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大元:后疫情时代 · 重塑社会正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36 次 更新时间:2020-11-11 15:4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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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大元 (进入专栏)  
公正和文明的人道,印度尼西亚的统一,协商和代表制指导下的民主,以及关于印度尼西亚全体人民的社会公正的实现。

   有一些亚洲国家把社会正义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依据,如《巴林宪法》第7条第5款中规定,在兼顾经济基础和社会正义前提下,法律规定地主和佃户之间的关系;第10条第1款中规定,国民经济以社会正义为基础。在有些国家,社会正义是国家基本政策,如《菲律宾宪法》(1987年)第10条中规定,国家应在本国发展的一切阶段,促进社会公正。在实行君主立宪制的亚洲国家中,社会正义原则作为指导国家政治生活的社会原则在起作用,如《卡塔尔宪法》第7条中规定,国家致力于为所有公民提供平等机会,使他们享有能够在保障社会正义的法律指导下工作的权利。还有一些国家,把社会正义作为限制人权的界限,如《土耳其宪法》第5条规定,努力消除一切限制个人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同社会的法治的国家原则及社会正义原则不相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障碍。

   在宪法与社会正义观的演变史上,1919年魏玛宪法以前的自由主义的宪法世界中,人类享受了自由权,但没有体系化的社会权。1918年苏俄宪法——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的诞生,给传统的人权体系注入新的血液,社会权成为人权体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同时拓展了社会正义的新领域。可以说,1918年苏俄宪法和1919年魏玛宪法共同开创了一个自由权和社会权有机结合的新的权利体系。因此,社会正义并不是西方文明的专利品,它的思想来源是社会主义国家宪法的正义观。人类需要自由权,同时也需要社会权,防御国家权力的滥用。这次疫情让我们看到了如果没有国家的积极干预,没有国家强有力的社会保障制度,光靠个体的力量,靠自由权本身的力量,难以有效地保护个体的生命与健康。

   在个人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调和上,魏玛宪法之前的宪法是自由立宪主义的宪法,宪法的目的在于控制公权力,保障个人自由。但自由立宪主义的弊端在于,国家在基本权利的具体实现方面并没有发挥多少实质性的作用,直接导致社会结构性的不平等。受20世纪初苏俄宪法的影响,魏玛宪法回应了德国人民对于社会公平正义、国家救助的期待。魏玛宪法重视个人实质自由、多元价值及社会公平正义等的实现,强调国家通过积极的行为,让公民享有最基本的物质保障。

   在权利体系的变化上,18、19世纪的宪法以“自由权”为本位,强调基本权利是用来对抗国家的一种消极性人权。自由权被称为第一代人权。在苏俄社会主义宪法影响下,魏玛宪法强调社会弱者的保障,强调社会公平的权利。魏玛宪法专章规定了有关经济、社会、文化等权利,德国人民有请求国家给付的权利。这些权利即“经济文化权”,属于积极权利,依赖于国家的财政给付和再次分配。可以说,魏玛宪法是第一代人权向第二代人权转变的“分水岭”,体现了新型的权利观,对其他国家宪法体系的转变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自由权和经济文化权至今仍是宪法基本权利的通行分类。

   在宪法观念的变化上,社会主义宪法扩大了宪法的调整范围,宪法不仅是规范公共权力的政治宪法,还具有了个人实质自由保障、市民社会构筑及社会正义实现的社会宪法属性。此外,社会主义宪法对经济制度进行了系统的规定,例如依赖于国家财政支出的社会救助与保障制度、公有制和私有制的调和、私有财产权与公共财产的并存等。这些规定使宪法更加包容开放,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现代宪法充分体现了社会正义的价值,使经济文化权、福利国家和国家救助等成为普遍的宪法实践。因此,坚守社会正义的价值并在实践中全面实现正义是社会主义宪法的本质要求。

  

   变革中的社会正义范畴

   社会正义是在多元的利益平衡中演变的。作为人类共同价值观的社会正义,具有自身的逻辑与范畴,并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拓展其内涵。因为“世界上不同的文化和宗教或许在许多重要的方面有所不同,但它们都在关注公平和公正。这表明人类有一些共同的基本价值”。

   当然,由于不同国家传统与体制不同,各国存在不同的评价社会正义的标准与实现方式。

   (一)社会正义与尊严

   人的尊严是古老而崭新的命题,是所有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都不能回避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的尊严是跨越时空、跨越知识领域、跨越文化与制度的共识性概念,人类发展史就是不断发现、确认与保障人的尊严的过程。从学说史的演变看,人的尊严理念滥觞于西方文明发源地的古希腊,并伴随着历史变迁不断滋养着现代文明与制度,体现为人权文化。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人的定义与人的哲学成为超越制度与文化的价值共识,赋予国家的理性与德性。人是理性、自治的主体,先于国家而存在,任何时候人应成为终极目的,国家存在的正当性在于尊重人的主体性,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不得把人看作一种工具、客体或手段,国家的一切行为不得损害基本人权与人的尊严。

   人的尊严在法治框架下既表现为抽象的理性概念,同时也体现在宪法和国际公约之中。人的尊严之所以受到如此的重视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并非某一因素所能决定的,其中正义理念的演变以及宪法中的体现,使人的尊严获得正当性。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缺乏共识的年代,人类最宝贵的财富——人的尊严,容易被边缘化与“碎片化”。如何捍卫人性,如何保障每个人的体面生活?只有在正义与尊严的关系中,才能寻求尊严的确定性,并通过正义的共识,维护现代文明的价值。

   基于人的尊严性,人只能作为主体而存在,这是现代社会正义必须坚守的基本价值立场。在人的尊严与正义问题上,往往涉及学术自由的评价。无论是正义还是尊严的价值上,学术自由必须遵循其宪法界限。宪法保障的科研自由要遵循“造福于人类”的宗旨,尊重生命的尊严,科研本身要受制于人的尊严、生命权等宪法权利和价值,科研成果不能伤害人类自身。

   比如,在克隆人技术问题上,国际社会不仅反对生殖性克隆,同时也反对治疗性克隆。所谓“生殖性克隆”是克隆无性繁殖的人,而“治疗性克隆”即从克隆胚胎中提取干细胞,然后将其培养成人们所需要的各种器官。个别国家主张不应禁止“治疗性克隆”,要为需要治疗的人提供帮助。但生殖与治疗性克隆技术之间是否有一个明确的界限?进行治疗性克隆的技术很容易发展为克隆人类的技术。实际上,生殖性与治疗性克隆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如不对治疗性克隆进行严格限制,会导致人的尊严的毁坏。

   通过对两次世界大战的深刻反思,人们更加珍惜人的尊严的价值。以德国基本法为代表,人的尊严与人权保护成为宪法理念中的核心关切。德国基本法开篇即以人的尊严统摄整个法秩序,奠定了人的尊严作为基本法价值秩序的根本地位,于此基础上,德国基本法除既往宪法确认了的科学学术自由的保护,科学研究的促进,也在联邦立法权的部分强调了“基于和平目的利用核能”,“人工授精、遗传讯息之研究与人为改变及器官与组织之移植”等立法的宪法界限。虽未明言具体因应原则,但特别明确其立法权限,将之载入基本法,同受人的尊严为核心的价值秩序的约束,体现科技发展的宪法精神,国家即便大力推动科学研究,但也要受到宪法的控制与约束。

   基于维护社会正义之目的,应从尊重生命尊严的基本立场出发,确保技术的理性,不能逾越人的尊严与社会正义的底线。否则会造成当今世界科学技术非中立化、人的尊严边缘化、人类生活工具化、科技政策庸俗化的局面。为此,我们需要采取预防措施,将科技发展纳入宪法理性的轨道,以审慎的态度对待科技发展,并积极回应民众对维护人性尊严的关切。

   (二)社会正义与自由

   人类文明史同时也是人类不断争取自由的历史,自由是宪法体制的最高价值。宪法作为自由之法,始终将捍卫自由作为自身的使命与价值。自由是多元的概念,在宪法规范体系中,自由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是每个人的自由,自由是一种个人的选择权,也是国家发展的基础。自由通常指人类的自我支配,是主体实现自我意志的权利,是一种自我选择权。自由在中国宪法上,既体现在争取自由的历史观、国家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时也体现在国家的发展目标以及宪法上的基本权利形态,如宪法上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游行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人身自由,等等。因此,我们对自由的态度与认知,实际上是对宪法的态度,对自由的尊重,也是对宪法的尊重。2018年宪法修改,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写入宪法,自由与法治、公正、平等共同构成国家价值观。

   从国家价值层面,把自由这一神圣的价值纳入宪法规范体系,使国家发展目标更加清晰,构建一个以自由为基础的国家观。特别是《宪法》第33条人权条款实现了对自由价值的拓展与规范化。宪法上的基本权利是一个有机体系,以自由价值为基础。所以,通过宪法我们分享自由,在社会正义原则下不断扩大自由领域。无论是政治自由还是经济自由、艺术与文化自由都会让每个人过着有尊严的生活、体面的生活。

   宪法规定并保障自由是实现正义的基本要求。因为只有自由的保障,才能保障每个个体的尊严,让每个人充满活力、充满创新,这样才能够让国家保持应有的活力。没有自由的保障,国家不可能获得不断发展的活力,正义理念是无法实现的。在这次疫情中,确实有些公民的自由受到限制,这种限制是合理的,但我们不能把公民人身自由等限制常态化,也不能因限制某种自由,而忽略对自由的尊重,否则社会正义的原则就会受到损害。对公民来说,在特殊时期,越是自由受到限制的时候,越感受到自由的宝贵与重要。

   (三)社会正义与平等

   在平等与社会正义的关系上,疫情进一步凸显了社会结构的不平等,甚至暴露出社会深层次的矛盾与冲突。长期以来,法学理论热衷于实质平等与形式平等的界别,强调形式平等的重要性,客观上淡化了实质平等的正义价值。国家在制定公共政策的过程中满足于形式平等(机会平等),但对社会正义所需要的实质平等的落实并没有建立制度性的保障。

   平等与正义价值在社会发展中如何保持良性互动是发展理论首先关注的重大课题。过去四十多年形成的四种思想或者范式虽然提供了不同的思路与方法,但并没有从制度层面有效解决发展与正义、正义与平等的张力问题。“人们由于出生于不同的国家而面临机会方面的不公平反映了各国间政治与经济历史的差异。”因此,规范上的平等概念应赋予其更多的正义价值,在保证机会平等的同时,要实现实质的平等。在社会领域中,存在的各种不公平现象破坏了正义原则,需要回归正义之本源,在平等的机遇与环境中让人们分享社会正义。社会正义并不要求绝对的平等,也不是追求一步到位的实质平等,但机会平等的维护与实质平等价值之间的逻辑链条是不可忽视的。

   机会平等虽成为实现正义的基础性前提,但从客观情况看,“公共政策必须将结果不平等置于与机会不平等同等重要的地位,这是因为结果不平等是行动者促使政府积极响应他们需求和利益的影响力不对称的表现之一”。世界银行在报告中特别关注的平等价值是,“如何消除那些个人不能控制的、但对结果和追求结果的行动有强大影响的外在环境对个体产生的不利条件”,即以个体无论付出多大努力也无法改变的事实为由实施不同待遇时,这类政策或者法律会构成歧视,直接抵触社会正义原则。

如在这次疫情中,围绕生命权平等问题引发了争论。当医疗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能否以年龄作为标准发放呼吸机,这种标准是否属于合理差别?是一体保护,还是有差别的保护?哪种标准更加接近社会正义原则?生命本身的机会也遇到不平等问题。平等的确只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而非绝对性的概念。在社会生活中,由于个人能力、社会环境、文化程度等方面的差别,不同个体之间客观上存在一定差异。宪法保护的平等权并不完全禁止差别,(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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