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文浩:在“日文研”参加“东亚概念史”学术会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68 次 更新时间:2020-11-17 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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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文浩 (进入专栏)  


在“日文研”参加“东亚概念史”学术会议


2012年11月中旬,正是日本京都不冷不热,枫叶渐次染红的季节,我应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简称“日文研”)之邀,参加了一个主题为“东亚知识交流与关键词再检讨”(简单地说,就是东亚概念史)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是我第一次赴日参加学术会议,不仅对日本市容市貌的清洁和公共场合中日本人的遵守秩序等外在形象有了基本的观感,而且更因参加这样一个国际性的学术集会而在学术上收获颇大,感触颇深。


漫长的会期,充分的讨论


我们这次会议参加者大约有三十几个人,除了东道主日本的学者以外,还有来自韩国的4位学者,中国大陆的3位学者,中国台湾地区的4位学者,德国的1位学者,芬兰的1位学者。可是,就这么三十来个人,讨论了三十来篇论文,会期却拉得很长,从星期一下午的致辞和基调报告开始,到星期六上午的综合讨论为止,足足开了5个整天,只留出星期六下午半天时间派车带领与会学者去参加一个“小旅游”,而且还是门票自理。开会期间,能到会的尽量在场,整个会场每天基本上都能坐满,报告和讨论都是不紧不慢,空气中充满了热烈的气氛。从星期二到星期五,每天讨论8篇论文,上午4篇,下午4篇,中间休息10分钟,每个人的报告时间是30分钟,讨论时间是10分钟。会议不安排一对一的评论,全部为自由讨论,但几天下来,没有一次冷场,倒是常常拖延时间,明明本场结束时间已到,还有人不停地提问,主持人也不加以打断,“放任”提问和讨论继续进行,——有两次的拖延时间达到半个小时,甚至有一次中午结束时已经离下午第一场的开始只剩下不到二十分钟。遇到这种情况,现场没有人不耐烦,没有抱怨,解决的办法只是缩短休息时间或推迟全天结束时间而已。相对于学术讨论的认真、充分和热烈,我们的食宿则实现最大程度的简化,——第一天上午日文研支付了基本够花销而所剩不多的生活费以后,生活方面便什么也不管了,每天中午可以预订费用自理的盒饭,早饭和晚饭都是自行解决;第一天的欢迎晚宴(又称“恳亲会”)是冷餐会,最后一天的欢送晚宴在岚山的一家高级餐馆,但都是仪式重于饮食,尤其是欢送晚宴,日文研估计没少花钱,但一顿饭下来,我们依然是肚子饿得咕咕叫,于是群集着去第二次吃饭。

台湾的黄克武教授在发言中曾说日文研是“一个像世外桃源的地方”,想想这几天的特殊经历,还真有点这个感觉。日文研位于京都郊外的半山腰上,四周是绿意葱茏的山野,秋天还点缀着美艳如花的红叶,据说山上有一个园子里还有野生动物,可惜我第一天出去散步时不巧遇到了闭园日,后来几天忙于开会,竟近在身旁而未得进入一观。“世外桃源”云云,对于我而言,除了物质环境的远离尘嚣以外,似乎更重要的是,在这里可以从容不迫地钻研、讨论学术。出了这个地方,到坠入红尘的其他很多学术场合,已经很难想象,三十几篇论文讨论整整5天的学术会议了。


图书资料搜集迅猛发展


日文研是一家以日本研究知名的学术机构,库藏图书资料自然以日本研究为主,整体而言,中国研究的资料还不成气候,来这里做中国研究的学者很大程度上要靠强大的馆际互借支持。据说,这里侧重研究中国或中日关系的只有三位教授。近五六年来,有关中国方面的图书资料迅猛发展,很快已经有五六万册的图书。这个数目,当然不算什么,尤其是和老牌的京都大学和东京大学比起来,就简直不值一提了。

但是,这里的教授和图书馆搜集中国研究资料是相当用心的,加上充裕的经费支持,未来前景非常可观,用其中一位教授的话来说,将来希望能让京大和东大“小吃一惊”。他们委托了中国国内一家著名的出版社帮他们买书,新书旧书都买,只要教授开单子点名的书,基本上都能满足要求。事实上,因现在这里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人数很少,他们说这项工作主要是为后来人服务的,自己到退休也看不了多少。

跟中国有关的特色资料,主要有两项。一是“日中文库”搜集了1万多册中国出版的各类年鉴、统计资料、地方志和文史资料等。大到省市,小到市镇,甚至包括一些很小的行业,这里都有;将来只要出版一种,他们马上都会买到。这些书全部集中摆放在环形的书架上,可以自由取阅;既可以方便地电脑检索,也可以自由取阅纸质本的一册“日中文库目录”翻阅。二是日文研正在搜集的近代日本人关于中国的图像资料,包括照片、明信片、图画等。这项资料还在进行之中,目前已有18000余张,据估计仅占总量的1/10。我们参观了部分图像资料,满洲的、台湾的,中国内地的,都有很丰富的收藏。在场的台湾学者看到日据时代台湾的风物明信片,一一指点给我们看,哪些建筑目前还在,哪些已经消失了。我们还看到抗战时期的武汉会战时期的明信片,上面印制着日本战地记者拍摄的照片,供日本官兵给国内寄明信片之用;通过这些图像,他们意在展示日本军队的“赫赫战功”,而无意中却给我们后人留下了很多已经消失了的历史瞬间的资料。

顺便一提的是,日文研还搜集了大量日本江户时代的春宫画,并且有一位研究美术史和性文化史的教授组织了一个研究班集中研讨。我们开会期间,就发现这位教授在京都一所大学最近举行江户时代春宫画的学术演讲的海报。


国际视野与外语训练


长期生活在国内学术圈的人,不太容易获得国际视野。而事实上国际视野是非常重要的。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一是中国研究已经成为一种国际性的学问,在日本和西方,都不乏精深的研究和珍贵的资料收藏,居今之世,不能再关起门来不理外面的这些研究和资料了;二是近代以来中国的许多问题,都是与国际背景有密切关系的,多了解一些国际背景,对中国问题便会增加一分理解。就后面这一点说,在这次会上我的体会尤其多,尤其深。从韩国学者的报告中,我才了解到,梁启超在近代朝鲜也有很大影响。大家的共识是:中日韩都是汉字文化圈的,共同分享许多文化传统和历史文献,又都遭到西方的侵略,处境相似而分别走上不同的历史发展道路,把中日韩三国的历史联合起来加以考察,既可以从更广阔的视野里探索历史的行程,也可以借由比较的视野提出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更不用说,清末民初日本文化给予中国文化以深刻影响,直接参与塑造了中国现代文化的基础。会下一位学者和我说,国内研究鲁迅和周作人的学者往往不懂日本文化,所以对于二周身上的日本文化因素影响往往不甚清楚,即便知道也无法做更具体的研究。这位学者曾和国内的一位二周研究的著名学者聊天时说:“鲁迅有百分之七十的藏书是日文书,周作人受日本江户时代文学影响很大,你若是不懂日文,怎么能把这些重要影响揭示出来呢?”那位著名学者说:“我们受语言限制,没有办法啊,我只能等待着你们这些人将来写出著作来看了。”

国际视野的前提是熟练掌握外语,看不懂外文文献,要想获得国际视野,不能说完全不可能,但确实是相当困难的。国内除了研究日本语言文学和中日关系的学者以外,其他学者很少能熟练掌握日语。在这次会上,我们对自己不通日语的局限感受极深。会议工作语言是日语,日本以外的韩国学者、德国学者、芬兰学者都可以自由运用日语写作、发言、讨论问题,而我们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学者中只有一个人勉强可以用日语发言和讨论问题。台湾学者大都可以熟练阅读日文,听说能力高低不一,而我们大陆的几个学者在日文能力上比台湾学者又逊色一筹。会议为我们安排了博士生作同声传译,这些博士生的语言能力应该都是不错的,可是对专业内容的理解就不见得那么到位了,往往出现翻译结结巴巴或一漏好几段的情况,所以听同传真是苦不堪言。


“概念史”的论题与方法


参加这次会议的学者,大都是近年来研究概念史比较活跃的学者。类似的会议在国内外已经举办过好几次了。通过这些学术会议和相关的出版活动的支持,概念史已经获得了长足的发展,逐渐凝聚成某些较为集中的论题,形成了某些较为广泛使用的研究工具和方法。

就研究论题而言,这次会议上讨论较多的论题,如民族、种族、迷信、殖民地、科学技术、国语等概念都是关注度比较高的。现在的概念史研究使研究范围大大扩展,很少以某个精英人物的思想、行为为焦点,而是通过更广范围的文献搜集和分析处理,来描述和解释塑造一个时代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的那些关键词是怎么形成的、怎么定型的,以及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人那里又有着哪些意涵上的变化。以后这个研究趋势,还将会继续有所发展。

研究概念史特别重视三种研究工具和方法,一是教科书,二是辞典,三是数据库。因为,概念史所着意的概念,并不是仅限于某个专业领域的专业词汇,也不是某个时代的短命的流行语,而是在社会上广泛流通和使用的,从社会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概念,从它们的产生和定型以及意涵的变化,可以窥测一个时代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的秘密,而这些概念往往是收录于教科书和辞典的;至于数据库的广泛使用,则是因为概念史的研究对象覆盖面很广,资料又相当分散,以学者个人的力量面对浩如烟海的资料,很难有所收获。

以台湾的黄克武教授这次提交的《中国近代思想中的“迷信”》为例来简要地予以说明。据黄教授的研究,“迷信”一词,在传统文献中就已经出现过了,其基本意涵与现代语汇中相对于“科学”的迷信概念有所不同,它与以儒家为正统的概念密切相关,传统语汇中的“迷信”与“异端”、“左道”、“邪说”、“淫祀”或《论语》中所说的“非其鬼而祭之,谄也”等观念是类似的;近代以来,与科学相抵触的“迷信”是从日本传入中国的,并在1902-1905年和1915-1921年两个时段达到了使用频率的高峰,这些趋势都与同时传入的科学理念相关;有意思的是,近代关于“迷信”形成了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肯定科学有其限度,宗教有其价值,科学、宗教、迷信三者并无一固定的范畴的“反主流论述”,同时也形成了五四时期以后自由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反对迷信、破除迷信的“主流论述”。黄教授此文所研究的“迷信”概念的形成与发展,无疑是中国现代性的一个重要话题,以传统的研究论题和研究方法,都很难加以处理。而他在研究传统文献时主要依靠了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开发的“汉籍全文资料库”,在处理近代文献时主要运用或间接运用了申报资料库和台湾政治大学的“近代思想史与文学史数据库(1830-1930)”。没有这些可以全文检索的资料库,就算再博闻强记,也是不可能搜集如此广阔范围的资料的。


原载《团结报》2013年1月24日,第7版。刊出版略有删节,此为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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