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五四知识分子通向列宁主义之路(1919—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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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 (进入专栏)  
更多地体现为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话,那么,正如石川祯浩所说,在“陈独秀身上发生了一个奇妙的颠倒,即他正式研究马克思主义是在接受布尔什维克主义之后”。令人惊奇的是,在1919年底之前,陈独秀还只是一个法国式的民主主义者,为何短短一年,陈独秀的思想在柔性的社会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短暂地过渡了一下,就直奔刚性的、一元化的列宁主义而去?维经斯基直接的思想影响和参加由共产国际直接领导的革命局自然是重要因素,但最重要的,陈独秀与李大钊不同,是一个行动型的领袖。

   创党时期的这些大知识分子,显然分为两种不同的精神气质,第一种是观念人物,如李大钊、戴季陶、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施存统、张申府、茅盾等,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更多地是理论的偏好,而非实际的组党与政治行动。第二类是陈独秀、沈玄庐、蔡和森、张国焘等,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发生兴趣,不是那些形而上学的理论部分,而是政治的学说与革命策略。对他们而言,理论仅仅是实现行动的工具,于是,形成了中共早期“普列汉诺夫”与“列宁”两条不同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

   德里克说过:“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与注重形而上学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同,他们从布尔什维克主义中找到了一种能迅速转变为革命实践的行动世界观。”德里克这里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显然指的是作为主流派的陈独秀他们这些行动人物。而作为具有普列汉诺夫理论气质的观念人物,无论是李大钊,还是李汉俊、李达,他们更像滋润自己的日本社会主义者那样,具有十足的书生气和书斋气,因而对更具现实性格和行动色彩的列宁主义的兴趣,远远比不上对考茨基等这些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但是陈独秀完全不同,作为一个老革命党人,他对理论本身兴趣索然,理论对他而言只是行动的工具,他具有同时代人不拥有的思想嗅觉、趋势判断力,他的精神气质不是孟什维克,而是布尔什维克,因而跨越元马克思主义,拒绝社会民主主义,而直奔行动力更强的列宁主义,正是他内在的性格与气质所决定的,维经斯基是否出现,都是偶然因素而已。

   与李大钊的调和与包容不同,陈独秀具有极强的决断和独断性格,一旦认定了刚性的列宁主义,便再也容不得其他的“主义”,包括社会民主主义。在发表《谈政治》一文的同时,他在《对于时局的我见》另一文中,明确宣告:“吾党虽不像无政府党绝对否认政治的组织,而已决不屑学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利用资本阶级的政治机关和权力作政治活动。”过去他是一个19世纪的民主主义者,如今他决然隔断过去的“我”,认为“民主主义是什么?乃是资本阶级在从前拿他来打倒封建制度的武器,在现在拿他来欺骗世人把持政权底诡计”。陈独秀要到他的晚年,独居江津的时候,经历过各种政治的沧桑,他早年的那层19世纪民主主义的底色才重新翻了上来,对俄式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有了深切的反思,但这已经是不在本文研究范围中的后话了。

   1920年秋天以后的陈独秀,自信找到了新的信仰之后,焕发出强烈的宗教献身情怀,他在公开回应给张申府的信中说:“不但革命事业非以生命来换不可,在这种邪恶的社会里,要想处处事事拿出良心来说实话办实事,也都非有以生命来换的精神不可。吴稚晖先生也说过,罗素谓此时俄人列宁等行事有些宗教性,此话诚然不差;但无论什么事若不带点宗教性,恐怕都不能成功。”对于李大钊等观念人物来说,马克思主义是理性的产物,是科学的与反思的理论;但对陈独秀这些行动人物而言,列宁主义就是行动的指南,是不容怀疑的真理,是具有启示性的信仰,值得为此而献身与牺牲。

   在早期创党知识分子当中,最早接受列宁主义的、与陈独秀一样具有宗教情怀的,是在巴黎的新民学会成员蔡和森。1920年7月,巴黎的新民学会会员在蔡和森家里聚会,开了5天的会,讨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案。受到共产国际思想影响的蔡和森第一个站出来,主张走俄国的道路,组织共产党,通过激烈革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随后,他两次写长信给留在国内的毛泽东,以非常决断的口吻,说服国内的同仁建立共产党组织,“其方法在无产阶级专政,以政权来改建社会经济制度”,打破国会政府,建立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在1920年夏天,对列宁主义有如此深刻认识的,除了陈独秀,非蔡和森莫属,而且他比陈独秀对列宁主义的实质更有清晰的认知。

   蔡和森出身寒苦,从小性格坚定,有铁一样的意志,他讨厌中庸的儒家,崇拜兼爱天下、有摩顶放踵宗教精神的墨家。他有非凡的领袖才华,在新民学会内部当时毛蔡并存,蔡的思想在建党之初比毛还更成熟,并强烈影响了毛泽东,在众多的“主义”当中,最终认同了列宁主义。他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自称是“极端马克思派,极端主张惟物史观、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他深受五四时期功利主义思潮的影响,并将之推演到极致,相信革命的功利效果要高于道德的善恶,只要目的正确,手段可以在所不惜。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如此坦言:“弟尝慨世之君子,为种种的舆论律、道德律说束缚,只能为伪善,不能为伪恶……吾人若以一身之厉害及名誉计算,诚有不宜屈节者,若以全体之厉害计算,可以杀身成仁,况不可行伪恶以得权乎?”这种极端的功利主义与列宁在精神气质上非常接近,因此他对布尔什维克主义一见倾心。蔡和森在中共党内最早义无反顾地认同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绝非偶然,有其自身的思想逻辑和性格逻辑,在墨子的理想与精神的延长线上,与列宁主义产生了热烈的化学反应。

   如果说在创党时期的第一阶段,大部分中共知识分子还不像陈独秀、蔡和森那样,依然搞不清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不同流派,在社会党与共产党之间犹豫徘徊的话,那么,1920年11月党内刊物《共产党》的创刊和“作为收纳党员之标准”的《中国共产党宣言》的拟订,则标志着进入了第二阶段。由陈独秀起草的《共产党》月刊发刊词明确提出三点:第一,用革命的阶级斗争手段打倒国内和国际资本阶级;第二,跟着俄国共产党一同实验新的道路,其他什么民主政治、代议政治都是向老虎讨肉,是不可能的;第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劳动者的国家。正式认定接受列宁主义,走俄国布尔什维克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宣言》也重申了这些内容。这表明,得到共产国际直接扶植的中共核心成员开始接受刚性的列宁主义,拒斥社会民主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方案,下定决心走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激进道路。

   受到陈独秀和蔡和森深刻影响的毛泽东,也从最初对“复调的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各种“主义”的无所适从中摆脱出来,1921年1月毛泽东在收到前述蔡和森的信后,回信说:“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毛泽东赞成蔡和森的,乃是全盘接受列宁主义的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而对陈独秀为核心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旗帜鲜明”,也十分肯定,这让他不再在各种“主义”中徘徊,从此认定了俄国革命的道路。在长沙的新民学会年会上,国内的会员像巴黎的会员一样讨论“改造中国与世界”究竟选择什么“主义”作为共同的信仰,在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列宁主义、罗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这五种主义之中选择一个,最后相持不下,只能付诸表决,列宁主义最终获得毛泽东、何叔衡等多数人赞成,这些认定了列宁主义的知识分子成为了湖南最早的一批共产主义者。

   不过,即使到了第二阶段,在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当中,依然有许多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和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刚性的列宁主义与柔性的“复调的马克思主义”不同,其所依靠的一是“信仰力”,二是“组织力”,作为一个布尔什维克政党,一定要通过不断的思想斗争和组织斗争,纯洁革命队伍中的信仰,净化队伍中的成员,形成统一的意识形态与严密的组织纪律。由于中国缺乏工人阶级和市民社会,陈独秀原先所担心的修正派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并没有社会基础,于是,最终皈依了列宁主义的中共,必须与统一战线中的革命同路人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展开论战。只有通过思想的辩论,一元化的列宁主义才能在党内获得自我确认,占领意识形态的主宰性地位。

   与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论战从1920年底开始打响,这个时间节点并非偶然,恰恰在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断然认同列宁主义、与其他“主义”划清界限的时候。论战在外部与内部两个战场同时展开,首先,外部是与张东荪、梁启超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本来在年初的时候,陈独秀刚刚到上海的时候,与张东荪等社会主义者还有一段不长的蜜月时期,基尔特社会主义也在充满乌托邦幻想的青年那里很有市场。但是罗素访华以后,发现中国实在太落后,连实现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条件也不具备,遂建议中国先发展失业、兴办教育。张东荪、梁启超也追随罗素后退一步,认为在中国社会主义应该缓行。于是,李达、陈望道等与张东荪、梁启超打了一场捍卫社会主义道路的保卫战。

   李达说:社会主义运动当中,存在三种手段:议会主义、劳动运动和直接运动。其中,最值得中国学习的,就是俄国革命式的劳农主义直接运动。李达的立场多少还是“复调的马克思主义”的,但列宁主义立场最为坚定的陈独秀与李达不同,他的思想核心不在于守护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而是认定唯有布尔什维克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因此他不仅横扫各种社会主义,而且也将矛头对准了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修正派社会民主主义。他说“只有俄国底共产党在名义上,在实质上,都真是马格斯主义,而德国底社会民主党不但忘记了马格斯底学说,并且明明白白反对马格斯,表面上却挂着马格斯派的招牌”。“中国若是采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国家社会主义,不过多多加给腐败贪污的官僚政客以作恶的机会罢了”。由此可以看到,这场外部的大论战,真正的核心不在于要不要社会主义,而是是否与马克思主义内部的社会民主主义划清界限,向共产国际看齐,认同一元化的列宁主义。

   几乎与此同时,在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内部,还有一场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无论在俄国革命当中,还是在中共创党的第一阶段,人数众多、势力浩大的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最初都是革命的坚定盟友,因为这两种主义有着共同的敌人和共同的理想目标,然而,到了中共将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行动纲领和建党原则以后,与无政府主义者便无法在一条战壕里面联合作战了。陈独秀的《谈政治》一文首先挑明了与无政府主义的分歧,随着《共产党》的创刊和《中国共产党宣言》的确定,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便公开化和表面化。分歧的核心,在于两个:第一,在革命运动中,是个人自由至上,还是实现无产阶级的专政?第二,在革命党内,是有个人的行动自由,还是要有严密的组织纪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主要是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对立,但在中共早期组织内部,取代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对立的,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主张“无政府主义的社会,是自由组织的,人人都可以自由加入,自由退出”。陈独秀反驳说:“有史以来革命成功的,无一不是少数人压服了多数人”,俄国十月革命就是少数人的运动,“因为抵抗便需要强力,便会发生多数压服少数,甚至于少数压服多数的事”。

陈独秀此时通过日本的共产主义小组施存统、周佛海的翻译,已经阅读了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了解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在新文化运动的早期,作为启蒙的领袖,他大声疾呼“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个性解放,到了1921年,为了整体的民族解放,他从个人的立场转向阶级的立场,将希望寄托于劳工阶级的专政。他明白中国的国民性,众多民众依然是愚昧的,而觉悟的阶级永远是少数,因此革命的领导权不能诉诸于无政府主义式的民主,必须集中于列宁式的先锋队政党。列宁主义与元马克思主义的最大区别之一在于,列宁将无产阶级专政发展为党的专政,在一个产业落后、劳工阶级尚未产生阶级觉悟的俄国,由少数布尔什维克党人代表无产阶级实行党的专政。在巴黎的张申府写信给陈独秀说:“今日的共产主义者大都晓得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无产阶级全体的专政,只是少数先锋少数前驱的专政,只是少数有充分阶级自觉的无产者的专政。”这个“少数先锋少数前驱的专政”,就是列宁式党的专政。张申府意识到列宁式的“无产阶级专政”与中国式的“开明专制”是同一个意思,(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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