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大元:后疫情时代 · 重塑社会正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57 次 更新时间:2020-11-11 15:4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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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大元 (进入专栏)  

  

   据2020年10月10日的统计,目前全球新冠肺炎确诊人数逾3705万,死亡人数多达1071345例。美国新冠肺炎确诊7884202例,累计死亡218464例。虽然目前世界范围内的疫情呈现总体缓和迹象,但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仍无逆转,多国近期出现反弹。可以说,这是近一百年的人类文明史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事件,也是对人类文明秩序的最大挑战。随着疫情的好转,人们思考疫情结束后的人类生活方式与未来走向。

   总体上看,国际社会已从前疫情时代(before corona,B.C.),开始进入后疫情时代(after corona,A.C.)。它意味着人类历史的重大转型,标志着人类生活的新的选择。面对疫情给人类生活带来的重大挑战,我们需要思考人类生存的意义以及国际秩序的新局面。

   “后疫情时代”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陌生的时代。如《人类简史》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所讲:疫情结束之后,人类怎样从一种非常态的规则世界转入常态的规则世界,非常态下的一些限制性措施延用到常态的生活,会带来个人自由的侵害。他的担忧是有道理的。随着科技的发展、物质的丰富,人类可能会失去人性最重要的本质内涵,即隐私权。因为在科技“辉煌”中,人们很容易被科技的进步所迷惑,而失去人类应坚守的隐私生活。

   最近美国民主党两届总统候选人、美国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在民主党代表大会上演讲中提出:我们正面临100年来最危险的公共健康危机和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崩溃。面对前所未有的危机,我们需要前所未有的人民的运动——人民站起来为民主和正义而奋斗,为对抗贪得无厌、寡头政治和歧视偏见而斗争。他在演讲中,进一步诠释了他一直倡导的正义的理念,认为“我们所有人——都从内心渴望我们的国家建立在正义、爱心、人性的基础之上”。正义这一概念重新提出来,包括美国社会出现的“黑人的命也是命”的人权运动,也是呼唤正义的权利运动。

   疫情之下为什么社会正义成为新的权利运动的目标?社会正义为什么成为人们的热切期待?

   人类文明史告诉我们,越是经历严峻的挑战与艰难的选择时,国际社会越是要珍惜法治的价值,期待构建稳定的宪法生活。因为宪法承载着文明的历史、文明的生活与文明的合理期待。而社会正义是现代宪法的核心价值与原则,疫情后的世界更加期待重塑社会正义。

  

   疫情中社会正义面临的挑战

   全球疫情是本世纪以来,特别是联合国成立七十五年来,全球范围内所遭遇的最深刻的危机与挑战。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七十年来联合国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广泛而深刻的挑战,它是影响从国家到每个人生活的“空前绝后”的危机。同时,他在接受联合国成立75周年专访时指出,这场大流行病向我们展示了世界的巨大脆弱性。不仅表现在2019年冠状病毒,还反映在气候、网络空间的违法行为、核扩散的风险,在社会凝聚力方面存在着不平等所造成的影响。基辛格博士认为,疫情以后即便各个国家采取措施,但也很难回到原来的国际秩序,因为疫情会改变国际的政治秩序、经济秩序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面对前所未有的疫情,各国普遍采取了包括宣布紧急状态在内的各种措施,限制了公民的一些自由。国家负有保障人权的义务,但为了保护公民的生命与健康,以公权力限制公民的一些自由是必要的,也是正当的。但是,任何时候公权力不能被滥用,无论是疫情期还是疫情后,对基本权利的限制要符合法律保留与比例原则。即使合法地限制公民自由的正当性措施,也要受到公权力不得滥用原则的制约,遵循法治原则。因为法治体现了正义的基本价值,如不能有效捍卫法治,正义原则便无法落实。

   但疫情中,我们看到有些地方以“法治”名义过度限制公民权利、自由;疫情后,有些地方将非常态的法治直接转为常态下的法治,把非常态下采用的一些规则、程序、方式以及思维直接延用到疫情结束后的日常生活之中。如果这种现象继续存在,将会大大压缩人们享受自由的空间,导致正义原则的削弱。

   在疫情中,自由与秩序、自由与生命权之间发生了冲突,如何以人的尊严为基础,维护社会正义之下的宪法秩序?宪法秩序以自由、秩序与公共利益为基本要素,这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基础。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对生命的认识,只停留在“活着的权利”,过多地赋予其“社会性”,忽略其“生物性”与“尊严性”。生命至上是一个文明社会的常识,但作为常识的生命价值往往被忽略,或者出现了生命权工具化的观念。

   疫情同时对基本权利体系的构造带来新的挑战与问题。例如,基本权利之间,特别是生命权与其他基本权利之间是否存在价值位阶?基本权利之间发生冲突,如何进行价值衡量?传统的基本权利衡量基准是否合理?国家对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的保护义务的优先性如何保障?虽然不同国家的国民对于政府所采取的一些限制措施以及生命权的感悟不同,但宗教、文化等因素能否成为不以生命权为优先保护的正当理由?在生命尊严面前,对宗教自由的限制是否具有正当性理由?这些问题的讨论既涉及法律、伦理,又涉及社会正义的评价与价值权衡。

   这次疫情为我们重新认识个体、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重新定位自由主义与共同体价值固有的范式与解释方法提出契机。在宪法的保护下,各种利益主体都有自己正当的要求。但是这种个体与共同体之间如何形成合理平衡?传统的西方自由主义认为,自由的享受与共同体价值是有冲突的,但通过这次疫情,我们对共同体、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认识有了新的变化。10月4日,教皇方济各在《众兄弟》(Brothers All)通谕中谈到,疫情证明新自由主义的失败。共同体有义务来保护每一个个体的权利和自由,个体有权享有宪法规定的自由,但面对疫情的紧急情况下,我们需要平衡自由与共同体价值。

   在疫情期间,通过医疗手段来救治公民的时候,基于社会正义的要求,国家要具备足够能力,积极履行救治义务。社会正义是宪法的核心理念,要保护每个人体面的生活,确保最低限度的生存托底的生活。基于正义的力量,国家以共同体的力量帮助、保障每个个体有尊严的生活不受影响。所以,在防疫抗疫中,我们看到了正义的光辉,平等理念的感召力。疫情面前人人平等,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病毒的攻击对象;但另一方面,我们同时看到了一种深层次的社会的不平等。

   疫情不仅威胁着人类的健康,更可能带来比2008年金融危机更严重的经济冲击。例如,政府鼓励或者要求大家待在家,但是每个人的住房条件是不一样的,甚至有些人是没有住房的,那么如何保障他们体面的生活?面对疫情的时候,由于社会的不平等,经济能力的不平等,不同地区的不平等,使不平等现象更加凸显。

   在科技与疫情的关系上,疫情带来的各种挑战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这次疫情使人类有一个共同的反思就是,各国面对疫情的时候,科技发挥的作用,实际上离人们的期待还有很大差距,同时科技又带来了新的不平等。例如疫情期间,没有手机的公众是很难正常生活的,没有健康码等大量“便利”措施,有时寸步难行。疫情带来的新的不平等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实践表明,防疫抗疫最终还是靠人性与合作的力量,战胜病毒,并不完全靠科技,科技的作用是有限的。科技始终是一把“双刃剑”,它有造福于人类的一面,但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困惑,盲目的科技“崇拜”会侵犯人的尊严、人的平等权,破坏人的生活方式。

   疫情对社会正义的法治基础也带来新的反思。长期以来,我们所理解的法治功能主要是事后的追责、事后建构一种法律功能体系,但是我们忽略了法治应该发挥的稳预期核心功能。法治应给每个人安定的生活、稳定的生活、有尊严的生活,同时对未来有一个合理的期待。法治应该起到安顿灵魂与安定生活的作用,以守护社会正义的价值。但面对“无情”的疫情,以事后救济为特征的传统法治未能有效维护正义之原则,未能使国家保持强大的预防能力。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我们应重新认识法治,应通过宪法作为根本法的作用,在国家生活中构建以预防为主的制度体系。

  

   宪法与社会正义观演变

   面对疫情给社会正义提出的各种挑战,我们需要思考如何回应挑战。其中,作为基础性概念,我们需要回顾社会正义的历史演变,重新感悟社会正义的当代价值。

   正义(justic)是判断人们行为是否正确的一种评价,属于一定的社会规范。在希伯来语中,“慈善”(charity)和“正义”(justice)是同义词。这种理念源于宗教的最初表达,主要的宗教都强调社会正义和对穷人的关照,如佛教主张关照穷人,基督教主张“像爱自己一样爱你的邻居”等。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经常遇到对某种行为是否正确的评价与判断问题。从国家行使统治权的角度来看,国家行使权力的原则与效果以及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与义务等也涉及遵循正义原则的问题。

   自从正义概念产生以来,不同历史时期的学者们认为,法的最高目标是实现社会正义,而宪法作为“法中之法”应从更高的层次上体现和实现社会正义。在正义观的发展史上,亚里士多德最早对正义问题进行了研究,他把正义划分为普遍正义和特殊正义,把特殊正义又进一步划分为分配正义和平均正义。他认为“所谓平等有两类,一类为其数量相等,另一类为比值相等”。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分配正义是指不同地位、不同身份的人们按等比原则办事,即所谓不同品德的人们在社会上享有不同的政治权利、不同的社会荣誉和不同财产数额。

   之后,正义的范畴一直是西方法哲学的热门话题,形成了西方现代的社会正义思想,出现了杰出的正义论思想家。如以奥古斯都、阿奎那为代表的神学家把上帝的意志作为正义的基础,认为只有在基督教国家里才能实现正义。而近代的自然法学者则把正义与理性结合起来,把自然法、自然权利作为社会正义的基础。康德则进一步发展了正义理论,区分了道德正义与政治法律正义,认为正义行为所遵循的原则必须是普遍的道德法则。以英国政治思想家边沁为首的近代功利主义者把功利作为正义的基础,把是否达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作为社会目标。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又形成了约翰·罗尔斯、罗纳德·德沃金和约翰·罗默尔等为代表的正义论,丰富了正义观的理论框架。源于古希腊的正义观念经过时代变迁,以其特殊价值与功能影响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但是,正义作为一种社会理想,并不是西方社会所独有的观念,在非西方社会发展中也存在正义观念或正义哲学。

   正义按其应用的对象可分为社会正义、政治正义、经济正义、法律正义、道德正义等。其中,社会正义是具有广泛内涵的综合性概念,是评价法律(宪法)价值的总的标准。把社会正义作为国家发展的基本目标,是由国家发展的历史特点所决定的。基于对社会不平等的反思,人们将追求平等的期待寄托在正义的关怀与制度上。社会正义观不仅影响了国家的制宪过程,而且直接表现为制宪的指导思想与宪法文本。

例如在亚洲,社会正义观念作为亚洲宪法的重要原则与内容。如在印度尼西亚制宪过程中,建国五原则是总的指导思想,它反映了印度尼西亚宪法的基本精神。其中,第4原则就是社会正义(也称为社会繁荣)原则。提出此项原则的苏加诺认为,社会正义是使印度尼西亚摆脱贫困的原则,它将解决所有人的衣食住行问题,并在社会公正原则下生活。苏加诺同时认为,议会民主应与社会正义相联系,不仅要有政治上的平等,也要有经济上的平等。经济平等是苏加诺政治思想的重要方面,对印度尼西亚宪法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社会正义原则在印度尼西亚宪法序言中也有充分体现,如宪法序言中规定,人民主权的基础是:至高无上的神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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