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仕刚 张继焦:中国人类学的学科困境和发展新方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6 次 更新时间:2020-11-17 21:5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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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仕刚   张继焦  

   摘 要: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类学在大陆恢复重建以来,经过几代学者近40年的努力探索,虽然总体上而言,中国人类学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方面均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时至今日,仍未完全解决学科生存的问题。中国人类学还处于由生存阶段向发展阶段的过渡时期。然而在这一时期,中国人类学学科发展面临着“依附式发展”的困境,具体表现在理论依附和学科依附两个方面。那么,如何摆脱“依附式发展”的困境,探索中国特色人类学发展的新方向,使之成为研究中国当代社会的一门显学,已成为当代中国人类学研究者们的时代使命。要想摆脱人类学“依附式发展”的困境,首先,需要当代中国人类学研究者们在前辈学者如乔健、费孝通、李亦园等人的思考和努力的基础之上,沿着跨学科综合研究、跨文化比较研究的学术轨迹继续探索行进。其次,需要当代中国人类学研究者们积极探索本学科发展的新方向,即一方面要从社会层面上直面现代社会,研究和解释由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结构转型所带来的重大现实议题;另一方面要从国家层面上努力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并在此探索过程中,逐渐地把中国人类学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学科。

   关键词:人类学;反思;困境;现代化;

   作者简介:刘仕刚(1988—),男,湖北荆州人,三峡大学民族学院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化人类学研究。张继焦(1966—),男,海南海口人,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社会研究室主任,二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人类学、社会学研究。

   基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创新工程项目之一“人类学视野下的传统-现代转型”(2019MZSCX002)阶段性成果;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处于巨大的转型之中,中国社会正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1面对这一巨变,中国人类学者深感以目前的人类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是不足以有效地认识和解释当下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那么,转型时期的中国人类学应该如何发展自己,或者说该如何探索中国特色人类学发展的新方向,使之成为研究中国当代社会的一门显学就成为当代中国人类学研究者们的时代使命。近几年,不少学者开始尝试探索人类学发展的新方向,试图帮助人类学走出传统乡村、社区研究的困境,将人类学研究带入到当前中国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宏大叙事当中,以避免人类学再次被边缘化的危机。中国人类学者和民族学者正在共同努力,积极探索“中国学派之路”2。

  

   二、几位前辈学者关于中国人类学学科发展的认识、思考以及努力

  

   自百余年前人类学被引入中国之后,中国学者就开始了人类学本土化或中国化的探索历程,几代人类学学者们为探索和解决这个问题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从第一代中国人类学学者如吴文藻、林惠祥、潘光旦等到如今第六代新兴的学者3如王铭铭、高丙中、麻国庆、赵旭东、王延中、张继焦等一直在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探索中国人类学学科发展的新方向。在这一探索过程中,无论是老一辈学者们还是当代中青年学者们都对中国人类学学科发展方向有过深刻的认识,也进行过深入的思考和尝试。以费孝通、乔健、李亦园为代表的老一辈学者们对本学科发展前途的思考最具启发性,我们将其称之为“乔健式认识”“费孝通式思考”“李亦园式尝试”4。

   (一)“乔健式认识”

   “乔健式认识”源于乔健对中国人类学学科发展的一系列的清醒认识。特别是在其1995年发表的《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困境与前景》一文中,作者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四大困境与四大前景5,其中学界讨论较多的一大困境就是现有的人类学理论和研究方法还不足以有效地研究中国社会。[1]我们认为乔健提到的这一困境应该包含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方面是由于人类学现有的一些理论和研究方法源于对前现代社会的研究,所以无法有效研究现代复杂文明社会;另一方面,乔健是想强调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历史性以及流动性等特点,仅仅依靠单一学科是无法进行全面深入研究的。所以,人类学需要加强与其他学科的合作,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关于这一点在他后来主持的“黄土文明·介休范例”大型课题中得到较好的验证。所以,在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如何进一步提炼、深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更新其研究范式,将人类学知识转化为智识,做出可以贡献于世界人类学界,乃至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成果,成为中国人类学界亟需思考的问题。[2]因此,由乔健个人对中国人类学学科发展的清醒认识所引发的中国人类学界关于学科发展的普遍思考,我们将其称之为“乔健式认识”。

   纵观乔健的人类学生命史,乔健除了践行人类学学科的要求外,还有一种自觉,这就是如何运用人类学的知识去解答中国人类学家需要额外负起的一份责任。这个责任就是用西方的人类学知识体系去解释、验证中国这个大的古老文明体。这大抵也是中国的人类学界一直强调的“本土化”的问题。[3]在解释和验证中国这个古老文明体的过程中,乔健提出的“底边社会”[4]等概念给大陆人类学者提出怎么去研究复杂文明,城市文明的问题,这也给中国学者提出了挑战。

   (二)“费孝通式思考”

   在人类学该如何解释现代社会的问题上,前辈学者如费孝通、李亦园等都曾对此进行过一番思考和尝试。为什么说他们所作的研究和努力都与这个问题有关呢?这里我们需要指出一点,即现在我们有很多学者都把费孝通的研究成果看做是一项学术遗产,并对其进行积极挖掘。我们认为,我们不能完全把他的研究成果看成是一项学术遗产,我们还要弄清楚:费孝通为什么会思考这些问题,并提出一些相关概念?我们把费老对现实的调研及其研究成果,称为“费孝通式思考”。比如,他的《江村经济》实际上考虑的就是中国农村工业化的问题。[5]由于西方工业化的成功对中国农村蚕丝业造成巨大的冲击,中国农民无法有效应对,只能被动地进行农村工业化,这是他这部作品的一个思路。后来,他提出的“差序格局”(1948年)[6]也是为了看清中国社会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构。因为当时西方社会的结构已经被看清楚了,然而在中国社会,我们到底看清楚自己的社会结构没有?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这也是我们这个学科要做研究时必须弄清楚的一个基本问题。而且他的这个研究也影响了他的师妹、日本人类学家中根千枝,她比他晚19年提出“纵式社会”(1967年)[7]这个概念来描述日本社会结构。所以,费老提出的“差序格局”这个概念是跟西方大师所提出的一些概念(如涂尔干的“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8]、滕尼斯的“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9]是一个级别的,就是要弄清楚中国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这算是费孝通有关现实思考的一个侧面。

   同样,1988年,费孝通在香港中文大学演讲时提出了“多元一体”理论[10]主要也是为了看清楚中国的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为了解决民族理论中最为基本的问题。由于民族问题是中国的国家治理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如何分析中国民族的发展历史和如何解决中国的民族现实问题成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学科价值与现实意义所在。所以,这也是费孝通进行现实思考的一个重要方面。之后,费孝通在1997年又提出了“文化自觉”[11]概念,也是因为中国改革开放将近20年了,中国逐渐发展起来了,但是中国和西方国家相比,仍然落后于西方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时期中国自身的文化以及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于是,费孝通提出“文化自觉”这一概念,就是为了解决当时的这个现实问题。所以,从“差序格局”到“多元一体”再到“文化自觉”,费孝通一直在思考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正是有了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费孝通才提出这些经典的理论和概念,这也是我们目前国内学者们需要借鉴的地方。

   (三)“李亦园式努力”

   在探索学科本土化方面,我们首先要肯定一下人类学的老前辈李亦园先生。在他的带领下,人类学曾经做过很大的本土化努力,我们可以称之为“李亦园式努力”。与费孝通一样,李亦园也特别重视社会科学本土化的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到20世纪90年代晚期,港台学术界就曾讨论过社会及行为科学中国化的问题,并出版过相关的论文集。6其中,李亦园在谈到人类学本土化时指出:“创立适合于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或修正西方的理论和方法,是人类学研究本土化过程中较高层次的工作。一个学科研究的本土化,不但应该包括研究的内容是本地的、本国的,更重要的是在理论上、方法上表现出本国文化的特性,而不是一味追求西方的模式。”[12]

   那么,李亦园在探索人类学本土化的道路上是怎么做的呢?实际上,他采用的是多学科综合的方法,进行跨学科的研究。李亦园曾在中研院主持了一个名为“文化、气与传统医学”的多学科综合研究计划,集合了人类学家、心理学家、经学家、舞蹈学家、宗教学家、中医师、基础医学研究者、物理学家等,试图对“气”在中国文化中的复杂关系做一本土化的认知科学研究。[12]我们认为,李亦园主持的这项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对当下我们探讨人类学研究当代中国社会重大问题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所以,我们应该继续沿着李亦园的足迹开展跨学科综合研究、跨文化比较或类比研究,这样才有可能从对当下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研究中得出一些新见解来,这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现实研究,也是我们学科今后要努力的方向。

  

   三、目前中国人类学发展所面临的主要困境

  

   关于现阶段的中国人类学研究应该做哪些方面的努力,“费孝通式思考”是很有价值的。前面提到费孝通的几个概念或理论是在他所处的时代环境背景下提出的。当然,费孝通在不同的时代进行了不同的思考,也找到了不同的答案或者是说提出了不同的概念或理论。那么,在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我们面临着应该去进行什么样的思考和回答什么样的问题呢,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如何去接续费孝通未竟的学术事业?

   就目前而言,中国人类学现在正处于由生存阶段向发展阶段的过渡时期,换言之,人类学还没有完全解决学科生存的问题。比如,有的大学需要申请人类学硕士点、博士点;有的大学需要创办人类学系或专业;人类学专业的研究生要毕业,要找工作;等等,这些都是与这个学科的生存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国内人类学正在面对和解决的是“吃饭”的问题。接下来,才面临学科自主发展的问题。我们认为中国人类学发展到目前这一阶段面临着一大困境,即“依附式发展”的困境。具体而言,国内人类学为了解决目前的生存问题,出现了两个“依附”的问题。

   (一)学科依附

   第一个“依附”叫“学科依附”,比较明显的是依附别的学科来发展。当前,随着学科分化越来越细,人类学的分支学科越来越多,比如医学人类学、艺术人类学、教育人类学、法律人类学、体育人类学等,那是因为人类学学科本身比较弱。比如,医学人类学依附于医学院来发展,艺术人类学依附于艺术学院来发展,教育人类学依附于教育学院来发展,法律人类学依附于法学院来发展,体育人类学依附于体育学院来发展。虽然这些分支学科通常采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探讨相关问题,但是人类学的相关知识只是作为一种辅助性知识或方法。换句话说,人类学在这些分支学科中只是充当一个配角。

另外,国内人类学界还出现了一些有趣的现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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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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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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