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大元:后疫情时代 · 重塑社会正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36 次 更新时间:2020-11-11 15:4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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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承认并允许在一定范围内的合理差别。所谓“合理差别”指的是具有合理、正当理由的差别。平等权的相对性允许合理差别的存在。

   在特定历史时期、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差别是具有合理性的。如果完全不承认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的合理差别,机械地、简单地以平等理念理解和处理各种宪法问题,就有可能导致均等主义,客观上混淆自由与平等的界限,甚至会扼杀自由的价值。但“合理差别”的判断也是有界限的,理念上要符合正义原则,以价值主义控制功利主义。在特殊情形下,在生命权的平等保护上人类有时不得不采取无奈的选择,但对国家而言,由于资源的不充分而采取生命权的“选择性保护”,会带来国家义务履行的道德风险。因此,在现实生活中,既不能把平等权泛化,也不能把平等理解为平均主义,要正确区分合理差别与不合理差别的界限。

   同时,性别平等是实现正义的重要标志,正如世界银行政策报告所提出的“促进性别平等的关键因素是为两性建立一种制度上公平的‘赛场’”。性别平等是现代正义观的基本内涵,特别是性别上的大量不平等直接冲击着社会公平,使社会正义失去了应有的价值。

   (四)社会正义与生命

   生命是万物的尺度,在世界上没有比生命更为宝贵的存在。生命至上包含着五个要素:生命的神圣性、生命的符号性、生命的珍贵性、生命的必然性以及生命的脆弱性。同时,生命至上理念不仅包含对活着的生命的尊重,同时包含对逝者生命的尊重。

   生命权是以生命为基础形成的权利体系,是现代宪法下具有优先性的权利。从宪法发展史看,生命与生命权是不同的概念,有生命未必拥有生命权,生命权的构成则以生命为基础。比如,我们强调生命至上并不是否认尊严,也不排斥自由,但如没有生命权的支撑,生命所体现的尊严与价值是无法得到保障的。在这个意义上,没有对于生命的优先保护,奢谈其他价值,要么是忽略了个体性的价值,要么是混淆了价值权衡的层次。

   从生命到生命权的演变是人类宪法文明的一个成果。正是有了宪法制度,才有可能把生命上升为生命权,并作为基本权利的前提,为生命的神圣性提供宪法依据。

   在宪法体系中,生命权居于优先地位,只有生命权受到尊重和保障,才有可能实现宪法规定的国家目标,其他基本权利与自由才有意义。以生命至上为核心的宪法精神要求所有公权力都要尊重生命、保障生命、敬畏生命、履行保障生命的宪法义务。因此,生命并不仅仅是“活”的权利,生命是有尊严的,需要公权力的尊重与关怀,对社会正义的尊重也是对个体生命的尊重。

   (五)社会正义与健康

   在社会正义与健康问题上,传统的学理解释似乎把健康流离于正义范畴之外,健康权并没有被纳入正义价值体系中。这是我们对正义价值的误解。基于正义的内在价值,人类的健康自然成为正义所追求的目标与内容。特别是面对严峻的疫情,从实践理性的视角,需要把正义与健康有机结合起来,使正义获得更广阔的价值空间。

   人类健康权的基本要义是,人最重要的并不是物质,而是健康,使人人达到《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2条第1款规定的“享有能达到的最高的体质和心理健康的标准”。公约所要求的健康不限于得到卫生保健的权利。生命与健康是人类享有一切权利与尊严的基础。优先保护人的健康,就要始终把人作为主体。人民健康,拥有安全感,拥有尊严,是国家存在的目的与基础。当社会出现不公平、不正义,食品不安全、环境污染的时候,国民是没有自我安全感的。国民有安全感,国家就有安全感,所以国民健康是国家安全的基础,也是人的基本尊严。社会不平等直接损害人类健康,“在实际生活中,不仅健康情况与不平等的其他方面直接相关,社会不平等也反过来影响一个人的健康状况”。

   健康权是当代基本人权的重要内容,赋予了人权在一个创新与发展的时代新的内涵与价值。健康权已经成为人类应当享有的最基本的人权,成为国际社会共同保障的基本权利。人类的健康权成为基本权利与尊严的基础,这是人类的价值共识。

   创新发展是当代中国发展的理念,但创新的本质在于人的自我突破与完善,这必须以整个民族健康作为基本前提。享有健康权,有助于确保人作为创新主体的素质,倡导自由,为创新发展提供新的动力与支持,建立在个体尊严基础上的国家理性。如果我们每一个人不能要求国家和社会尊重我们获得、享用、分享安全的权利,则健康权也就失去了立足之地;如果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在一个共治的秩序里充分保障健康权,则健康权也就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

   随着技术的发展与社会的变化,传统的生存权已经不能满足人类对于生命本质的理解,已经不能满足人类在信息时代应对新挑战的需要。一方面,今天我们要追求有尊严的生存与高质量的生命,但由于食品安全和环境污染影响人们的生存环境,对健康权的关注、健康权的保障成为一种超越传统生存权的一种新的权利形态。另一方面,信息载体与工业技术的结合,进一步给健康权带来挑战,食品安全治理也面临着新挑战,考验着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能力。

   我们处在一个信息全球分享、流动的时代,分享、开放满足了我们对更丰富生活的期待,同时在“后疫情时代”,人们对健康的关注也让我们对于透明、真实、及时、科学的信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而,健康权必然蕴含着信息披露与分享的请求权,这是一个信息时代对权利内涵的新拓展,也意味着国家和政府履行信息公开的义务,对此国际社会对正义、人权与健康权的平衡提出了新的指南与标准。

   例如,世界卫生组织于2020年4月21日发布了《将人权作为2019年冠状病毒应对的关键》(Addressing Human Rights as Key to the COVLD-19 Response)的文件,该文件提出健康与人权的考量问题,强调将人权本位进路(human rights based approach)整合到病毒应对的重要考量因素,包括污名和歧视、防止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对弱势群体的支持、检疫和限制措施以及供应和设备短缺等。这一指南体现了伦理的指引,以人权所体现的价值凝聚国际社会的基本共识,其中正义的维护是实现人权最基本的要求。

   同一时间,联合国也发布《2019冠状病毒病与人权:共同应对》的声明。该文件考察了生命权和保护生命的义务、健康权和获得卫生保健的权利、迁徙自由以及关涉弱势边缘群体的平等、不歧视和包容的权利等。同时认为,严厉的安全措施会加剧对和平与安全的现有威胁或造成新的威胁。最好的对策是,在法治保护人权的同时,运用安全措施对直接的威胁作出符合比例的应对。

   5月5日,欧盟理事会也发布《冠状病毒大流行时期的人权声明》(EU Declaration on Human Rights in the Times of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重申“尊重所有人权仍然是抗击此次大流行和支持全球复苏的关键”。这场冠状病毒大流行的社会经济后果对妇女、儿童、老年人以及所有弱势群体的权利造成了不合比例的影响。基于此,理事会特别强调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应当是包容的和性别响应的(gender-responsive)。同时,提出“任何人都不应该被遗忘,任何人都不应当被忽视”。

   (六)社会正义与秩序

   一谈到秩序,我们很容易把它与自由和正义对立起来,或者理解为消极概念。在防疫抗疫中,自由、正义和秩序都是宪法所追求的价值。在宪法框架中,秩序既体现在政治共同体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也体现在各个领域的国家目标中。同时,秩序体现在以公民义务为基础的政治秩序,以法治为基础的国家社会生活以及社会生活中形成的惯例与规则。社会规则的构建与维系是通过社会权力的自治性,而自治性的维护中,又要防止社会权力的过度“公权力化”。

   在宪法价值上,秩序本身具备正当性基础,即以实现人的自由为目的。秩序存在的目的是自由的保障,自由需要在宪法框架里得到保障,也必须以合理的秩序作为基础。如果把自由和秩序对立起来,有可能使自由的保障处于不确定性的状态。所以,从政治共同体的历史发展到宪法上的国家发展目标,以及宪法中规定的个体和公共利益的平衡上,我们需要从秩序的正当性来理解宪法的公共性,并以宪法所体现的正义原则消解自由与秩序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

   法治以宪法为基础,自由和秩序的最终的统一、平衡、协调,利益的权衡应基于宪法的判断。如果一个社会缺乏社会共识,那么会导致每个个体的焦虑、不安,甚至是有时候会感到一些恐惧,如何消除人们这种不安的生活状态?让人类生活具有确定性,生活的安定性,同时对未来生活具有稳定和合理的一种期待就是宪法。宪法是人民通过制宪权构建的一种公共生活,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具有最高效力。当我们通过宪法把共同体的一种价值上升为一个共识性概念的时候,宪法已经成为人类生活的一部分;当社会生活中包括自由和秩序发生冲突矛盾,我们感到一些自由受到限制的时候,我们要依赖于宪法规定的正义价值,并以正义原则进行合理的平衡。

   不同国家的宪法制度有差异性,但这次近二百多个国家都卷入疫情之中,不同国家所采取的措施也有很多相似性,包括采取紧急状态措施。很多限制措施是以宪法的名义采取的,社会成员的认可度高,也是基于对宪法的尊重与期待。因为大家知道,这是宪法体现的保护生命的价值,为了大家的生命安全,宪法不得不作出限制性措施。

   在以正义为基础的理性与对话的平台中,自由、正义与秩序共同构成宪法秩序与文明的生活方式。政府维护秩序也是法律赋予的,但我们要认识到,秩序的存在和秩序的构建是为了自由的保护,所以不能放弃自由而建构所谓的秩序。国家的发展、国家的目标和个体的自由之间,积极寻求平衡的有效机制就是社会正义原则。

  

   重塑社会正义的途径:凝聚宪法共识

   “后疫情时代”会怎么样?如何预测未来的人类生活以及法治?对“后疫情时代”法治的挑战,国外学术界提出了不少新的学术观点。而国内学术界对疫情与法治关系的问题,关注点仍在于立法与修法,缺乏从理念、价值、未来人类文明以及思想性、原创性与基础性原理的探讨。当然,立法和修法是重要的,比如生物科技方面,我们需要制定法律;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的应对法等法律如有短板,需要修改。

   但是面对“后疫情时代”的重大课题,立法和修法并不是根本性的问题,我们需要关注基础性、原理性与前瞻性的研究。通过疫情,我们需要思考一个问题,即民众非常期待法治能够为我们每个个体健康、生命提供保障,如果法治不能回应民众的要求、回应这个时代的要求,法治就会失去生命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共建共治共享拓展社会发展新局面。要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更加注重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一)更加重视宪法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凝聚宪法共识

   如何形成自由、正义与秩序价值的统一?基本途径是,以宪法共识确立和寻求自由与秩序的统一。宪法为什么成为一种共识的基础?因为宪法是人民创造的国家生活规则,是共同体的最高规则,是一个能够提供自由与秩序相互统一的平台。如前所述,在生命与人身自由价值平衡中,如选择一种优先保护的价值,我们只能选择生命。有人说,尊严比生命重要,为尊严可以放弃生命。这种逻辑是经不起宪法考验的。因为尊严已进入生命权价值体系中,从生命到生命权的提升,最重要标志是尊严已融入生命之中。又如宗教信仰自由是宪法规定的一个重要的自由,它是一种内心的精神自由。

但是,在疫情面前,宗教信仰的自由、宗教活动也应受限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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