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五四知识分子通向列宁主义之路(1919—1921)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51 次 更新时间:2020-11-06 07:3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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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 (进入专栏)  
虽然感觉惭愧,但“狙公之术还不能不用”。

   显然,陈独秀是很赞同张申府的,他在回应另一位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的信中直言不讳地说:“实行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无产阶级非有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不可,要造成这样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都非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做无产阶级底先锋队与指导者不可。所以要想无产阶级底革命与专政实现,非去掉我们厌恶首领,厌恶指导者的心理不可。”北大的无政府主义者朱谦之愤怒地指责陈独秀:“你要造成一个‘名称其实’的开明专制的局面吗?果然,你的人格就破产了,你已没有再向青年们说话的余地了。你是新式的段祺瑞,未来的专制魔王!”陈独秀潇洒地将朱谦之的信在《新青年》杂志上公开发表,反唇相讥问:“主张造成一个‘名称其实’的开明专制的局面,为什么便算是人格破产?”

   一个是要不要信奉一个共同的刚性“主义”,另一个是团体里面要不要有严密的组织纪律,正是这两个分歧,让原来在北京、广州共产主义小组以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内部不少的无政府主义者,在经历了这场论战之后,都退了出去。不过,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毕竟在早期经历过无政府主义的深刻洗礼,而且大部分人是从无政府主义者演化而来,因此这层底色一直在许多共产党人内心里面弥久不散,特别是知识分子党员里面,更是如此,在后来的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要反对的“自由主义”,其实并非政治意义上的西方自由主义,而是从五四和早期建党时期延续而来的无政府主义而已。

   列宁主义政党,比其他政党强大之处在于其有强大的“信仰力”和“组织力”。无论是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孟什维克政党,皆不像布尔什维克那样,有高度统一的意识形态信仰和完整严密的组织结构与纪律。发生在中共建党第二阶段时期的这两场大论战,与社会主义的论战解决了中共的信仰问题,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明确了政党的纪律问题,从而从外部和内部纯化了思想与队伍,一步步以俄国为榜样,从柔性的“复调马克思主义”走向刚性的“一元化列宁主义”,从松散的泛无政府主义团体演化为严密的布尔什维克政党。

   当无政府主义者退出党的组织之后,并不意味着就是列宁主义的一统天下。在1921年7月由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派代表参加的一大上,在党内最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喜欢考茨基学说的李汉俊提出了三个主张:第一,派代表去考察俄国和德国革命,有了充分的比较和研究之后,再选择究竟走德国社会民主党,还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道路;第二,共产党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而非实际的劳工运动,待孙中山的革命成功之后,参加议会斗争。第三,只要信仰马克思主义,从事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不管其成分如何,皆可入党,不一定要实际参加党的组织活动。但李汉俊的主张没有被其他已经具有初步列宁主义信仰的代表们所接受。而在此之前,主持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代理书记李汉俊与在广州的党的领袖陈独秀,围绕着党纲的起草中,党的组织形式究竟采取地方分权制,还是中央集权制产生了分歧,最后以主张地方化、松散型组织的李汉俊愤而辞去代理书记而告终。李汉俊的建党思想与个人气质,非常接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的孟什维克,用茅盾的话说,“李的知识分子的高傲气质很重,坚持个人的独立见解,对一切听从国际代表的作法,很不以为然。”这样一个具有普列汉诺夫气质的观念人物,在已经纳入共产国际控制之下、选择了布尔什维克道路的中共内部,自然成为孤家寡人,也无法形成一派势力,最后的命运就是注定被边缘化。

   中共一大通过的纲领,虽然模仿的版本是《美国共产党党纲》,但从其内容来看,“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专政”“联合第三国际”“采取苏维埃的形式”等等,就是一个列宁主义的思想纲领。从党的组织形式来看,强调了个人服从组织,地方组织服从中央,要有严密的组织机构和组织纪律,也表明新成立的中共与孟什维克彻底决裂,坚定地成为一个布尔什维克式的政党。

   早期参与创党的一些观念型知识分子,虽然在思想上接受了列宁主义,但是在五四时期毕竟接受过无政府主义的思想熏陶,而且对“复调的马克思主义”比较留恋,他们喜欢独立思考,从事宣传写作,而不习惯服从纪律,过组织生活,投身于革命的行动。于是,渐渐地与组织发生了疏离。特别是列宁主义的政党需要一个有权威、又有权力的领袖,陈独秀本来就是一个充满霸气、领袖欲极强的老大,待他离开广州回到上海担任职业革命家、专职总书记之后,各种革命活动、从宣传组织到工人运动,都由他决断、落实,而共产国际提供的经费又掌握在他手中。陈独秀在党内被称为“中国的列宁”,许多人背后都叫他“老头子”。本来具有浓郁的知识分子散漫气息的早期中共,演变为高度集权的列宁式政党。于是,李汉俊、陈望道、李达这些本来与陈独秀平起平坐、一起创党的观念人物,对陈的颐指气使和霸气作风渐生不满,他们与党的组织路线的分歧,便表现为对陈独秀“家长制”的不满。李达看不起陈独秀的理论素养,说他“不研究马列主义,只是文笔好,文章写得流利”,这是一个观念人物对行动人物的鄙视,但他最不满的是陈独秀的家长作风:“他的领袖欲很强,恶霸作风,动辄拍桌子骂人。”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回忆当年,依然愤愤不平。

   中共三大以后,中央领导结构发生变化,陈独秀的权力更加强化,许多重要决策未经会议讨论便由他一人决定,他重用俞秀松、张太雷、施存统这些年轻党员,而对同辈的李达、陈望道以及跨党的沈玄庐、邵力子等比较怠慢,于是便引起了这些老同志的强烈不满,纷纷提出退党。茅盾在奉组织之命去劝说的时候,陈望道很动感情地说:“你和我多年交情,你知道我的为人。我既然反对陈独秀的家长作风要退党,现在陈独秀的家长作风依然如故,我如何又取消退党呢?我信仰共产主义终身不变,愿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我的力量,我在党外为党效劳,也许比在党内更方便。”李汉俊、陈望道、李达这些与陈独秀共同创党的老同志之所以愤而退党,与陈独秀的霸道固然有关,但更深层的原因,这些观念人物对党的日趋布尔什维克化越来越不习惯,而列宁主义政党本身就是行动人物主宰的天下,长于思考、拙于行动、热衷宣传、不谙政治的书生们,绝对缺乏布尔什维克的气质,自然只有离开组织,成为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但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就不是纯粹的列宁主义者,因为列宁主义者需要的是职业革命家的素质:对主义与组织绝对忠诚,具有超强的意志力与卓越的行动力。而知识分子气质过于浓郁的观念人物们,显然与之格格不入,何况他们的思想里面,还残留不少“复调的马克思主义”色彩。

   另一位中共创党元老沈玄庐与上述书生气十足的知识分子不同,他与陈独秀具有同样的气质,都是行动极强之政治人物,对列宁主义政党也十分倾心,这让他最初见到陈独秀时一拍即合。然而,他只是浙江一方之地方领袖,长于实干,缺乏理论,在全国的声望与影响无法望陈独秀之项背。一个列宁主义的政党,只能有一个领袖,当陈独秀主宰了党内的领导权之后,年轻的党员们都紧跟在陈独秀身后,有强烈领袖欲的沈玄庐自然感到很失落,再加上对党内风气和跨党政策的不满,最后两次退党,终于与中共分道扬镳。

   到此为止,在中共内部“复调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与“一元的列宁主义”者们也发生了第三波分化。当一波又一波的非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被淘洗出去之后,中共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在列宁主义的道路上走得更深、更远,无论是主义还是组织,也越来越统一与净化,拥有了比国民党更强大的信仰力和组织。国共合作之后,共产党融入了国民党内部,以国民党的外壳发展共产党的队伍。虽然孙中山与国民党也倾慕布尔什维克,学习苏俄的建党方式,但国民党始终是一个主义多歧、组织松散的孟什维克式革命党,与中共的布尔什维克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虽然在1927年年轻的中共被国民党清党,受到严重的挫折,但最终谁笑到最后,已经被历史证明了。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原刊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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