信息和知识的不对称,分工深化必然同时加大分工主体之间合作的困难。

   另一个是交易成本的角度。不论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企业都是有边界的,企业边界的决定是管理成本和市场交易成本相比较的结果。如果管理成本大于市场交易成本,那么,企业就要缩小自己的规模;如果管理成本小于市场交易成本,那么企业规模还可以扩大。总之,企业的边界定格于交易成本等于管理成本的那一刻。市场的规则是主体之间的平等交易,企业内部的规则是科层制,即上级管理下级,下级服从上级。实际上,上述两个角度也是一致的,即都是信息不对称引起的。信息不对称是前互联网时代一个惯常现象。由于有信息不对称,我们在一边享用分工的好处时,另一边也希望信息不对称不再成为我们的束缚。互联网上的平台正是通过满足人们的这一愿望应运而生。

   虽然说平台是新生事物,但也不是没有历史基础。古代集市实际上就是一种双边平台。在这个平台,有买者也有卖者。在集市里,产品的价格发现和交易是同时完成的。由于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的存在,实际上集市都具有区域性。一般而言,是集市网络让产品和信息不断上下流动。但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让信息交流的成本大为降低,人们不需要见面就可以进行交易。这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便利,无論是对卖家而言,还是对买家而言,都是如此。而且,由于不受时空限制,市场规模可以变得非常大,这也带来了分工的极致深化,因为在一个庞大的市场上,理论上可以说任何一个个性化的需求都能找到供给,而任何一个供给者都很容易通过规模经济来降低成本。对于消费者而言,还有一种通过一个市场完成自己所有购买的内在冲动,因为这样可以让自己的交易成本最小。而对于供给者而言,也有链接多个市场的需要。这样,整合消费者多样化需求和供给者个性化供给的一种组织机制应运而生,这就是平台。平台的盈利模式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的企业,传统的企业是购买原材料生产产品,主要是生产端,而平台则有独特的定价模式和盈利模式,主要解决的是流通端的问题。极致分工还会导致不同产业之间的融合。因为在“分工促进分工”的机制下,分工一定会细碎化,从而产生一种新的创新维度,即跨界整合。没有互联网时,由于信息不对称,跨界的难度大,而有了互联网之后,跨界整合变得容易。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有分工,多样化的产品使得消费者愿意借助于某一个节点、某一个通道来完成对所有产品的发现,而作为供给者也愿意通过这样一个通道来让所有的消费者能够认识到自己。如果有企业想通过成为节点或者管道而获利,其就具有从整个经济中独立出来而成为专业化平台的激励。于是平台就诞生了,而且“赢者通吃”。

   平台这样一个性质,对于农业产业升级也非常重要。通过平台可以重构中国农产品的流通方式和生产经营方法,可以解决目前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所面临的挑战。

   二、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和

   乡村振兴所面临的挑战

   (一)农产品问题

   普通农产品供给较多,价格低廉,超过市场容量时容易浪费能源和资源,而优质的农产品则供给不足,有限的供给只能满足高端消费群体的需求,因为生产成本高昂。普通消费者也难以承担优质农产品(如有机农产品或绿色农产品)的高价格。农产品生产面临结构性调整问题。另外,由于优质农产品与普通农产品在外观上难以区分,因此,在没有第三方认证背书的条件下,消费者根据自己的感觉来选择农产品,追求的是价格低廉同时外观较好。而作为生产者来说,由于优质农产品得到了价格上的补偿,因此,效益的不确定性增强。在外在消费市场不足的情况下,生产者不会主动选择生产优质农产品,其效益可能不比生产普通农产品更有保障。因此,在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形成了一个均衡共识,即生产者生产普通农产品,通过增加产量来提高收益。而在消费者端,则乐于消费普通农产品,因为食用普通农产品的弊端具有长周期性,且成本较低。农产品需求升级也面临着“囚徒困境”式的障碍①。好的农产品生产不出来或者说生产出来之后也逐渐被普通农产品挤出了市场,则让农业生产陷入“柠檬市场”的泥潭,即“劣币驱逐了良币”。农业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满足不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满足不了全体国民消费升级的需要②。

   (二)农业对环境的影响问题

   随着农产品产量的不断增加,农业对环境污染的问题也日渐严重。我们不能说中国的环境污染主要是农业带来的,但农业造成的污染也是不容忽视的。尤其是农业种植过程中对土地的污染和水的污染。中国农地重金属超标问题是比较严重的。据有关资料显示,全国约有2000万公顷(3亿亩)的耕地不同程度地受到镉、砷、铬、铅等重金属污染,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6。环境能不能先污染后治理?欧美等先行工业化国家走的是一条这样的路,并将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总结成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但先污染后治理模式的周期性对于不同代际的人是不公平的。我们不能把污染和治理污染的责任留给未来的人。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算大账、算长远账、算整体账、算综合账”。我们“绝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农业在环境改善和治理上也能扮演重要的角色,而且也应该担当这样的角色。事实上,我们的环境已经污染得很严重了,需要边发展边治理我们所赖以生存的环境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三)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无力感”问题

这实际上也是最重要的问题,但恰恰是被学界和政界很多人所忽略的问题。至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的农产品已经由买难转变为卖难,即由原来的短缺经济转变为过剩经济,这就造成了中国农产品价格的不稳定。由于普通的农户家庭掌握的信息有限,因此完全采取一种“跟随”和“赌博”的战略,“跟随”意味着别人种什么我就种什么,“赌博”则意味着“撞大运”种植。这些战略更加加剧了农产品的价格波动。农户不能掌握有效信息,尤其是农产品需求信息,因此,也不敢进行差异化的种植和优质农产品的生产。与此同时,要素投入的边际效应递减,使得农业自身的“内卷化”和“过密化”发生。小农户也想有所突破,但资金缺乏,技术价格昂贵,使得他们不知道该如何进行更好的资源配置。从历史上看,中国农户一直不缺乏经济理性,他们有能力在可控的范围内合理安排资金和劳动力。但是,中小企业存在的“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在农户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商业资金由于征信体系缺乏不会下沉到农村,而其他资金数量则寥寥无几。实际上,除了小农户之外,一些农业种植大户和合作社以及龙头企业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对于普通农户家庭来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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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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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导报 2020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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