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大元:后疫情时代 · 重塑社会正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36 次 更新时间:2020-11-11 15:4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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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大元 (进入专栏)  
这时我们需要平衡两种不同价值,个体的宗教信仰自由固然重要,但是为了保护宗教信仰者的健康和生命以及他人的生命,我们不得不限制宗教信仰自由。宗教信仰自由虽然受限制,但我们保护了共同体所有成员的生命和健康利益,而这个共同体利益中,也包括着宗教信仰者的生命和健康。我们看到一些国家宗教信仰者从宪法角度对这种限制措施提出质疑,认为宗教信仰自由是宪法赋予的,政府不能随意限制,但比宗教信仰自由更重要的价值是生命,所以国家为了保护个体生命以及生命共同体,有必要采取合理的限制措施。

   宪法的核心命题是,从人出发回到人,建构捍卫人的尊严的宪法秩序。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宪法伴随人的一生。宪法的使命是建构一个安全、稳定而充满理性的宪法秩序,让社会和个体能够有一个稳定的社会预期。

   在多样化的利益格局中,在不确定的风险社会中,我们如何通过宪法获得一个稳定的社会预期?宪法并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抽象的原则、概念,宪法世界是一个现实、具体而真实的世界。当宪法和社会生活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通过宪法解释,通过合宪性审查等保障制度,不断赋予宪法新的创造力、新的生命力。宪法的生命力在于实施,实践中的宪法让人们感受到宪法价值的存在,宪法其实是一种生活方式。在这次疫情中,人们可能感受最深的法律生活就是宪法生活。

   当自由、权利受限制时,这种限制是基于宪法,但政府所提供的保障措施也是基于宪法。“待在家里,拯救生命”是全世界抗疫的共同口号与价值共识。有时我们对限制措施不满意,提出是否符合比例原则的疑问,甚至质疑。在不满、质疑与疑问中,人们更加感受宪法的真实存在。从这个意义上,疫情实际上给公众上了一堂生动的宪法课。在宪法生活中,人们重新理解宪法,在生活中重新感受宪法价值。

   宪法精神就是保障人的尊严、自由的精神和价值。人们之所以相信宪法,就是因为宪法会给每个人带来自由的保障,但是在部门法中,如何忠实地体现宪法精神?无论是何种形式的立法,都不能违背宪法,行政权运行不能违背宪法,司法权也要体现宪法原则。

   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在宪法领域里出现的重大变革,并不是从制度本身的变革开始,而往往是通过一些个案推动的。比如,收容审查制度的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的废除。在个案中凝聚社会共识,即民众力量、学者力量、政府的关注和推动、媒体的力量,当然还有个案中当事人的推动。所以,宪法学的使命,特别是疫情以后的中国宪法学应该回归最核心的价值和目标,即始终以人为出发点。

   (二)将社会正义价值纳入宪法运行机制之中

   如何在社会变革中,让宪法保持足够的包容性、灵活性、适应性、针对性与明确性?自社会正义被纳入宪法体系以来,宪法在实践中发挥着维护正义、巩固正义、发展正义的功能,使社会正义成为21世纪宪法的基本特质,构建了一系列的社会正义制度体系。特别是宪法在多元利益的冲突与博弈中,保持其包容性与明确性是十分重要的特点。

   如前所述,社会正义是不断变迁的概念,与之相适应,宪法对社会正义价值的维护也是在变迁中实现的。如果没有足够的包容性以及规范上的明确性,社会正义的维护是难以实现的。作为社会主义宪法的核心理念,社会正义对于展现社会主义宪法的社会为本的一系列原则具有重要意义。

   (三)重新认识社会正义原则

   传统意义上社会正义原则往往被塑造为“使社会弱势群体获得最大利益”,要求政府在收入再分配问题上,将弱势群体置于更突出的位置,让更多的人分享发展与改革的成果。于是,“特殊群体”“特殊主体”“弱势群体”等表述成为维护社会正义的代名词或者标签。

   对社会正义的这种解读并没有错,但至少不完整,有时过分拘泥于对“弱势群体”的父爱主义的关照,反而消解了社会正义本身拥有的价值内涵。这种观点把基于尊严、自由为出发点的正义原则仅仅解释为分配正义的层面,从而把国家对社会主体权利的义务转换为“生存关照”的社会义务的履行。这种正义观无法回应“后疫情时代”人们对社会正义的新期待,容易成为“正义”名义下的一种工具化的手段,无法为正义实现提供有效的保障。

   因此,有必要从维护“弱势群体”的正义观,转向以尊严为核心理念的正义观,赋予国家更多的实现社会正义的义务。这一理念应成为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优势。同时,要解决好“就业这个紧箍咒,使人们在没有传统就业的情况下,也能过上有尊严的日子”。同时,有必要研究“全民基本收入问题”(universal basic in come,UBI)。这就要求国家发展观的转变,即国家发展始终以社会正义为基础。

   (四)建构以生命和健康为核心的新的基本权利体系

   在“后疫情时代”,在基本权利体系中,如何优先保障生命权和健康权?这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基于自由主义传统下形成的自由权与生命权之间出现冲突时,以哪一种权利为优先?在疫情期间,这一问题引发了不少国家学界的争论,如在德国。当基本权利之间发生冲突时,宪法如何建构一个良好的制度,优先保障生命和生命权,让生命权成为一个最高的权利形态?当个体生命由于自然灾害、传染病、战争等冲突受到威胁的时候,宪法如何提供有效的保障机制?我们需要重新来认识生命在整个法治体系、国家发展中的地位,重塑一个有效保障生命的制度。

   2020年4月召开的二十国集团(G20)会议上,对防疫抗疫问题,不同的国家表现了不同的考虑,难以达成基本共识,但有一点上是有共识的,G20宣言中的第一条就是维护生命的尊严。G20国家中,中国主张病毒没有国界,全世界要团结合作,共同来应对疫情。虽然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西方国家有不同的想法,但大家都认为人类文明最高的价值是个体平等的生命,生命价值是没有优劣之分的,几十亿人面对同一个病毒的时候,每个人生命都应该受到平等保护。在基本权利体系中,要重新认识和反思生命价值,提升生命对宪法体制中的重要意义。

   (五)变动中的国际秩序与正义

   宪法学必须考虑国际秩序的变动与不确定性。宪法发展不能离开国际秩序,宪法要回应国际秩序的变化,不能回避宪法的“国际化趋势”。因为人类的共同体、生命的共同体、命运的共同体已经把宪法和国际秩序连在一起,无论是政治秩序、经济秩序,还是全球化所带来的一种新的变化都需要宪法的回应。如前所述,进入后疫情时代,人们对于公正、正义、公平、自由的期待会越来越高。我们已经经历了自由被“剥夺”的生活,这种生活也许仍将持续。这种不确定性,无疑给人们带来更多的不安与焦虑。

   面对特殊的紧急情况和公共危机受限制,人们更加珍惜自由,对比例原则的期待越来越高。人类文明史,也是宪法的发展史。每次人类遇到严重危机的时候,都需要宪法出场。因为宪法中承载着令人自豪的历史,现实的主流价值观以及对未来的合理期待。国家治理本质上是一个宪法能力的建设问题。因为宪法已经成为国家的软实力。

   疫情是不分国界的,社会正义不仅体现主权国家的价值体系与安全,同时涉及世界文明价值与正义的分配问题。社会正义已延伸到“全球正义”“国际正义”,树立全球正义观,消除贫困、不平等,保护移民、难民、儿童等主体的利益,改变“国家之间只有利益,没有正义”的传统观念。2007年11月26日,联合国大会宣布,将每年的2月20日确定为“庆祝世界社会公正日”。2020年主题是“消除不平等差距,实现社会公正”。

   国家与国家之间除了科技的竞争之外,最本质的竞争是制度的竞争,而制度的竞争集中表现在宪法体系与运用能力,也就是宪法能力。通过疫情,我们看到,不同国家因制度之间的差异,面对疫情所采取的措施、观念史不一样的,对生命的保护和经济发展关系的认知也不尽相同。在中国,我们始终以每个人的生命与健康为优先,坚守“生命至上”,不惜一切代价挽救生命、捍卫生命。尽管我们的防疫抗疫制度并不完美无缺,也有不少改进的空间,但通过防疫抗疫所传递的价值观,就是国家的价值观——人的生命保护是优先的。

   (六)充分发挥宪法的稳预期功能

   宪法稳定是国家稳定的基础,也是社会凝聚力的纽带。习近平总书记谈到法治功能的时候,强调法治应发挥“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作用。其中,法治的稳预期功能是值得学界认真思考的问题。通过这次疫情,我们需要一个稳预期的法治观、稳预期的宪法、稳预期的宪法学,学者不能当“事后诸葛亮”,需要建构稳预期的宪法制度。

   为了有效地实现社会正义观,应从反思法治功能做起,强化预防性法治,“将预防关口前移,避免小病酿成大疫”,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如前所述,从正义与健康的关系看,正义的维护贵在预防性法治,事先消除不公平的社会现象,平等保护,使正义成为人们能够感受与体验的生活方式。

   一旦社会正义被挑战,人民会失去对正义的期待,整个社会会缺乏发展动力与凝聚力。即使在个案中损害正义后可以修补,但其成本很高,在修补的正义形态中,人们缺乏对正义的持续的追求。因为被“伤害”的正义再次获得社会成员的信任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因此,对“迟到的正义也是正义”这一名言也需要赋予新的内涵。正义如同生命,一旦伤害就难以恢复其内心的期待。

   特别是“后疫情时代”,经历了各种“自由”不得不被限制,人民对正义的期待越来越迫切。如再出现羁押26年后无罪释放的张玉环案这种冤案,人们心里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不能在神圣的社会正义的旗帜下,让享受正义的主体过多地承受“不正义”的压力。其实,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疫情的考验,个体的内心是十分脆弱的。因此,预防性的社会治理,“关口前移”的法治治理是十分重要的实践命题。法治是实现稳定平等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凝聚社会共识的最大公约数,在稳定的法治中社会正义才有可能保持其应有的价值。

   在国家发展战略中重视人权、重视健康权、重视生命权保护以及建构良好的公共卫生体系的国家,对疫情的应对能力是比较强的。“一个社群的成员,是通过某种关于人生价值、生命意义的共同意识,以及一系列建立在有关世界和美好的独特愿景基础上的意义而联合在一起的。”

   在国家发展中要将正义价值作为优先的目标,从国家正当性中为实现正义提供制度性供给。基于我国宪法上的人民与国家的关系,不是人民为国家而存在,而是国家为人民存在。在这种社会主义宪法正义观下,国家发展中应充分体现正义哲学,消除不公平的现象。

   社会正义要求国家履行最低限度的社会保障义务,为民众排除各种社会风险。例如,在这次疫情中,除中国外,在国际上防疫做得比较好的国家之一是德国。德国不仅死亡人数低,而且整个国家的社会保障,以及人的尊严理念的维护值得积极评价。医生和护士的人数配置,强制保险和个人医疗保险的有机结合,医疗保障方面的支出在整个德国的GDP当中比例比较高。德国宪法上的“社会国”原则实际上奠定了社会保障领域国家维护与管理正义的能力。其特点是,重在平时的预防,建构良好的医疗保障制度,使一个国家遇到各种风险的时候能够有效应对。

   结语

   总之,进入“后疫情时代”,人类将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我们要认真地对待宪法,认真地对待社会正义。依法治国的关键是依宪治国,核心是树立宪法权威,让宪法成为共和国最高的法律。依宪治国的基本要求是,尊重宪法、维护宪法、信仰宪法,要形成维护宪法的共同体意志,使宪法得到全面的实施,使社会正义成为人类的生活规则与人生哲学。

  

   本文刊于《中国法律评论》2020年第5期思想栏目(第43—56页),为阅读方便,脚注从略,如需引用,请参阅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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