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宏:俄罗斯对中亚民族文化发展的影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6 次 更新时间:2020-11-13 23:3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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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宏  

   摘 要:中亚地区历史上就经历了不同民族、文化交汇、融合的复杂过程。相比较而言,俄罗斯文化进入中亚民族的历史过程要晚得多,但自18世纪俄国开始大规模向中亚地区扩张,到19世纪末,该地区逐渐被纳入沙俄的版图。苏联时期,中亚五国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俄罗斯人与中亚各族人民有着70余年的共同历史,俄罗斯文化成为中亚地区的“主流”文化,在中亚民族文化发展历史进程中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苏联解体后,中亚各国均将“去俄罗斯化”作为其独立发展、彰显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手段,加之俄罗斯人从中亚的大量迁出,俄罗斯文化对于中亚民族的影响逐渐弱化。但由于历史、语言、经济及地缘政治等各方面的密切联系,俄罗斯因素并不会轻易退出,其对中亚民族文化发展仍然发挥着重要影响。

   关键词:俄罗斯;中亚;民族;伊斯兰教

   2008年1月21-22日,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中国当代民族问题战略研究基地、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联合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国际关系研究院共同举办了“中部欧亚地区的民族问题”国际学术报告会。会议研讨的主题包括“俄罗斯的民族问题”“中亚民族与国家关系问题”“中欧的地区问题”及“中亚与大国政治”等。来自俄罗斯、美国、日本、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八位学者就以上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其中一位俄罗斯学者在谈及中亚能否形成“一体化”问题时指出,现代中亚国家是“俄罗斯的孩子”,没有苏联,不可能有后来的五个加盟共和国,而脱离俄罗斯的中亚很难整合为“一体”;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年轻学者则在自己的发言中阐释了20世纪20年代苏联政府在中亚地区进行“民族划界”并成立五个“民族共和国”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权且抛开俄罗斯人沉缅在对中亚的“恩惠”不能自拔的情结及来自中亚“精英”阶层“去俄罗斯化”的心理要求,事实上无论是在俄罗斯还是中亚五个新独立的国家,面对浓重的历史积淀,都很难走出对方。

   笔者自1996年至2017年20余年间,有数次在中亚地区调研、学习及工作的经历,随着时间的推移,仍能清晰地回忆起最初来到中亚之时当地人那种让我感动的情绪——对于 “苏联人”身份的眷恋及浓厚的 “俄罗斯情结”在一步步消退:街上俄罗斯人的身影明显减少了;学术会议上更多的学者不再用俄语宣读论文;继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及土库曼斯坦之后,在被公认为“俄化”程度最高的哈萨克斯坦,也决定在2025年全面推行拉丁字母,以代替使用了多年的西里尔字母;大量苏联时期以俄罗斯人命名的城市、街道,或恢复原名,或以主体民族的英雄人物重新命名,其中所表达的“民族化”路径与“去俄罗斯化”形成鲜明对照……以上种种现象,从另一个方面也恰恰反映了俄罗斯与中亚解不开的社会历史文化关联。毋庸置疑,从俄罗斯到苏联,长期的政治统治及文化渗入,“俄罗斯”的烙印已经深深嵌入现代中亚社会,挥之不去。今天的中亚,俄语仍然是不同民族之间最重要的交流工具,俄罗斯电视台的节目依旧受到欢迎而且拥有广泛的收视率;中亚人选择外出工作、留学时还是会将俄罗斯视为重要选项……所以我们在看到苏联解体后中亚社会“俄罗斯因素”在减弱的同时,也不能忽略那其中彼此交织、难解难分的交融。可以说,在中亚民族发展的未来走向中,俄罗斯的影响仍将存在。

   一、从沙俄时期到苏联:俄罗斯进入中亚及对于当地民族社会进程的改变

   从18世纪,俄国开始大规模向中亚地区扩张,到19世纪末征服整个中亚地区,中亚各民族的社会政治生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围绕着俄罗斯征服中亚的“性质”问题有诸多讨论。十月革命后初期,苏联史学界出版的著作中对于中亚地区并入俄国多使用“归并”(присоединение)、加入(вхождение)或征服(завоевание)等概念,极少提到“自愿归并”(добровольное присоединение)。1但从1930年代末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虽然承认沙俄对亚洲的征服是殖民性质的,但开始更多强调俄罗斯对于“解放”中亚民族的进步意义,认为比起英国的侵略和土耳其、伊朗等的封建统治来说,算是“两害相权取其轻”。2至1960年代,随着苏联形势的发展,中亚“自愿”归并于俄国的论点日渐盛行,此后,这一观点就成为苏联史学界的主要观点。3

   沙俄占领中亚后,“政府的政策彻头彻尾地表现出民族主义精神。当局竭力使‘统治’民族,即大俄罗斯民族享有种种特权”,“竭力把住在俄国的一切其他民族的权利削减得愈来愈小”4。随着大量俄罗斯人移民中亚,该地区的民族结构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一定的改变。俄国人从“教化”的目标出发,在中亚办起了俄语和当地语的双语教学体制,希望借此培养一批当地民族知识分子为其服务,也使得俄语逐渐进入当地人的生活。鉴于伊斯兰教在中亚地区的重要地位,沙俄“进入中亚后,既没有触动当地的伊斯兰社会结构,也没有改变其所保留的伊斯兰生活方式”,5甚至还进一步将自己装扮成伊斯兰教的保护者,不仅帮助修建了大量的清真寺、翻译《古兰经》,而且还从喀山、奥伦堡派出大批伊斯兰教职人员到哈萨克草原传播伊斯兰教。关于这一点,巴布科夫有详细描述:“如果吉尔吉斯人(这里指哈萨克人——作者注)已经成为伊斯兰教徒,那他们完全有赖于俄国当局”6。另一方面,作为中亚伊斯兰教的上层人士也深明依靠沙俄的必要性。1836年,“穆斯林宗教管理局”的首脑穆夫提阿布·萨里姆·阿布杜拉希莫夫曾颁布告全体穆斯林的“宗教训令”,指出除履行各项宗教义务外,穆斯林还必须服从沙皇,遵守沙皇所颁布的一切现行法令,效忠沙皇和祖国,保卫国家,不得逃避兵役;1893年5月2日,撒马尔罕的卡迪(伊斯兰教法执行官)在“撒马尔罕被占25周年纪念日”以当地各界居民的名义发表讲话,明确表示伊斯兰教毛拉对沙皇制度的“忠贞不渝”。伊斯兰教职人员对沙俄的支持,是沙俄在中亚统治的重要基础。

   沙俄时期,中亚地区基本上没有自己的民族工业,绝大多数居民从事农牧业生产。其经济是俄罗斯中央地区的附属品,为中央地区提供农产品和其他原料,是典型的殖民地经济。沙皇政府在政治上竭力使这些民族停留在封建宗法制度下,在经济上使之处于贫穷境地,由此带来被统治民族的不满,在沙俄统治期间,为反抗歧视与压迫,中亚地区暴发了数次大规模的各民族大起义。

   进入苏联时期,中亚地区作为加盟共和国,并入苏联各民族社会共同发展的轨道。面对中亚地区相对滞后的发展状况,苏联政府首先致力于积极推动其经济建设。在苏联建国初期财政吃紧情况下,政府对中亚实行明显倾斜政策。“一五”计划期间(1928—1933年)全苏固定资金增长了289%,中部发达地区为199%,而哈萨克则达549%,中亚其他四国为494%。7从发展中亚地区工业需求出发,自20世纪20年代起,苏联政府向中亚地区派出大量的熟练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及专家,特别是二战期间,300多个大型企业从中心地区被疏散到作为“大后方”的中亚,其结果直接导致中亚地区的工业生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中亚不再仅仅作为全苏农牧业生产的重要基地,工业在该地区国民经济中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苏联政府十分重视发展中亚地区文化教育事业,增加教育拨款,在当地建设各类学校,并特别规定免收中亚本地民族大部分学生的学费,由国家供给穷苦学生的生活费用。此外还吸收大批中亚各民族学生到著名大学学习。鉴于中亚地区人民绝大多数是文盲的现实,政府采取各种措施扫盲,并取得了显著成果。到1939年,中亚五国居民识字率已达77.7%—83.8%,接近全苏87.4%的水平。1976年,完成了普及十年义务教育制。到1981/1982学年,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及塔吉克斯坦五个共和国每万人中大学生的拥有数分别为172、183、155、125、138人,虽低于全苏197人的平均水平,但已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同期美国为98人(1978/1979学年),英国165人(1977/1978学年),日本152人(1978/1979学年)。8

   关于苏联时期中亚地区摆脱“边缘”“落后”进入新社会的话语在苏联背景下具有主导性,虽然苏联解体后中亚政治、文化精英常常强调这种改变的被动性、强迫性,但不可否认的是,苏联七十年,中亚各民族人民无论是生活质量,还是文化教育水平,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客观角度分析,苏联时期的中亚并没有出现“土著人”灭绝、隔离等现象,虽然有发展中的失误与教训,但总的方向是社会的繁荣昌盛、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升及各民族的文化交融,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为多民族国家发展问题所提供的值得借鉴的经验和贡献。

   二、“新”“旧”嬗替:传统的割裂及对于民族社会发展的影响

   作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中亚地区和苏联其他地区一样,经历了共同的发展进程。苏联以其强大的体制制度框架,使置身其中的中亚地区及各民族经历了“辞旧迎新”式的改变,原有的生计方式、人口结构、语言特点及民族关系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1.全面推广农业集体化、计划经济,改变了当地的传统社会经济体系,造成各共和国单一经济模式及对“调拨”的过度依赖。1929年,中亚地区开始实行农业集体化,联共(布)要求中亚地区在1932年完成集体化。由于追求集体化的高速度,中亚许多地区出现不顾当地农牧业发展的实际水平,采取行政命令手段强迫农牧民加入集体农庄,从而遭到群众的不满,数以百万计的牲畜被群众赶在它们变成集体财产之前屠宰掉了,还有几百万头牲畜因照料不周而死亡。直到1960年,中亚各国的牲畜总头数才恢复到集体化前夕的水平。9农业集体化的过火行为也沉重打击了中亚各族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对农业生产造成很大破坏,从而导致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一度出现大批居民被饿死的现象。为了逃避饥馑,一些人甚至越过边界,进入中国和阿富汗。尤其是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哈萨克族和吉尔吉斯族除了饥荒以外,还因受不了集体农庄定居和计算劳动日的管束而逃亡国外。

   在中亚地区,苏联政府并没有根据地区特点建立相应独立的经济体系,而是过度强调统一国家内部经济区划和经济分工的需要,在中亚各共和国推行单一经济,其结果使中亚各共和国经济单一化,畸形发展。如1956年,将哈萨克斯坦1万平方公里适宜种棉花的土地强行划给乌兹别克斯坦,让哈萨克斯坦只生产粮食,而乌兹别克斯坦成为单一生产棉花的共和国,但其棉纺工业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其所需必须由国家统一调配。苏联解体后,中亚五国在经济上所以出现大幅度经济滑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种单一的经济结构造成的。苏联时期,中亚各国单一的经济结构所以能够维持,主要是靠苏联硬性的物资统一调拨体制来保证。随着中亚五国的独立,统一调拨不复存在,而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经济结构与独立的主权国家所应具备的国民经济体系不是一般的不相称,而是相距甚远,中亚各国之间由于经济的单一化甚至出现如果没有他国的支持,就无法满足水电等之类的基本需要,产生许多难以协调的矛盾。所以独立后中亚五国都深深感受到畸形经济结构的严重后果,都迫切感受到对本国经济结构进行彻底改造甚至重建的必要性。

2.大力推广俄语,降低了少数民族语言的作用。沙俄统治中亚时期,将在中亚各非俄罗斯民族中推广俄语视为促使其俄罗斯化(русификация)的有效手段,但其效果并不是特别显著。十月革命后初期,在民族平等发展的原则下,苏维埃政府大力提倡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并采取措施为没有文字的民族创造文字。但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苏联在语言政策上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大力提高俄语的作用,要求在教育、宣传及出版等方面强制推行使用俄语,另一方面则把在政府支持下刚刚从阿拉伯字母转为拉丁字母的中亚各民族文字统统改为西里尔文字,其目的是迫使少数民族语言向俄语靠拢。从此以后,俄语逐渐成为中亚各族人民之间进行交际的最重要的语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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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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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民族》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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