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秀明:一场迟到了的“学术再发动”——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意义、特点与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9 次 更新时间:2020-11-06 08:40:09

进入专题: 当代文学史料  

吴秀明  

   内容提要:作为一场迟到了的“学术再发动”,当代文学史料研究虽然迄今仍处于迟滞乃至不被理解的状态,远未达到人们所期待的历史化和知识重构的要求,但它毕竟在推动学术创新和纠谬辨正等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取得了不少阶段性的成果。对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来讲,比较突出、最具难度的是,因与现实政治同构而导致的档案化和诸多非学术因素的干扰,以及空间延展和传播媒体变化而催生的新史料问题。对此,我们应该超越狭隘、功利和短视的思维观念,站在“与古人处同一”而又超越的大文化立场进行观照和把握。

   关 键 词: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学术创新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2015年重点项目“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及其主要路径与方法”(15AZW00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吴秀明,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

  

   当代文学在经过半个多世纪发展以后,学科建设的重要性日益突显。人们厌烦了“以论代史”“以论带史”的阐释模式,也不再满足于过于主观的“感觉式”、“批评化”的评判思路,而是广泛借鉴传统朴学和西方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按照“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向着带有学术转向性质的学科重构的方向挺进。21世纪以来的这十几年,不仅一部分溢出校院的批评家从“广场”撤回“岗位”从事学术研究(也包括一部分批评家退出文坛进入高校),而且原有从事研究的不少学者也开始有意识地借鉴古代文学、现代文学的治学经验,将当代文学研究当作一门“学问”去做,有的还主动从詹姆逊的“永远的历史化”那里寻找外源性的资源。于是,一场迟到了的“学术再发动”的历史化思潮不期而至,遵循学术研究的基本规律和基本规范,强调学术的自足性和规范性,重视文献史料和知识谱系,成为许多学者的共同追求。

   本文拟在这一历史化的大背景下,对当代文学领域重要而又常常被忽略的文学史料研究试作探讨。在中国古今贯通、环环相扣而又异同并呈、阶段性特征分明的文学史上,当代文学史料工作无疑是很薄弱的。在史料发掘、整理与研究方面,它不仅根本无法与体大思精的古代文学史料媲美,就是与具有异质同构关系的现代文学史料也有相当距离——现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史料相比尽管稍逊风骚,但其史料搜集整理如今已大致成型,史料意识也相对比较自觉,还推出了一批较为成熟的研究成果。这种情况,既给了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沉重压力,也为它的提升和发展留下较大的余地。

   一、“历史补课”的总体背景与态势

   众所周知,文献史料是中国学术研究的一个传统,从汉代朴学到清代乾嘉学派,中国学术煌煌成就几乎都围绕文献史料展开。陆侃如先生将文学史的工作,分为朴学的工作、史学的工作和美学的工作这样三个步骤①。所谓朴学的工作,就是史料的搜集和考证,位列第一,可知史料在老一代学者心目中的重要地位。然而近世以降,受“考据化”向“阐释化”转换的整体学风的影响,加之政治意识形态、西方各种主义“强制阐释”和世俗功利等诸多因素的合力作用,这样一种传统学术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不说全然断裂,也是岌岌可危。熟悉古代文学研究版本、目录、辨伪、辑佚等一套“整理和鉴别文献史料的学问”②,并运用于研究实践的,几乎乏人可寻。这是一个时代学术之不幸,并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钱理群指出,“中国现代文学始终是在古今、中外关系中获得发展的,这就要求它的研究者必须具有学贯古今、中西的学养”③,像王瑶这样的学科开创人一代学者,大都具有这样的学养。但这一传统,“从第二代开始,就被中断了”,在拒绝一切中外文化遗产背景下“成长起来的第二、三、四代学者,总体上都存在着知识结构上的巨大缺陷。这样的学科发展所提出的学贯古今中西的客观要求,与几代学者自身知识结构的缺陷,两者之间形成了巨大的矛盾,成为制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科发展的长远的、根本性的因素”。④当代文学学者同样也存在这种“知识结构上的巨大缺陷”,甚至更突出。当然,物极必反,它在促使学者深刻反思的同时,也为如何在这方面进行“历史补课”提供了很好的契机。

   近年来,由于受传统学术思想和知识重构思潮的影响,从国家到地方有关部门开始重视当代文学史料工作,并予以立项资助。如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就有“新中国文学史料综合研究、分类编纂与数据库建设”一项;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指南中,首次将当代文学史料(具体题目为“50-7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史料整理与研究”)列入。学术刊物也普遍加大了对当代文学史料的用稿,《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经常刊登当代文学史料方面的研究文章,《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还设有固定的“文献史料”栏目,几乎每期都刊发当代文学史料方面的文章。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思维理念逐渐弥漫升温,为愈来愈多的业内同行所接受,上升为一种治学理念——一种“基于史料”的实证研究的治学理念,对包括研究生在内的年轻一代学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一点,只要翻阅一下量大面广的现当代文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就可发现,近一二十年来研究生学位论文,不仅普遍注重引文的出处、注解、参考书和行文的规范,而且在内在的思想观念上出现了“由论向史”的皈依。长期以来没有的编年、年鉴、年谱特别是考据(在过去,它几乎被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所“垄断”),也开始出现了——不仅有与创作相关的生平人事、经历及家世方面的考镜源流,而且还有作品与原型的参照比较等考证。⑤

   有学者在总结中国学术研究规律时指出:文献史料的发现往往在思想层面上与主流文化思想构成抗争格局,“所以,文献学是具有发动学术的意义的,不应该将其视作前学术阶段的工作。一个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核心文本成为文献学追逐的目标确实是学术向更高层次重新发动的标志,同时也是学术精神的淬炼和提升”。⑥当代文学史料有所不同,也许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形成大家共同追逐的核心文本,并且在我看来,发展到了今天,要想发掘出能够彻底改变或重建当代文学整体结构和基本走向的所谓重大史料,可能性是不大的;作为一种现代的学术,它需要而且应该融涵和吸纳形而上学、辩证法等逻辑理性和科学主义等思维理念和研究方法,甚至像钱理群所说,采用“思想模型”或浪漫主义研究也无不可。不能以史料的丰富来贬低理论或取消理论的重要性,更不能沿袭传统史料工作那个“说五字之义至于二三万言”的繁琐陈腐习气,这是一。其次,尽管学界开始重视当代文学史料,形成了较好的态势,但由于诸多复杂因素,史料研究迄今仍处于迟滞乃至不被理解的状态。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史料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只是技术活或体力活,而是与政治的、人事的、世俗的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有时甚至是有禁区的,并不是随意可为,想怎么研究就可怎么研究的。这也是当代文学史料与现代文学特别是与古代文学史料的一个很大乃至根本的区别。但是无论如何,史料是当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尊重材料,重视证据,是治学者的必要条件”⑦,史料的有无、多寡、真假与否以及程度如何,不仅为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具体切实的参照互证,也是衡量当代文学学科的一个重要标准。从纯粹的学术研究角度讲,文学史料不仅仅是研究的一种工具或手段,它本身就是当代文学研究及其历史化的主体之一,成为我们研究和叙述当代文学史、思想史和学术史的重要方式。因此,不论有多少困难,都有必要将其提到当代文学研究及其历史化的“战略”高度加以重视。

   二、学术创新与政治化史料研究的特点及难度

   作为一场迟到了的“学术再发动”,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也许很难说在方法论上有多少创新。但如果不是从一般的概念逻辑出发,而是将其放在近十年来当代文学学术语境中进行考察,那么就会发现:它的提出与实践,尽管远未达到人们所期待的历史化和知识重构的要求,在水平、层次与境界等方面也都存在着不少问题,但对于推动学术创新和纠正研究中存在的含混或不当的判断,却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至少为学术创新和纠谬辨正,或如福柯所说的对研究对象进行考古学的评判,提供扎实的史料依据。

   比如一般文学史都将老舍的《茶馆》创作视作是对以前文学政治化模式的超越。但据老舍长子舒乙后来手稿的发现⑧和同事林斤澜的回忆,其实老舍《茶馆》初版本仍有当时盛行的这种“配合政治”的痕迹,“上下五场或正面或侧面扣着政治事件,人分左中右,议论分正反,命运各随政局变迁”。后来在排演时,是北京人艺的导演和演员们“进行了一场非常严肃认真的讨论……(大家)形成了统一意见”,才帮助老舍摆脱了配合政治宣传的束缚,促使他“按第二场的路子重写了一个以茶馆为中心的戏”,进入一个他所熟悉的、可以自由驰骋的天地,从而使之从“前《茶馆》”走向了“后《茶馆》”。⑨这也就是说,《茶馆》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北京人艺这个精英荟萃的艺术团体,老舍可贵之处就在于欣然接受了大家的意见。又如人们通常都认定,朦胧诗源于“文革”期间的“白洋淀诗群”,认为它是“一场革命在诗歌领域发生的征兆”,“重新确立了中国当代诗歌的峰顶”。⑩但唐晓渡、张清华等发现,事实上,它在60年代后期黄翔、哑默等贵州诗人群那里就已开始有探索了(11),这就纠正了人们对朦胧诗起点的不确观点。再比如不少文学史都将卢新华的《伤痕》和刘心武的《班主任》看作伤痕文学的滥觞。但随着视野的拓展和新史料的发现,我们得知在1978年的“地下刊物”《今天》杂志那里就已有伤痕文学,而且与文学史所说的还不一样,带有异质的成分;后来被称为朦胧诗代表诗人如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等,他们在进入体制内刊物《诗刊》之前,都曾在《今天》上发表过作品,其中《诗刊》上有些作品原本就直接选载于《今天》。近年来,在作协系统工作过的同志提供的大量一手史料,也对很多误传的史事有匡正作用。比如,坊间一直传说周扬在复出之后没有对丁玲说过一句“对不起”的话,造成文坛的长期对立;束沛德在其新著中则有文字记录表明,情况并非如此,在第三次作代会上,周扬曾对丁玲作了公开的、反复的道歉。(12)

   而与此相反,有的研究之所以对当代作家作品作出不尽确当的评价甚至产生误评,其所依据的史料,往往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有人批评杨沫笔下的林道静具有深重的原罪感(13),但据从事新文学版本研究的金宏宇证实,这个结论是从《青春之歌》再版本而不是初版本得出的;它涉及版本学问题,是缺乏版本意识所致。类似的这种版本错位引发的不当论争和批评,不仅在大陆而且在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等海外汉学研究及其文学史中也不乏其例。(14)中国传统学术是非常重视版本的,并往往以追求善本为目标。西方亦然,如韦勒克、沃伦和沃尔夫冈·凯塞尔在其《文学理论》、《语言的艺术作品》中都不约而同地提及版本校勘问题,强调文学研究“最好采用与作者原稿最接近的手抄本”,尤其是要选择一个最能代表作家“成熟的意志”和“最后决定的意志”的版本,还用专章篇幅探讨了包括版本在内的“论据的编排与确定”问题,指出“有些考订真伪和作者的问题,会牵涉到许多复杂证据问题,而且也会应用到古文字学、目录学、语言学和历史学等各方面的学问”。(15)这些都很值得借鉴。不过,由于现当代文学版本的修改更多是作家、编辑和传播在政治意识形态语境下,自觉或不自觉的(也许有迎合与被迫之分)“自我修改”或“二度修改”,所以它需要结合创作学、语言学、修辞学、释义学、传播学、接受学、阐释学的理论与方法,有一个被当代学者称之为“渊源批评”、“演进批评”的问题。(16)而这,与将重点放在“真伪鉴别”的古代文学版本研究是不同的。

可以这样说,当代文学研究的推进,大到宏观的学科和文学史,小至具体的文学事件和作家作品,像胡风、丁玲、冯雪峰冤案平反问题,两个“小人物”与批判《红楼梦》研究运动关系问题;像文学运动、文学论争、文学会议、文学杂志、文学评论、文学评奖、文学体制问题;像“文革”文学、潜在写作、人文精神、作文新概念、韩白事件;像赵树理、柳青、杨沫、莫言、路遥、贾平凹、王安忆等新经典作家;还有像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沈从文、张爱玲等现代作家晚年创作问题等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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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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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16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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